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文晔
7月4日,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向全球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这是在AI的第三次浪潮中,对未来的预言。今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如此重要的地位,“863”计划功不可没。
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起步晚,足足比世界晚了一个周期,错过了第一次浪潮。直到1986年,在863计划中下设了代号为306的智能计算机主题后,才开始奋起直追。20世纪90年代,国际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低谷,“863-306”主题通过持续投入,在高性能计算机、智能接口、智能应用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也成为曙光、科大讯飞、拓尔思、汉王、中科星图、寒武纪等一大批高技术公司的源头。
更重要的是,“863-306”是人才的大熔炉,当年参与项目的年轻人,很多成了今天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
倡导“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从左至右: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
1990年5月,宋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智能计算机战略研讨会中外专家。
中国科学院智能中心设备简陋的小白楼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在小白楼和科技人员交流
1994年1月宋健和朱丽兰视察智能中心,中间是汪成为,最右边是白硕(智能中心理论组负责人,人工智能专家)。
“863-306”第三届专家组合影,前排左起:李国杰(副组长)、汪成为(组长)、吴泉源、李卫华(因车祸去世)。后排左起:王鼎兴、李未(副组长)、孙钟秀(因病去世)、高文。
2018年,工作人员在科技大会上展示“龙芯3号”。IC photo 供图
西部(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机房是《流浪地球》中量子计算机的原形。该中心是“东数西算”工程成渝枢纽节点示范项目,由中科曙光承建。 IC photo 供图
2023年10月24日,科大讯飞发布了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V3.0。 IC photo 供图
863计划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关村科技城逐渐恢复了生机,中国科学院院士们也从设施陈旧的“特楼”(新中国成立初期,用于引进归国科学家的家属楼)纷纷搬进了新建的大塔楼。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敲开了光学家王大珩家的门。这两位都是“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他们的谈话,翻开了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之不理。”登门到访的陈芳允忧心忡忡,显然已被这个问题困扰多年。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连印度、韩国都在跟进,而中国科学界,却令人不安地保持着沉默。
陈芳允登门前,刚参加了一个军工会议,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当时经济实力薄弱,在科技发展方面应采取“拿来主义”,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
“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说到这里,两位老人都很激动。陈芳允提议道:“我们是不是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封信,这样事情更好办一些。”王大珩说:“这个主意好,我看,咱们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信。”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王大珩始终处于亢奋之中,他知道,自己执笔的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一件大事。
王大珩起草的初稿陈芳允看了、改了,联合签名的还有陈芳允的两位“特楼”老邻居——核物理专家王淦昌、航天专家杨嘉墀。
据杨嘉墀回忆,在各种讨论会上,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等科学家观点相近,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心里急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杨嘉墀时常夜不能寐,没有项目就留不住人,梯队青黄不接,用当时科委领导的话说,“这样下去,也许再过几年我们的年轻科学家和国际同行连交流都不够资格了。”
科学家们心里清楚,如果走正常途径,这封信不知要经多少人批示转送,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最高层的案头。
急中生智,王大珩想到了邓小平的女婿张宏。从来不“走后门”的王大珩,走了他此生最大的一个“后门”,请张宏把信尽快送到邓小平手里。
3月5日,也就是收到“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第二天,邓小平在信上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邓小平指示,1986年4月,全国数百位科学家齐聚北京。高科技意味着高投入,高投入到底有没有回报?谁也不敢打包票。
其间,国务院的张劲夫约见了四位倡议者,问他们该拨多少经费?4位科学家谁都没先作回答,沉默许久后,王淦昌才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全国人民每人少吃两个鸡蛋,一年2个亿就行。”尽管用2亿元发展高科技是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他们也难于启齿了。
为了把经费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1986年11月18日,这一计划正式公之于世。这意味着,中国科学家将集中精力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7个领域的15个主题中发起冲锋。
由于这项计划酝酿于1986年3月,也被叫作863计划。根据计划,中国将在15年中投放约100亿元人民币,这在尚未取消布票的中国是一笔巨款。于是,有人质疑:粮食都不够吃,还拿出这么多钱搞什么高科技?还有人说:美国一家大企业一年的科技投入就是30多亿美金,相当于100多亿元人民币,中国拿这点钱投入15个主题,不是开玩笑吗?科学家们无暇回应,在他们眼里,863计划是中国的国运之战,堪称新时代的“两弹一星”。
“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如今,当人们重读四位老科学家起草的初稿,许多重要的判断仍不过时。
306主题
863计划的一大特色是实行专家负责制。7个领域15个主题都成立相应的专家委员会,科研经费通过主题专家组直拨课题组,评审、立项过程也都是由专家集体决策,极少行政干预。
把科学家推到决策和管理的第一线,让科研工作一改过去由行政部门主导,条块分割,课题重复的弊病,也让一直埋头书桌的科学家们,不得不抬起头来,面对计划经济时代不曾有的问题——不是具体怎么做,而是选择做什么?
首任863计划联合办公室主任马俊如说:“领域的选择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要突出前瞻性、先进性和带动性,必须为21世纪着想。”当时,生物技术被列在863计划首位,让生物学家都连呼“没想到”。因为直到1980年,中国现代生物技术的产值还是零。
信息领域更是瞬息万变,中国科学家朝什么方向发力呢?在信息领域的三个主题中,智能计算机主题,代号“863-306”,排在第一名,算是爆了个“冷门”。
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可谓先天不足,不仅开始晚,整整错过了第一次浪潮,而且一开始就处于争议的漩涡中。
“人工智能”一词,不仅长期以来被认为带有浓烈的唯心主义色彩,还一度因此广受批判,甚至和特异功能者纠缠不清。很多人觉得“机器怎么会有智能呢”,因此需要在哲学意识形态上进行辩论。因此,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没有挂靠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而是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AI界的最高奖项,使用了数学家吴文俊的名字,以纪念他在1979年开宗立派,翻开了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页。但吴文俊却一直想“划清界限”,强调自己研究的是“数学机械化”,而不是“人工智能”。
中国最早从事AI研究的学者大多有数学或哲学背景,加上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使一部分计算机领域的学者远离了人工智能领域。
直到1985年,费根鲍姆撰写的《第五代——日本第五代计算机对世界的冲击》一书在我国热销,这才在大众中普及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的关系。
书中写了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日本政府计划在十年内投入4.5亿美金,造出“第五代计算机”,掀起一场技术革命。渊一博教授作为主导者,优选了40名35岁以下的年轻人,组建日本ICOT(新一代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他们的目标是,研究出智能计算机,也就是现在各大巨头们正在竞相尝试的AIPC(人工智能电脑)。
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已经开始了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福岛邦彦在1980年实现了“神经认知机”模型,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卷积神经网络”的雏形。
放在今天,我们都知道,神经网络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机器“深度学习”是AI大模型的地基,日本在技术上算是“起了个大早”。可是,以当时的算力、算法和数据积累,神经网络技术犹如痴人说梦。
因此,渊一博在技术路线上,抛弃了尚处于发展初期的神经网络,以举国之力,押宝在“专家系统”上。
所谓“专家系统”,就是基于逻辑程序语言,来模拟人类专家解决某些领域问题的计算机程序系统。和“深度学习”不同,在“专家系统”中,机器的所有认知都要靠人来“投喂”。
日本“五代机”计划,被称为“科技界的珍珠港事件”。紧接着,美国与欧洲各国急起直追,在世界上掀起了第二波人工智能的研究浪潮。
费根鲍姆写道:“渊一博和他的同事们是一批‘科学武士’……他们意识到‘信息’是一种新的国家财富,他们根据美国十五年前开始研究人工智能的历程,决定立即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的无聊争论。”
“每当读到此处,我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中国该怎么办?”作为863计划信息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的汪成为说,“我曾不止一次深情地读这本书。”
863计划研讨时,正值第二次人工智能浪潮的高点,科技界充满乐观情绪,因此对标日本“五代机”的智能计算机主题(代号“863-306”),成了整个计划中被寄予厚望的主题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势而为地走“五代机”路线,看似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作为306项目的专家组组长,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战略科学家,汪成为始终都在提醒自己,需要以“走一步看十步”的眼光来考虑问题。
1988年12月,日本召开“五代机”第二阶段成果展示会。汪成为敏锐地感到,与大会的对外宣传的材料相比,渊一博对“五代机”的定位和展望比7年前的预言低多了。
这次会议还邀请了图灵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双奖得主西蒙,汪成为听了他的报告,发现他似乎在回避一个敏感的问题——能否按预期设想实现日本“五代机”的最终目标。
在单独请教时,西蒙说:“总的来讲,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以往我过于乐观了。建议你们很好地接受美国、欧洲、日本的经验教训。有些事不必重复地再做一遍了。”
这次交流,让专家组意识到,“不一定就是‘五代机’,而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果然,到1992年年底,投入8亿美元,组织富士通、NEC、日立等8家企业联合研发的“五代机”以失败告终,ICOT也解散了。这成了人工智能领域进入漫长寒冬的标志性事件。
1993年,汪成为再次见到了渊一博教授,并诚恳地向他请教领导日本“五代机”的经验。俩人漫谈了一下午,“略带一点悲壮的色彩,但这绝非渊一博教授一个人的责任”。
回看历史,日本入局虽然早,但在豪赌阶段,由于在科技路线上押错了注,带偏了整个AI界。“五代机”失败后,日本AI领域人才流失,全面断层,错过了后来的AI革命。
中国的幸运则在于,早在1990年,“863-306”主题就成功避雷,选择了另一条路。
确定方向
“863-306”是863计划中,取得成果最多的主题之一,但它的开局却慢腾腾。
专家组发现,相对于缺钱,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对世界信息领域的发展、动态和关键技术进展知之甚少。
“智能计算机”的“智能”含义,到底是什么?中国与国际水平差距多大?在现有条件下,如何让有限的科研经费发挥出最大作用?面对差距与新技术研发,我们是先“收复失地”,还是先“开拓疆土”?
带着这些问题,汪成为去请教了老领导钱学森,并请钱学森到专家组和全体成员交流。
汪成为回忆:“钱老十分谦虚地说他不是计算机专家,是来向大家学习的。然后剖析了人工智能的本质和关键之处,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应该从11个方面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即人工智能、脑科学、认知心理学、哲学、与形象思维有关的文学诗词语言、科学家关于科学方法方面的言论、社会思维学、模糊数学、并行运算、古老的数理逻辑、系统理论及系统学。”
和钱老一样,汪成为也说,自己是在“863-306”主题组成立后,才开始接触人工智能的,属于刚入门的小学生。做这项工作的领导,除了谦逊之外,他还坚信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不了解世界,就不可能了解发展的趋势”,第二句话是“不了解中国,就不能优化战略部署。”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得“863-306”主题一直处于反复的研讨之中,没有匆忙上马。
到哪里去找一位既懂人工智能,又懂中国国情的帅才呢?这时候,在美国普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在人工智能领域内已小有名气的李国杰,进入了专家组视野。
“我考上两次大学,又两次被踢出来。”“十年动乱”让李国杰的求学生涯颇为坎坷。1987年初回国时,他已经43岁,“大器晚成”中包含着各种苦涩。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机所,两三年间,整栋楼只有他家没有煤气罐,全楼的人都看着他一家人去拉蜂窝煤块,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来得比人家晚,没有煤气罐也很正常”。
1989年3月,专家组决定建立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简称智能中心),以便集中力量完成863计划的任务,1990年1月李国杰成为7人专家组的新成员,负责筹办智能中心。
“我在美国三个月就能发表一篇论文,被称为‘论文机器’,但是回国30多年来,我的主要的工作是‘选择做什么’。”
“技术创新的关键在选题。”李国杰院士对记者说,他这些年的体会是,相对于“知道怎么做”,正确“选择做什么”更重要。
智能中心成立后不久,李国杰就率队访问了美国。
他们首先拜访了世界级权威西蒙,并请教他,人工智能领域未来十年在哪个方向能取得重大突破?西蒙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未来十年人工智能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但可能有上千小突破”。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著名美籍华人教授孔祥重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不赞同863计划对标日本“五代机”,明确建议国内应像中国台湾一样从鼠标、显示器、板卡做起,甚至当面质问李国杰:“你在美国读的博士,怎么也跟着瞎起哄?”
考察团一路走下来,发现Apple和IBM 生产的台式机性能不断提升,美国研发的重点是个人计算机、高速工作站、超级计算机和互联网,日本侧重的“专家系统”,根本就是自说自话。
AI发展方向扑朔迷离,不同背景的科学家众说纷纭,但国家的研发投入在当时又极其有限,难以支持很多前景不明的探索方向。到底该怎么办?1990年5月,一场决定“863-306”战略的研讨会在北京饭店召开。
除了上百名中国学者,会议还邀请了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许瓦尔兹教授、神经网络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霍普菲尔德教授、日本“五代机”的重要参与者田中英彦、美国南加州大学黄铠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华云生教授等。
这次会后,专家组决心从“为国解忧”出发,加强研发我国的计算机基础设施。硬件上重点发展高性能计算机(也就是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超算),软件上通过智能接口的研究,实现人机智能交互,同时在农业专家系统等智能应用上下功夫。
基于此拟定的《863-306的发展计划纲要》,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主题转移,就像是一艘大航母在确定的路线上,突然90度转向。
方向对了,就成功了一半。科技部原部长朱丽兰对“863-306”专家组赞誉有加:“专家组对于计算与通信(网络)、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机器翻译、大规模检索这些关键问题的技术发展方向有很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同时,有效的组织和高效的执行力,使306主题科技成果丰硕,大部分直接转化成生产力和战斗力。”
曙光乍现
智能中心,设在中科院计算机所里,是一座只有几百平方米的两层小楼。简陋的小白楼里,几十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谁都没有计算机研发经验,却被赋予了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从无到有,研发高性能计算机。
汪成为深知有限资金的管理原则,绝不能“撒把胡椒面,碗碗挂点味”,必须给智能中心吃“偏饭”,因为高性能计算机既是计算机领域里的“基建”又是“核弹”。
成立智能中心前,专家组举行了两次军民需求研讨会,主要议题是:“什么是我国最紧迫的需求”和“什么是我国当前的发展瓶颈”。
最让人意难平的,是“玻璃房子”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施禁运,我国企业只能以极高的价格引进少数低端的产品,而且必须把计算机安装在一个透明机房里,机房钥匙由美国监管人员牢牢控制。这意味着,我们要在他人的监控下,才能使用所谓的高性能计算机。
时任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冀复生回忆说,起初306主题并没有把高性能计算机列入其中,然而专家组认为,高性能计算机是将来整个国家计算机方向的一个制高点,更是各项科研工作的基础,必须迎难而上。
顶着“智能计算机”的帽子研制高性能计算机,李国杰虽然经常被质问:“你们研制的计算机的‘智能’体现在哪里?”但他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科研目标的想法,从未动摇。
该项目最终上马,是在专家负责制下由科学家力推的结果。然而限于经费,国家也只给了200万元的启动资金支持。
吃了“偏饭”的智能中心,成立两年,却没能拿出什么成果,“不少人在等着看笑话,我的压力非常大”。
起初是缺人。由于高科技人才奇缺,智能中心只能自己培养刚毕业的“小白”。这两年,科研人员天天埋着头,一行行地读UNIX操作系统的源代码,读了几百万行。
团队逐渐成熟,但研发的生态环境和产业链条件仍跟不上,有时只是因为缺一个很小的零件或者一个软件,导致整体研发停顿半个月甚至几个月。
李国杰想出一个奇招——把6名核心人员派到美国硅谷“洋插队”。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黑板上贴着“人生能有几回搏”几个大字,这句话后来也成了曙光和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座右铭。
“洋插队”的条件比想象中艰苦多了,他们6人租住一栋民房,客厅就是工作间,摆满了机器;卧室都没有床,就在地上放一个床垫,每天爬起来就工作,至少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纪念863计划5周年时,研发尚处于黎明前的黑暗阶段。科技部组织一些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看文艺演出,舞台背景上“新时代的曙光”几个字触动了李国杰,从此,项目以“曙光”命名。
“曙光1号”问世了,运算速度达每秒6.4亿次。更令人振奋的是,“曙光1号”问世后不久,西方国家即宣布解除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玻璃房子”的耻辱彻底成为历史。
在199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专门提及“曙光1号”。863计划的提议人王大珩院士更是对此激动不已,他在一份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指出:“曙光1号”的诞生,其后续创造出的价值和当时历史阶段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
恰逢邓小平对863计划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新要求,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到智能中心参观时,号召智能中心当敢死队,像当年刘邓大军一样杀出重围。
又是200万元启动资金,“曙光”迈上商业化之路,成为863计划中最早实现产业化的项目之一。“当时的曙光公司犹如卢沟桥事变中的29路军”,李国杰说,“‘曙光1号’刚推出时,只能给IBM 服务器当B角。幸亏在哈尔滨以北,偏僻的三间房铁路编组站,作为A角的IBM服务器出了故障,曙光才有了替代A角的出头之日。”
2010年6月,“曙光6000”系统排名世界第二,拉开了中国持续霸占超算排行榜前三名的序幕。随着“曙光”不断迭代,30年内性能提高近100亿倍,不仅消除了与国际上的10年差距,也成了中国超算行业的顶梁柱。
有一段时间,IBM 服务器在中国市场上的平均折扣大到不可思议的“94%off”,即标价100万美元的服务器只卖6万美元,后来干脆退出了中国市场。曙光服务器参与市场竞争,迫使外国产品降价,仅这项经济效益就远超过国家对曙光研发的投入。
像是一次地壳运动的扩张新生,曙光服务器的诞生,还引起了连绵不断的山脉延伸。李国杰2000年后带着弟子启动了“龙芯”的研发,而“龙芯”研发者胡伟武的学生陈云霁与弟弟陈天石一起攻关,发布了寒武纪芯片,寒武纪公司成为全球第一个量产的商业AI芯片公司。
三代人血脉传承,波澜壮阔的画卷随之展开。“做市场化导向的研发,不做论文和获奖导向的研发”,这是李国杰在深圳理工大学曙光书院给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忠告。
讯飞燎原
和“两弹一星”计划不同,863计划专家组的专家不是封闭的,更不是固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单位、部门,“脑袋在863,屁股在原单位”。
在那个通信和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许多北京以外的专家,往往接到通知,已经是开会在即,他们常常是买张站台票就登上火车,而且一站就是十几个、几十个小时。
1992年,36岁的高文刚拿下东京大学的博士,就被选入“863-306”专家组,成为整个863计划15个专家组中年龄最小的成员。从哈工大到北京,一趟就是30多个小时,招待所没有浴巾,洗完澡只能晾干,研讨会开完,常常连盒饭都没有,无论多有名气的专家,在组里都是这个待遇。
为注入新观念和保持创新能力,专家组成员每3年要换掉三分之一左右,最多只能干三届。1996年换届时,高文接替汪成为院士担任“863-306”专家组组长。
新老交替时,汪成为面授机宜:“在课题布局上,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就是要稳住重点攻关课题的团队,要给他们吃偏饭,让他们心无旁骛,不要为五斗米折腰,不要为课题经费不足犯愁。放开一片,就是一般性的研究鼓励大家多参与,要“普惠”到尽可能广泛的高校和研究所。
高文说,他担任组长的几年中,压力最大的就是稳住一头。“当时重点保证的课题,专家组几乎是不砍经费的,申请预算要多少只要核实了、只要资源调整得过来就优先保证。为了执行这个政策,需要顶住来自上面(科技部)和下面(其他高校和研究所课题组)的压力,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和现在动辄上亿的重大课题经费比起来,几百万、一两千万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作用巨大。高文记得,当时几个重点保证的课题经费并不多,像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手写汉字识别系统(现在汉王集团的主打产品前身),东北大学的工程图纸识别系统(现东软集团的早期主打产品之一),中国科技大学的语音合成系统(现科大讯飞的主打产品),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全文检索系统(现拓尔思公司主打产品),课题规模都是每年几十万元。
每位专家组成员还有每年20万元的“先斩后奏”经费,遇到好的课题和团队时,可以先给其项目资助,等其课题任务书提交后,再在专家组全体会议上报告并得到正式认可。
“对急需立项的项目,有些不到一个月就可以把经费划拨到课题组。”李国杰说,信息技术变化很快,如果为了申报项目等两年,风口可能早已丧失了。虽然每年306专家组掌握的经费可能只有几千万元,但有单独的账号,便于灵活机动。
高文行使的第一个“先斩后奏”权,就是发现中国科技大学王仁华教授的研究思路非常好,想法很新,当即同意资助他20万元从事研究。
当时,语音合成研究的主流做法是参数合成,虽然占用内存很小,但是合成效果不好,不自然,一听就是机器合成语音。王仁华领导的语音评测实验室是智能中心在中科大的分中心,他提出,可以使用播音员录音的基音片段,加以处理,形成较为自然的合成语音。
“先斩后奏”的20万元到账后,王仁华让学生唐涤飞、刘庆峰研发了新的语音合成系统。王仁华称这个系统为“KD-TALK”,KD为“科大”首字母。
KD-TALK于1995年参加了国家的863语音合成评测,其音节清晰度、单词可懂度、单句可懂度等指标均为全国第一。
1998年,刘庆峰带队参加在北京的863语音合成评测,在自然度评测中获得了三分。五分是播音员水准,四分是普通人发音表现,而三分则是用户可以接受的水平,这是当时语音合成系统在自然度上获得的最高分,“也是唯一达到可实用阶段的系统”。
微软中国研究院对国内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1998年,李开复牵头创办微软研究院时,曾力邀25岁的刘庆峰加盟,但刘庆峰谢绝了微软学者奖学金和加入微软实习的邀请,一边读博士,一边创立了人工智能语音公司——科大讯飞,他的创业班底就来自王仁华的语音实验室。
十几年后,微软亚洲研究院时任院长张亚勤在海南博鳌论坛期间很感慨地说,刘庆峰是这么多年来唯一拒绝过微软学者奖学金的人。
如今的AI大佬刘庆峰则在多个公开场合都提到,企业的发展,得益于早期863计划的课题支持和技术评测。
让他难忘的,还有“863-306”对人工智能的愿景。2014年,科大讯飞发布“讯飞超脑”计划。2015年全国“两会”,刘庆峰牵头提出《关于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加快人工智能布局的建议》。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工智能再次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回想创业之初,整个公司呈现出一种浪漫的“革命乐观主义”。“燃烧最亮的火把,要么率先燎原,要么率先熄灭”,刘庆峰这句让人热血沸腾的话,既有紧迫感,又有蓬勃的斗志,是他们一路走来的信念。
2023年,科大讯飞的认知大模型得名“星火”,就是那时埋下的种子发了芽。
芯火相传
经过三个五年,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863计划在各个领域都交出了喜报。回顾“863-306”最大的收获,李国杰说“这段历史就是用大事来凝聚人才、造就人才的历史”。
在863计划的项目中,年龄绝对是竞争的优势,甚至有许多项目是专门面向年轻人的。因此,一个奇特现象屡见不鲜:排名最前的往往是“无名小辈”,而一些知名专家,甚至院士都排到了后面。
李国杰记得,某知名大学曾要求以单位领导作为项目负责人,被专家组拒绝后,还质问道:“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汪成为组长反问他们:“国家863计划是邓小平批示启动的,专家管理机制是党中央24号文件规定的,请问执行24号文件是不是党的领导?”这场争论,也反映出让年轻人独当一面的阻力。
863专家组还有一条硬性规定:成员年龄不能超过60岁。这在今天算不得什么新闻,但在1986年,其震动无疑相当于一枚重磅炸弹。
有的老同志想不通:“文革”耽误了我们的科研生命,现在刚工作不久又被切下去了,公平吗?虽然想不通,但他们都让位了,因为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会耽误更多年轻人的科研生命,这样一代一代耽误下去,年轻人永远都没机会。
“863-306”主题,无疑是年轻人的天下,200多名科研人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专家组一直将培养青年一代作为“863-306”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智能中心的“小白楼”就是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界的“人才特区”。
1992年进入智能中心的白硕博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进入智能中心有三大开心事:第一是全新的机制,从来没看见过哪个单位有如此轻装的行政和后勤。第二是先进的装备,我们用的是当时最好的工作站、通畅的局域网、最齐全的资料。第三是学术制高点的位置,智能中心是‘863-306’的根据地,在这里我结识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有人把智能中心比喻为信息领域的“黄埔军校”,因为这里经常举办各类培训班,邀请中外前沿专家授课,并对周边院校开放,聚拢了一批“蹭课”学员。
说起请世界级专家来中心,李国杰感慨,“现在都没有当时那么大的胆量”。邀请RISC之父帕特森教授时,帕特森回信询问他飞机票是买头等舱还是公务舱,李国杰这才知道大学者过来讲学是不坐经济舱的,但智能中心无法报销,只好请人家自己出钱。再比如,知识工程之父费根鲍姆要游览长江三峡,买了重庆到宜昌的头等舱,智能中心也无法报销,能做到的,只是派白硕全程陪同游览。
从1990年到2004年,每年在智能中心工作的员工只有几十人。但一个小小的智能中心,竟然出了3个院士。借调到智能中心,合作攻关“曙光1000”的不足10人团队,又出了3位院士。除此以外,智能中心还出了10多位局级科技领导干部,几位国际知名的学者,10多位科技公司总裁,这些公司的市值最高时超过5000亿元。
高影响力的人物为何如此密集地涌现?关键是“信心”和“信任”。
当年派去“洋插队”的青年,没有一个是“学什么、干什么”的。这么个看似“业余”的团队去美国做高性能计算机,普林斯顿大学的李凯教授给李国杰一个建议:“你一定要相信他们能做出来,如果你表现出一丁点不放心,他们就一定做不成。”
“曙光1号”和“曙光1000”的两大功臣:樊建平的博士论文是中文字体的自动生成,但在智能中心啃了两年UNIX源代码后,他做成了中国第一个并行UNIX操作系统;曾嵘的硕士论文是计算机围棋软件,他做成国内第一款蛀洞路由芯片。
给年轻人提供舞台、压重担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龙芯”了。“2001年开始做龙芯CPU,当时我们的所长李国杰院士给了我100万,我们拿100万元人民币做了一个原型系统,然后就拿那个成果找科学院汇报,要了500万,加上计算所匹配500万,总共1000万,做了个‘龙芯1号’。”胡伟武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用看似轻松的口吻,描述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历史的终结。其实,“龙芯”的小名叫“狗剩”,是在国家没有立项的条件下,靠七八个主力做出的成果。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波峰也有低谷,现在AI大模型炙手可热,但对那些“863-306”的亲历者来说,冬天却更漫长些。在世界人工智能困难和萧条的漫长冬日里,“863-306”把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部分保留下来,通过对当中优质项目的支持,使我国仍然保持着一支相对稳定的人工智能队伍,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今年4月13日,曾任“863-306”主题专家组组长的高文院士荣获“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2023年,他在为《中国人工智能简史》一书撰写的序中说:“今天国内人工智能界的领军人物,许多是‘863计划’等主题的专家。可以说,‘863-306’是人工智能人才的大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