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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90后在脑中植入机器,打开后,抑郁症就好了……

作者:一条发布时间:2023-08-20

原标题:南通90后在脑中植入机器,打开后,抑郁症就好了……

从元宇宙、数字人的概念大火,

到近年ChatGPT等技术走红,

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电子眼、DIY生物黑客、AI医生……

我们逐渐进入一个人和机器融合发展的时代,

有人在体内植入芯片成为“赛博格”,

有人发明可以“自助安乐死”的设备,

有90后在脑内装进一个装置,

只需要打开开关,

抑郁症就好了。

人机共生当前发展到什么程度?

人与机器到底应该如何相处?

2023年6月,安乐死舱(sarco)正在做最后测试(右一为设计者之一Philip Nitschke博士)

一条对话了“半机械人”哈利·帕克,

“脑机接口”使用者吴晓天,

安乐死舱设计者之一菲利普·尼奇克,

和他们聊了聊,人借助机器如何更好地存活,

人机共生是否会成为未来社会主流。

编 辑:张雅兰、刘亚萌、秦楚

责编:倪楚娇

今年5月底,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宣布已获得批准,将脑机接口技术用于人体实验,“人机结合”商业化的时代,已然降临。

哈利·帕克在安装他的义肢

其中的仿生膝盖重1.7kg,售价约7万英镑

摄影:Steven Pocock

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侵入性改造,有上万人在体内植入芯片成为“初级赛博格”,用以乘坐火车、开门解锁和支付账单,其中“半机械人”哈利·帕克,他使用高科技义肢已经生活了15年。

大约15年前,20岁出头的哈利·帕克在战场服役时,踩到一枚简易爆炸装置,就此失去了双腿。经过艰难的复健后,他获得了当时最先进的义肢,内含一款智能仿生膝盖,中间的微处理器芯片能凭借算法对周遭环境做出反应。

同时附带蓝牙功能,可以连接到手机上的app程序,更改不同的行动模式,戴上后可以骑车、快走、打高尔夫,甚至扛着孩子走路也完全不在话下。纵然有这样高科技的义肢,很长一段时间,哈利·帕克还是会因为自己的残疾感到羞愧和自卑。

左:哈利·帕克的刀锋义肢(摄影:Natasha Pszenicki)

右:2019年,他为英国女王介绍自己的画作

他曾路遇小学生提问:“你是赛博格吗?”哈利·帕克刚开始有点懵,然后笑了笑回答:“不,我是半机器人(Half-robot)。”

他碰到过一些残疾人,自豪地介绍自己是“赛博格”,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在使用神经系统控制的义肢,拥有强力灵敏的机械手,甚至有四肢瘫痪的人能用大脑去控制机械臂为自己抓取食物。

仿生人艺术家Viktoria Modesta展示义肢造型

图源:Beautiful Bizarre

另外,很多身体健全的新新人类,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机械改造。

于是哈利·帕克去探访了最前沿的实践者——电子眼、DIY生物黑客、AI医生、脑机接口、在义肢里“放入闪电”作为装饰的艺术家、“超人类主义宣言”;他前往德国观看半机械人运动会(Cybathlon),包括外骨骼赛、义腿赛、义臂赛、脑-机接口赛、动力轮椅赛和功能性电刺激自行车赛。

凯文·沃威克用手臂神经控制机械手

他还拜访了英国雷丁大学的教授——世界上第一代赛博格人凯文·沃威克(Kevin Warwick),他从20多年前就开始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1998年,他在自己前臂植入了一枚RFID芯片(RFID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用于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数据),当他走过雷丁大学控制系的房间时,门、电灯、取暖器和计算机都自动为他开启。

左:凯文·沃威克给自己的手臂做植入芯片手术

右:凯文·沃威克与妻子进行神经链接

之后,他通过手术在左臂正中神经(median nerve)植入了“脑门”脑机接口(BrainGate BCI)电极阵列,并与一台计算机连接,以此能够控制一台电动轮椅,并让一只机械手开开合合。这个“脑门”实验,正是日后诸多脑机接口项目的前身。

他还将自己的“脑门”连接到妻子的神经系统,让自己的运动神经信号传到了她的大脑,达到了一场“纯电子沟通”。其中最为微妙的一点,是当时夫妻二人婚姻面临崩溃,但就在这一次神经连接后,两人变得无比亲密,挽救了婚姻。

用体内芯片解开门锁

在凯文·沃威克进行赛博格实验的20多年后,“身体黑客”(Bodyhacking)成为一股潜流,这群人通过使用普通人买得起的现成工具,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而在体内植入芯片,是这个社群里较为温和的一项改造。

“身体黑客”社群活动如火如荼,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元件很容易在网上买到。

米粒大小的芯片植入虎口处

在瑞典,已经至少有8000人给自己的身体植入了不同的RFID芯片,成为初级阶段的“赛博格人”。这些芯片往往米粒大小,经由一根大型针管注入手掌虎口、手臂等皮下组织,全程几乎没有痛感,2个小时即可完成,而且只需要花费大约1300元(180美元)。

芯片中存有数据和信息,当你乘坐火车、刷信用卡、解锁家门、启动打印机时,用手扫一扫就可以了。疫情期间,还有公司推出“疫苗护照”功能,用手机贴近皮肤,就会显示你的疫苗记录信息。

有的科技爱好者直接将特斯拉的钥匙植入体内。在很多国家,这种植入过程甚至都不用进医院,购买相关设备后,在家就可以操作。

“电子眼”赛博格人,内尔·哈比森

内尔·哈比森在用“电子眼”欣赏一朵花的颜色

摄影师:Laars Norgaard

还有一些人会利用这类技术,拓展本不属于人类的感官。

内尔·哈比森(Neil Harbisson)是“赛博格”世界里的名人。他天生色盲,只能看见黑白两色,但是现有的医疗手段并不能对此进行改善。

于是他在大学期间自己动手开发了一种“眼博格”的装置,在头骨内植入了一种感应元件,外面伸出一条天线,将侦测到的颜色波长转变成震动频率,让他能从头骨中“感受和听见”颜色。

电子眼工作示意图

穆恩·里巴斯在双脚植入元件,能实时感知地球发生的地震活动,她根据感知到的地球运动,进行舞蹈

改造后,内尔·哈比森不仅能感受到普通的颜色,还能感受到正常人看不到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他也成为第一个获得政府正式承认的赛博格。

穆恩·里巴斯(Moon Ribas)是内尔·哈比森的好友,她的身体没有任何缺陷,为了成为赛博格,她在双脚植入了一种可连接到在线地震仪的装置,能实时感知地球发生的地震活动。

“脑机接口”令人联想到“黑客帝国”世界

人机合成是真的势不可挡吗?

哈利·帕克也曾经就这个问题跟朋友产生争论,当时两人聊到埃隆·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所做的项目:将带有数千个电极的超薄神经束,植入颅骨。该项目初期目标是让瘫痪患者重新行动,但是马斯克提出,未来可以通过增强这项技术达到“人和人工智能的共生”。

在脑中植入设备,可能会涉及到隐私泄露、技术奴役人类等问题,想起来令人惊惧,可是一旦它开始商品化,就是势不可挡,就像30多年前人们害怕手机信号穿入人体,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这个了。

2020年8月,马斯克展示Neuralink的手术机器人

这种“改造”的趋势也哈利·帕克本人身上发生。他目前使用的还是智能“套筒”义肢,体内并没有植入机械元件,但是他也对神经控制的义腿十分着迷。这需要进行一次骨整合手术,由一根钛制的金属棍将皮肤戳开,然后再接入外部机械设备。

因为手术有风险,哈利·帕克还在犹豫,“再过几年,如果我的身体因多年磨损而恶化,或许骨整合会成为我的选择之一。”

2019年日本一家公司购买了简易外骨骼设备

协助70岁以上的劳动者工作

摄影:Daigo Orihara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范围内,每100人中约有15人残疾,每100人中有2至4人严重残疾;每年有50万人脊柱受损,轮椅用户多达6500万;在接下来的30年里,8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差不多会翻两番,达到3.95亿。人们会因为事故、癌症、年龄增长等各种原因而变得衰弱,对机器改善肉体的渴望会越来越旺盛。

“想象一下,当你80或90岁的时候,你可以穿上外骨骼去购物、 照顾孙辈、并接他们回家,这些技术会帮我们维持与社会的联系,保持长久的活力,以及更加幸福。”

2020年底,上海瑞金医院成立“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小组。手术是在人的体内装入一个“脑起搏器”,由它控制装在大脑中的两条电极,当患者打开“体外开关”,就能瞬间开心起来,一开一关,就是“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国内尚属第一次。目前已有26位患者参与,抑郁状况平均改善60%,吴晓天就是参与其中的抑郁症患者之一。

现在的吴晓天已经基本克服了抑郁症的影响

他今年31岁,已经患抑郁症16年。抑郁症常常让他大脑空白,连“你好”这样简单的问候语都卡在喉咙里。最严重的时候,他一整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外部世界像是真空的,和我没有关系。”

做完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的手术后,吴晓天觉得自己“换了个人”。开机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终于刑满释放了”。现在的他喜欢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也能很快和陌生人攀谈起来。

他的右胸腔内埋着一个神经调控装置,也叫“脑起搏器”。它连接着两条电极,从胸前的装置延伸到耳后,再从后脑延伸到大脑前侧,穿过大脑前端的神经核团。电流刺激神经,抑郁症状随之消失。

设备植入体内后的模拟图:两条电极穿过大脑前侧的神经核团,连接到神经调控装置(脑起搏器),固定在胸部右侧。与外部设备关联,就能远程调控参数

开机关机,意味着两种极端的感受和状态。“开机,就会感觉从悬崖边被拉到天上,心气会突然提上来,关机,灵魂就突然被抽走……”他总结,“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吴晓天和抑郁症的对抗,也是一场漫长艰辛的苦役。他小时候跟随父母去了苏州,上学时,他是同学嘴里的“外乡人”,后来他去上技校,也常和大家格格不入。

他状态越来越差,正常的社交学习全都无法进行。吴晓天以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频繁去医院检,但是全身体检也查不出什么。

2014年,吴晓天试图自杀。被发现后,父亲带他来上海看病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得了抑郁症。他也用尽一切方法“解救自己”:吃各种保健品,用针灸,去练气功,吃遍了市面上的抑郁症药物,甚至去做了电击治疗。

“我的求生欲一直很强,我就是有一个执念,不想就这样沉沦下去。但没想到,这个病一直跟着我,从3个月变成1年,从1年变3年,现在算算,已经是第16年。我当时断绝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只对一件事好奇: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

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最后都辗转找到孙伯民,他们的心愿很简单,也很相似:成为一个正常人,不再失眠,可以工作。

孙伯民,瑞金医院“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临床研究负责人

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孙伯民是“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 临床研究负责人。2021年,他推动这项临床研究进入轨道。

“人的大脑中,神经聚集,形成神经核团。有些神经核团控制人的运动功能,有些管理情绪。所以我们想,植入脑起搏器后,电极刺激和情绪相关的神经核团,或许就能够改善抑郁症。用具有脑机接口功能的脑起搏器,多靶点联合刺激治疗抑郁症,这是世界首次。”

孙伯民也经历过抑郁。以前下了班去地库取车,他会一路哼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患有轻度抑郁后,他连唱歌的心思都没了

孙伯民也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患抑郁症,“医学界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是否得抑郁症,可能取决于一个人生物学的基础。你抑郁,低落,那么你大脑中某个区域,它的代谢、脑电活动可能产生了变化。”

正在给患者做手术的孙伯民(左一)

为了符合伦理要求,目前只有像吴晓天这样患有“难治性抑郁症”的患者才能加入临床研究。

研究刚开始时,孙伯民也难免舆论争议与责难。“抑郁症还需要手术吗?”“脑机接口控制人的感受情绪”......大家觉得很恐怖,也觉得这件事是异想天开。

“瑞金医院伦理委员很重视这项临床研究,所以也很谨慎。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反复论证研究,最后才得以通过。”

入组参与临床研究的病人,要符合一系列标准:首先要通过抑郁症量表和医生的面诊,确定患者的确患有抑郁症,此外还要有一定量的治疗,比如吃了哪些药,达到多长时间,还要看年纪,不能有相关疾病,并且需要家里人有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部分测试内容

抑郁症有“早上重,晚上轻”的特点,所以需要不断设定和调整脑起搏器的参数,找到适合病人的刺激模式。

“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会在大脑里植入两条电极,每条电极上8个触点,一共16个。通过调整电压、电流等参数,触点就会对大脑神经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让病人有不同的感觉。

每个人对电流刺激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吴晓天就对电流的刺激格外敏感。他清楚记得开机的那一瞬间,不自觉掉了眼泪,心里翻涌着一种没由来的感动。

每一次调整参数,感觉都不同。除了快乐、愉悦,还有更具体的感觉。比如,在调整到某个参数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做完脑机接口手术后的患者,正在做脑部测试

通过一个APP可以无线调控脑起搏器的参数,从而控制人的情绪

为了能快点快乐起来,所有人都想快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参数,甚至会调得相对较高。较高的参数可能会让病人产生“轻躁狂”的状态,让人思维敏捷、有活力、很舒服。但因为抑郁症的反复性,他们担心快乐的周期会越来越短,自己会产生耐受性。

因此,理性调整参数很重要,这个权利,基本都在医生手里。在开机3、4天后,吴晓天发现平静和愉悦的感觉开始慢慢减缓,抑郁的感觉似乎在逼近。

医院会帮吴晓天远程操作,切换参数。每次换完,他都会感觉会好一些,但是过一段时间,感觉又不那么明显。3个月后,吴晓天向孙伯民主任提出,或许可以让他自己来调控程序组。

脑机接口调控的APP界面,每一个程序即代表不同的参数设置,程序一为“休息模式”,程序二为“工作模式”

顺时针依次为:脑起搏器的远程调控器,充电器和充电插座。每次出远门,吴晓天都要带好一套设备

吴晓天的手机上装上了一个APP,上面一共有工作、休息和休闲几种模式。工作模式下,他就是正常状态,休息模式下,他就立刻回到抑郁状态。休闲模式的刺激强度居中。每次切换模式,电极就会刺激一个新靶点,这样就不会产生耐受性。

经过尝试,吴晓天基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到了晚上12点,切换到休息模式,早晨起来,切回工作模式。他通过这种方式,相对自由地切割和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吴晓天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

如今,吴晓天经营着一家民宿,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想去街头卖艺唱歌,想做一个歌手,梦想开一个音乐酒吧,去研究AI……“如果没有做这个手术,我大概已经活不下去。我只想把我失去的16年拿回来。现在,就是重启人生。”

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安乐死舱(Sarco),很多人都在好奇围观

今年在瑞士,一款能让人“自助安乐死”的设备引发媒体和公众激烈讨论。它形似小型太空舱,能搬到任何地方,人躺进去关上舱门,回答一系列评估问题,按下按钮,氧气就会在30秒内骤降为0,无需他人协助,5分钟内无痛死去。

未来这个设备还可实现3D打印,只要一个软件,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它“造”出来。它的设计者之一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出生于澳大利亚,如今75岁。他被外媒称为“死亡博士”,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合法协助他人安乐死的医生。

Philip Nitschke博士

实现安乐死合法的地方依然不多,只有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安乐死设置的条件很多,比如人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自愿请求安乐死,而且要经过医生多次评估确认。

安乐死的程序一直很繁琐。早期安乐死也都是用药物注射的方式,但大多数药物很难获得。即使找到了,普通人也很难将针头插入静脉。

1997年,菲利普·尼奇克创办了协助安乐死的公益机构。“这些年我设计了很多安乐死的方式,发明过自动注射药物的设备、降低细胞含氧量的药物,使用氮气等等。安乐死舱就是一步步发展演变来的。”

2019年,Philip Nitschke博士和参观者

2017年,菲利普·尼奇克完成了安乐死舱的设计,2023年6月开始做最后测试。

现在,安乐死舱只在瑞士开启小范围测试。自2010年以来,每年大概有1000多个外国人去瑞士进行安乐死,而且瑞士有一条独特的法律,即使这个人没生病,协助对方安乐死也不算犯罪。

除了伦理和法律问题外,安乐死舱还要考虑很多其它因素。比如,要确保舱内的气体水平下降得足够快,缩短人陷入昏迷的时间。而且要检测舱内的温度,因为气体是比较冷的,在里面待太久会不舒适。

安乐死舱使用前,需要对使用者进行测试,反复确定使用者的头脑是否清醒,以及他的真实意志。目前会设置3个问题:你是谁?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按下按钮会发生什么吗?所有的回答都会被录音,确保人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同时会请瑞士的精神病医生对使用者的心智能力进行评估。

瑞士法律规定,协助任何人安乐死,都要问这3个问题。整个过程会被录制下来。安乐死结束后,相关机构会来检查尸体,并且查看录像。

安乐死舱还有语音控制系统,以便身体不能自主的病人使用。他们可以通过语音激活系统完成安乐死。

1997 年,Philip Nitschke 在澳大利亚北部库拉林加的办公室。图片来源:Rohan Sullivan/美联社

菲利普·尼奇克生于教师家庭,1972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因为身体不好,将近40岁才开始学医,毕业后成了一名医生。在医院工作时,他亲眼见到很多生命垂危却对此无能为力的人。

1997年,菲利普·尼奇克帮助了一个前列腺癌晚期的病人实现安乐死。“每次去病房看他,都能感受到那眼神里的无助。治疗不曾间断,各种管子、仪器支撑着他的生命,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安乐死。”

为了执行此次安乐死,菲利普·尼奇克至少要得到其他4个医生的支持。争取了几个月,被拒绝了多次后,他得到了4个医生的签名。

电影《深海长眠》,讲述一个全身瘫痪的人,在26年时间里,一直争取安乐死却始终无法获准的故事

执行安乐死当天,菲利普·尼奇克将选择死亡的决定权交给了这个病人。“虽然我可以直接用助推器把药推进他的静脉。但我还是希望病人能决定自己的死亡,就用了我设计的那个装置。”

“机器一端连接着电脑,电脑上会显示:如果你按下这个按钮,你就会死。他和妻子告别,然后按下按钮。”

就这样,菲利普·尼奇克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协助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之后的两年里,他在澳大利亚用这台设备帮助4个人完成了安乐死。现在这个设备收藏在伦敦的英国科学博物馆。

1996 年,Philip Nitschke 和他的安乐死输送系统: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装有注射器的盒子,该注射器通过静脉导管连接到患者并由压缩空气驱动。图片来源:美联社

关于死亡的决定权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出台了第一部安乐死合法的法律,仅持续了8个月,1997年3月又被推翻了。菲利普·尼奇克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2000年,他在澳大利亚珀斯主持关于安乐死的会议,遇到一个向他寻求安乐死帮助的大学教授。“我问她得了什么病,她说自己很健康,但再过4年,她就80岁了,她觉得80岁就应该寿终正寝。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觉得她肯定是得了绝症。”

后来菲利普·尼奇克每次去珀斯,这位大学教授都会找他问一些关于安乐死药品的问题。“她觉得,我作为医生,一直在按自己的标准做选择,判断谁可以选择安乐死,谁不行。我当时很震惊,这和当时大家对安乐死的认知都不一样。”

这个大学教授最后在她80岁的时候结束了生命,这件事不仅在澳大利亚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更让菲利普·尼奇克重新思考,“一个人身体健康但也想安乐死,为什么就不行呢?”

2021年,中国《人口学刊》发布了一项关于“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有55.2%的人赞成安乐死,有44.8%的人不赞同或保持中立,其中明确反对占7.1%

关于安乐死的争议持续不断。困境和阻力主要来源于患者、家属、医生和社会。

普遍观点是,安乐死可能被人利用,人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病人的家人一方面不舍得亲人离世,另一方面,也可能无法承担繁重的照护压力。

医生群体觉得,他们有“救死扶伤”的义务,社会观念上,安乐死合法化也意味着自杀的合法化,在很多文化里,这都是很负面的。安乐死问题始终要面对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拷问。

“围绕安乐死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政府或者医生都觉得他们可以帮助别人实现安乐死,这就是正义的。但一旦决定权在别人自己手里,他们就觉得不对劲了。”

电影《死亡医生》剧照,电影讲述了一个帮助绝症病人安乐死的医生。他面临巨大压力但始终坚信,医生的职责不仅要最大程度救助病人,也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对死的渴望

2015年,菲利普·尼奇克公开烧毁了医生执照,放弃医生的身份去了荷兰。荷兰是第一个真正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2019年,他回到澳大利亚,在很多大城市举行安乐死相关的论坛。参加论坛的很多人是70岁以上的,他们想安乐死的理由有很多:有些人觉得身体衰老了,生活变得困难;有些人觉得现在挺快乐,生命停止这个节点足矣;也有些人想自己选个好日子离开。

“事实上,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人们会越来越长寿,但很多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很低,他们也面临着想安乐死却无法实现的困境。”

Philip受邀参加TED演讲,分享他对于安乐死的观念

这两年,菲利普·尼奇克还发现一个问题,安乐死的“痴呆困境”。人经受的身体折磨是能被看到的,但还有很多人在遭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精神分裂、躁郁症等等,他们或许也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生命。

现在菲利普·尼奇克和团队正在设计一个可植入身体的死亡开关。比如有些老年人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可以在他们清醒的时候设置一个时间。比如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后某个时间死亡。

Philip坚持开展关于安乐死的论坛和讲座

philip和David Goodall,当时David选择前往瑞士安乐死,Philip一路陪同,当时引起国外各大媒体的热议和关注

“如果到了那个时间,他们确实失去了意识,体内的开关会自动开启,结束他们的生命,当然,如果他们那时候还是清醒的,可以随时决定取消这个开关。”

在全世界,安乐死合法化正在缓慢推进。“我一直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样态,决定离开世界的那天在哪里,和谁在一起。那可以成为一个浪漫的仪式,我们可以笑着说再见。”

吴晓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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