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ra已来，电子时代的文学命运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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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16日，OpenAI CEO 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公布刷屏业界的文生视频产品Sora后，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OpenAI所有关键资源均已到位，专注于打造AGI（通用人工智能），你或许应该考虑加入我们。”
今日OpenAI在Runway、Pika、谷歌、 Meta之后，正式加入AI 视频生成领域的竞争，推出AI视频生成产品Sora。OpenAI官方介绍称：如果给定一段简短或详细的描述或一张静态图片，Sora 就能生成类似电影的 1080P场景，包含多个角色、不同类型的动作和背景细节。
OpenAI官方表示：“Sora是能够理解和模拟现实世界的模型的基础，相信这一功能将成为实现AGI的重要里程碑。”
现在不单是文学界，整个影视产业的命运都将开始发生巨变，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1998年第6期《天涯》，南帆发文《电子时代的文学命运》。如今26年过去了，我们回顾这篇旧文，对理解今日之情境仍有借鉴意义。
电子时代的文学命运
南帆
一
现在看来，比尔·盖茨《未来之路》的出版如同一个富于象征性的文化事件。无论是这部著作的书名、这部著作的巨额销量还是不乏神话意味的某些科学准幻想，人们无不察觉到种种意味深长的迹象。《未来之路》不仅以乐观的口吻描述了计算机技术的前景，同时还预测了计算机技术的如何介人未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必须承认，这同样是一种谈论历史的方式。对于许多人来说，使用芯片、软件、网络、比特、光盘储存器、电子邮件、信息高速公路这样的术语谈论历史似乎比使用另一些术语更为简明，例如阶级、剥削、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剩余价值，如此等等。的确，这些术语同样指向了历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称之为“信息社会”的转折是否已经来临？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产生了什么改变？大众传播媒介承担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文化功能？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怎样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展开？国界、海关、地域性的法律与意识形态如何遭受信息传播的挑战？教育形式产生了哪些革命？……显而易见，《未来之路》的叙述与分析流露出成功人士的自信，流露出对于现代技术的信赖，这潜在地主宰了作者对于未来历史的想象。比尔·盖茨的身份是计算机专家与商业巨子，因此，他的历史想象似乎具有特殊的威信—后现代社会正在达成这样的共识：技术专家与商业巨子如今已经充当了举足轻重的历史创造者。
很大程度上，《未来之路》涉及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现象：电子媒介系统的崛起。电影、广播、电视与计算机相继向世，这决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技术的进步。事实上，电子媒介系统正在剧烈地改变既有的文化形态，创立新的社会组织形式，重新配置一系列社会集团的经济地位与相互关系，解除种种文化封锁，同时派生种种新的无形桎梏。然而，奇怪的是，电子媒介系统的巨大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观察、描述和诠释。传统学科尊崇的是皓首穷经，“学术”对电子媒介系统这样的时尚之物不屑一顾。或许，这种学科结构可以追溯至某种知识观念。这样的知识观念保持了文字典籍的崇拜，并且亦步亦趋地将既有学术问题的线索作为“无一字无来处”的依据。这个意义上，电子媒介系统因为历史的短暂而无法纳人经院式考察的视域。电子媒介系统仿佛不过是一个供人玩赏的尤物，人们可以抱怨、奚落、拒绝或者享用、沉迷、顶礼膜拜，但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支配社会现实的强大体系，没有多少人有兴趣谈论这样的问题：哪些份量沉重的历史问题已经为神奇的电子技术所解构？另一方面，电子技术的神奇同时又遮蔽了哪些具有同等份量的历史问题？
现实正在改变。电子技术进驻社会的众多区域，介人金融商务、通讯传播、知识贮存以及医疗、艺术、购物、娱乐。众多技术专家频繁地使用“革命”形容这样的改变。电子技术不仅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躯体，启示了人们的想象；许多时候，电子技术甚至代替人们发现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欲望。如果企图概括电子技术为文化史带来了什么，那么，人们不能不看到，电子媒介系统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传统的书写文化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书写文化组织起来的社会。相对于音乐、戏剧：数学、服饰、建筑、交通信号，文字始终是一个首要的符号体系。从圣旨到咒语，从诗到誓言，从历史档案到法律条款，从国家的独立宣言到商务活动之中的合同书，文字是编织社会之网的物质材料。无论是创世纪的神话还是巴比伦塔的故事，无论是“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还是“敬惜字纸”的风俗，书写文化的至尊地位得到了再三的肯定。远古的时候，书写权力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权力；这保证了文化与统治阶层的紧密联系。尽管宗教之中的神秘主义者曾经以“拈花微笑”或者“当头棒喝”这样的表意策略破除文字的魔力，但是，摒弃文字的顿悟并没有成为主流。古往今来，书写文化调集了一批又一批自己的英雄——例如作家、诗人、教师、编辑——维持既定的社会文明方式。识字、写作、发表、评论与出版机构的组织、审核、印刷、书籍出售业已构成了完整的书写社会学。这样的文化结构之中，文学理所当然地汇聚了一批天才人物，文学家成为公众崇拜的偶像。
或许，当初并没有多少人估计到，电影的诞生同时是另一种符号体系的诞生。如今，电子媒介系统制造的复合符号全面地诉诸人们的视听感官。影像、声音，即时性与现场感提供了一套富有冲击力的经验。这为电子媒介系统赢得了莫大的威望。尤其是电影与电视解决了叙事问题之后，影像的再现已臻于完美。这对于书籍——书写文化的保存形式——形成巨大的压力。如果说，怀旧之情仍然让许多成人保持了书籍的迷恋，那么，现今的孩童却毫不犹豫地选择电视机和多媒体光盘。这不能仅仅形容为时髦。事实上，电子媒介系统之中一系列配音的活动影像扑面而来，有声有色地征服了他们。影像是一种更为感性的符号，文字阅读包含的理性遭到了剥夺。摄像机镜头所造成的震撼顷刻解除了观众的心理防范，异常的逼真产生的敬畏让许多人不由分说地将影像视为现实。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媒介学之中的“注射模式”不无依据。戴维·巴特勒的《媒介社会学》解释说：“注射模式”认为，媒介信息就像皮下注射器一样轻松地刺入人们的肌肤，个人无力抵抗。（1）相对于强大的电子媒介系统，个人既孤立又脆弱，他们顺从地接受影像的同时也顺从地认同了摄像机背后的价值体系。许多场合，电子媒介系统分割了书写文化的辖区，产生了更为强大的控制功能。作家与编辑已经过时，现今的文化大亨是导演与演员明星。的确，人们有理由相信，公众终将恢复鉴别与判断影像符号的辨识力，种种文化群体将以不同的姿态与电子媒介系统合作；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击穿电子媒介系统的迷惑远比对抗书写文化困难。
书写文化的一个苦恼通常是不够“真实”——真实仿佛是一种货币的含金量。新闻、历史著作或者调查报告、法庭证词无不竞相标榜真实。现实主义文学推崇所谓的“客观”再现。现实主义文学试图让种种景象自然而然地涌现，叙事人必须尽量地隐去修饰的痕迹。这样的意义上，现实主义文学通常将叙事人出面议论表态视为笨拙之举。无论是修辞、叙事的视角，还是形容词的选择，现实主义竭力清除个人的价值倾向，避免被认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说客。因此，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想常常是，作品之中的景象如同来自一台摄像机不动声色的拍摄。的确，人们对于摄像机并没有多少戒意。人们没有意识到，摄像机同样服从于操纵者的意志——例如经常出现于电影或者电视之中的“固定形象”。“固定形象”往往是某种社会观念的产物，导演与演员赋予某些认物固有的想象性特征，让人们一眼就能辨识这是黑人，犹太人，犯人，秘书，家庭主妇，弱智者，科学家，黑社会头目，如此等等。这里，“固定形象”仿佛全面为自己的表演负责，他们的言行举止直接赢得了人们的赞许或者憎恨。影像的真实外观遮盖了人为性，导演与演员的精心设计巧妙地掩藏起来。无论是性别歧视还是种族压迫，无论是巧妙的对比还是恶意的嫁接，电子媒介系统总是说服人们将这些影像视为“本来如此”的现状。如果说，大众传播媒介通常为统治者所控制，那么，其中的电子媒介系统比书写文化更善于掩护统治者的统治意识。戴维·巴特勒曾经将大众传播媒介形容为统治者“拴在长皮带上的狗”；（2）事实上电子媒介系统的皮带肯定会更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