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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前歌手刘文正因心肌梗塞去世?谁还记得他们?

作者:南都观察家发布时间:2023-02-17

马玉(撰稿人)

全文32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

2月15日下午,不少坐在办公桌前、担忧着房贷车贷自己会被chatGPT取代的中年人刷到这么一条消息:70岁的前歌手、明星刘文正于2022年11月因心肌梗塞去世。

在一个连吵架事件都能在一个小时内传遍全球的时代,一位名人,哪怕是“前”名人,去世后4个月才为人所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类似的可能只有同时代的同为那个年代象征的凤飞飞。

一个评论说,刘文正和原节子、嘉宝很像,退出后谁也不给看(至少是公众)自己年老的样子,就像一把火,大火之后迅速成为灰烬,再不留恋。

毕竟,那个《冬天里的一把火》(由与刘文正齐名的高凌风首唱)的年代,终究是过去了。

网络时代的反应很快,各大新闻网站和自媒体迅速整理出刘文正的经历,他的几首代表作《三月里的小雨》《兰花草》等的播放量和评论直线上升。虽然也有人指出,《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原唱分别为叶佳修和潘安邦,这并不影响人们怀旧的情绪。

然而16日,消息“反转”,公布消息的经纪人改口否认,称刘“尚在人间,但一心要永不见人,故要求放出逝世的消息”。消息一出,广大哀悼的人们哭笑不得。

其实类似的“假传逝世”消息并不新鲜,也不只发生在刘文正身上。尤其是这样已经退出公共场域的前公众人物,隔三差五,总有消息传出来,撩拨人们早已静默的神经。

严格来说,他们在公共场域已经“死亡”,对公众来说,他们的存在已经不再具有意义。说得残酷一点,这样前公众人物去世的事件,或真或假,最大的价值,就是让人们重新想起那个时代,如戈达尔让人想起新浪潮、郑榕让人想起《茶馆》,何平让人想起《双镇镇刀客》和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电影,顾嘉辉让人想起80,90年代的港乐。

刘文正的背后,是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歌运动和文化蓬勃发展时代,对大陆的听众来说,更是代表了告别斗争年代,回到“人”的美好生活,开眼看世界的日子。

1975年,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作品发表会,开启台湾地区校园民歌的序幕,而同一年,根据“民歌大事纪”,“国语流行歌曲被指为靡靡之音,成为众所批评的焦点……新闻局禁唱《我恨你恨到底》等91首歌”,但同时“卫生单位购入2台保险套自动贩卖机,1元硬币可以买到3个”。

这是变化的前夜。

1976年,台湾地区教育厅将陆海军军歌列入音乐课程,普遍教唱,近1000名演艺人员签署生活自律公约,一位歌手在高雄登台擅改黄色歌词被拘留7天。也正是在同年,陶晓清以电台广播人的身份,联合了广播界与文艺界人士,召开“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包含了胡德夫、杨弦、杨祖珺、吴楚楚等民歌运动健将。陶晓清此后被誉为“ 民歌之母”,而她的儿子,作家马世芳也常常以此自嘲“那我就是民歌本人了”。

1977年,最早提出“中国人唱我们自己的歌”的李双泽,在淡水海滨因救人,像另一位音乐家聂耳一样不幸溺亡。但他的精神传承了下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歌,《再别康桥》《好了歌》《牛背上的小孩》开始涌现,接下来几年更是蓬勃发展的时期。民歌运动早期,有模仿英美作品者如类似Blowing in the Wind的《江湖上》,将现成的诗作谱曲的如《乡愁四韵》(原作余光中)、《歌》(原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由徐志摩译成中文)、《错误》(原作郑愁予)和后期的《出塞曲》(原作席慕蓉),小清新的生活小品如《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捉泥鳅》,也有很多融入家国情怀的创作如《归人沙城》《归去来兮》(值得玩味的是,歌唱者李建复也好,施孝荣也好,当时都不曾目睹过明媚的江南,更不曾在黄河边阴山下策马长城)。此中集大成者,当然是1978年的《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诞生于一个特别年代的特别事件节点。神奇的是,这样一支感伤时世的热血之作被那个感伤的对象要求删改,直到2005年,原唱李建复和作者侯德健才在民歌三十年演唱会上唱出原来的歌词。而这三十年里,歌曲被两岸不约而同地用作民族构建的象征,从侯德健到王力宏,代代传唱。

正是在这一年,陶晓清主持的《热门音乐》节目开始有国语歌曲排行榜。教育部门通函,中学生发式放宽,男生以3公分为度,女生可齐后颈发根。

在海峡对岸,社会也在松动。年轻人开始从没有包装的转录卡带中听到王洁实、谢莉斯(逝世于2023年1月13日)翻唱的《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和本土类似风格的《校园的早晨》,以油印或手抄的方式传唱歌词,以及成方圆翻唱的《童年》,沈小岑的英文歌曲,再往后,则是渡海而来的侯德健的《新鞋子旧鞋子》和程琳。这时候,距离崔健吼出《一无所有》已经只有两年了。

1985年,威猛(Wham!)乐队来华演出,这是1949年后第一支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流行乐队,《时代周刊》这样记录:

“大部分听众,从青年人到高官,都面无表情地看着,5个多小时的表演中,仿佛在硬座位上生了根。更多听众拍着膝盖,或者文雅地摆动着头。在听过威猛(Wham!)乐队的打击乐之后,一个年轻的音乐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所有这些都真的让人疯狂。’但4000多名现场的国外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大多没有这样的自制力。他们吹着口哨,欢呼喝彩甚至在过道里跳起了舞。一些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惊慌失措的绿制服警察一直试图把他们推回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动了武。”(《中国北京摇滚》,1985年4月22日)

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国门已经打开,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现代与前现代,一切都在表面上的一片混乱中摸索,一切皆有可能。

另一侧的社会在急速现代化,农村人大量进城,“四小龙”工业化迅猛发展,很快“水污染防治所抽查全省35条河川,其中13条河流严重污染”(“民歌大事纪”),农村空心化,叹息“城市不是我的家”成为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如侯孝贤《风柜来的人》,罗大佑《鹿港小镇》,郑智化《老幺的故事》,陈升《细汉仔》。“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现象七十二变》)。1985年,“馊水油”及“毒玉米”事件爆发,龙应台在《幼稚园大学》中质问,我们的教育,到底在培养什么人?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还是大个的幼稚园儿童(今天我们有个词叫“巨婴”)?

这个纪年体还可以写下去……两岸的飞速经济和社会发展,87年解严、探亲、握手、交流、台商投资……

而当年的这代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是理想主义的代表,渐渐投入了生活。理想主义通常只能存在于没有负担的年轻人身上,当年轻人进入社会,需要面对更多实际问题时,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他们了。这也不一定是令人哀伤的,许多人有了新目标,做出了新成绩,吴楚楚成为飞碟唱片公司的老板,胡德夫为原住民奔走呐喊,这些也许还是和当年的他们有相关性,但李建复成为雅虎的高管,就不是很多人能想到的了。

纵然如此,年轻时的火焰藏在心底,有合适的时机,仍然会重新燃烧起来。

2005年的“民歌三十年”给了这群中年人重聚的机会,演唱会一开始,当年模仿鲍勃·迪伦弹吉他吹口琴的杨弦献上了《岁月》,“每天一早便开车加入上班族长长蜿蜒的车队……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计划,经历希望欲望健忘和淡忘,数着岁月、数着白发,数着青春、岁月的流逝……”他们“称名忆旧容”,唱着当年的歌曲,怀念前一年去世的梁弘志,颤颤巍巍的李泰祥看着他们微笑……

那一年的大陆,刚刚入世不久,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人们期待着三年后的奥运,新生的互联网帮助人们看到世界的其他地方,“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那一年,豆瓣诞生,不少爱好文艺的人们从这里了解了很多历史,包括对岸的民歌运动。

10年后的2015年,“民歌四十年”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开展,在车站等人流量巨大的地方快闪。2016年在深圳的演唱会,除了老一代的怀旧,也邀请了新生代如陈绮贞、韦礼安,两岸的融合,民歌精神的传承,像是呼之欲出。

2019年8月1日起,大陆47个城市赴台湾地区自由行的G签暂停。

豆瓣《民歌40》的条目里,排行第一的热评,第一句是一个《民歌40》专辑的歌单链接。一个虾米链接。

转瞬又是近10年过去,当音乐的媒体从卡带变为CD、MP3到流媒体APP,当社会的流行词从“未来””理想““发展”变成“佛系”“躺平”“摆烂”,当年的年轻人已经跨过中年,开始步入老年。在每天堵车的汽笛中,键盘的滴嗒中,柴米油盐的平凡中,告别着自己年轻时的一位又一位偶像。

只是在告别的年代里,会不时有那么一刻,回想起“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题图来自电影《风柜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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