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家犬出现的考古学证据，只有不到5千年

        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从中国南部地区传入到东南亚，其中也伴随着人群及家畜的交流和迁徙，考古学者彼得·贝尔伍德将这些考古证据结合起来，提出南亚语人群穿越东南亚大陆，以及南岛语系人群从台湾迁移到东南亚岛屿并进一步进入太平洋地区的时，分贝携带了三种家养动物——猪、狗和鸡。当时在几乎完全缺乏动物考古学证据的情况下，这个提议主要是基于语言重建以及将家养品种引入美拉尼西亚和太平洋岛屿的证据。现在，与三十年前相比，有了更多关于东南亚大陆和岛屿地区考古遗址中家养/管理动物存在与否的信息，这些最新的证据可以重新评估那些最早被提出的农业社群引入家养动物的情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彼得·贝尔伍德的考古学兴趣特别集中在研究东南亚农业的起源，彼得一直是农业/语言扩散假说的坚定支持者，并且是主张农业人口迁移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认为这种迁移最终是从中国南部开始，通过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地区（ISEA），这是解释今天该地区紧密相关的语言和人群地理分布的主要机制，他提出，这些迁徙的人群首次带来了定居模式和农耕生活方式的新形式，以及一系列新的物质文化。

        伴随着各种物质文化和新的定居模式，这些最初进入东南亚大陆（MSEA）和东南亚岛屿（ISEA）的农业社区所携带的主要经济组成部分之一是“三大”家养动物：猪、狗和鸡。当贝尔伍德（1975）首次提出这些家养动物是由早期农业社区引入MSEA和ISEA时，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推断：首先是在整个区域零星分布的这三种家养动物的考古证据，特别是在没有本地野生祖先存在的岛屿上记录到的；其次是通过原始南岛语系词汇进行重建。

        在1976年，彼得提到关于东南亚岛屿地区家养猪的证据： “东南亚猪驯化的考古证据非常广泛，但不幸的是都带有一定的间接性质。尚未发表直接的骨骼学证据来证明驯化。

        特别提及东南亚大陆时，贝尔伍德指出，在泰国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Non Nok Tha的人类墓葬中发现了几乎可以肯定是家养来源的牛骨（Bos indicus），这个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被测定为距今8000至6000年前（Higham and Leach 1971, Higham 1975）。墓葬相关的猪和狗却无法确定是家养品种，“很可能也是家养的，但这并不确定”（贝尔伍德 1979: 162–163）。换句话说，在考古遗址中几乎没有识别出任何骨骼遗存的情况下，对家养动物在整个东南亚出现的时间点的判断只能算预测。

        近30年年来，随着动物考古学的兴起，缺失的拼图在不断被补齐，在广西邕江流域约7000年前的狩猎采集遗址，以及在6500-5000年前的顶蛳山遗址中发现了家养狗的存在，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在中国南部可能在农业人群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狗。然而，对顶蛳山遗址动物考古数据的仔细检查表明，狗只在与水稻农业相关的遗址上层地层中被识别出来，因此其引入时间可能比先前报告的要晚。

        在越南，Bui Vinh（1991）声称在晚期狩猎采集者遗址Con Co Ngua发现了家养狗的存在，Patte（1932）也报道了来自越南北部Thanh Hoa省Da But遗址的一块与澳洲野犬大小相似的“狗”尺骨，这些遗址都可追溯到约5500-6500年前。然而，这两个说法尚未得到证实，且样本需要与本地野生犬科动物明确区分。

        不过，在越南北部，已经确认了家养狗的存在。这些动物出现在Man Bac遗址，这是一个狩猎采集者向农民过渡时期的定居点，时间大约从3700-3500年前开始。形态上类似于现代越南家养狗的犬类遗骸在冯原(Phung Nguyen)文化层最早阶段的Dong Dau被发现，其年代约为约3328年前。在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An Son（4000-3500年前）、Loc Giang（约3800-3300年前），以及Rach Nui（3500年前）等农业定居点中都有狗出现。

        在泰国中部，Nong Nor这个狩猎采集者遗址中没有发现家养动物，该遗址大约在4300年前有人居住。但在Kok Phanom Di（KPD）这个据称是狩猎采集者的遗址中，从约3700年前开始出现了狗。Higham（2004）和Kijngam（2011）认为KPD出现狗的时间与水稻农耕人群进入该区域并携带狗一起迁徙的时间相吻合。此外，Non Nok Tha遗址有记录显示狗的存在，时间为3400-3100年前。Ban Chiang遗址也有狗的记录，时间约为3600年前。在Ban Non Wat遗址最早的阶段，即3650-3250年前，同样也发现了狗。

        引入东南亚岛屿（ISEA）的家养猪和狗的来源种群似乎至少从4000年前起就存在于东南亚大陆（MSEA）的部分地区。在台湾的南关里遗址中，约4800年前已经发现了狗的存在。

        在菲律宾，在吕宋岛北部Peñablanca地区的Callao洞穴发现的一块犬类左第三跖骨与同一地层单位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3335±34 BP或校正后的3650-3470 BP。没有证据表明野生犬科动物曾经栖息在巴拉望以东的菲律宾群岛，因此这块骨骼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家养狗。巴拉望岛的Pasimbahan洞穴，那里发现了一块狗枕骨碎片，其相关的木炭放射性碳测年为3401±26 BP或校正后的3753-3628 BP。在位于台湾和吕宋之间的巴丹群岛Sabtang上的Savidug沙丘遗址，狗出现在了2500-2300年前相关的地层中。

        在华莱士线以西的印度尼西亚，唯一报道的年代超过2500年前的家养动物是一具来自东爪哇南部海岸Hoekgrot的部分狗骨架。Storm（2001: 31）报告说，这个标本与两个日期相关联：一个是“动物”上的2655±60 BP或校正后的2925-2544 BP，另一个是人类骨骼上的3265±55 BP或校正后的3630-3381 BP。

        在苏拉威西岛，卡马拉河谷卡尔庞地区的卡马西发现了狗，卡马西最早的居住阶段记录了间接证据表明存在狗，形式为骨头上的啃咬痕迹和消化痕迹，但实际的狗骨仅从约3000年前起才出现。

        东帝汶最早可靠定年的犬科动物遗骸来自Matja Kuru 2遗址的一处狗葬坑。从这具骨架上获得的两个直接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分别为2967±58 BP或校正后的3335-2961 BP（95.4%概率；WK-10051）和2867±26 BP或校正后的3070-2885 BP（95.4%概率；WK-34931），表明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末期岛上已有狗的存在。

        澳大利亚缺乏与新石器时代相关的陶器和其他物质文化遗存，以及澳洲野狗缺少消化谷物的基因，这些都可能暗示了野狗是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引入的，但目前在东南亚大陆（MSEA）和岛屿东南亚（ISEA）地区，在4500年之前没有发现任何家养狗的考古遗存，也没有在苏拉威西岛找到早于3000年前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设。

        目前，两个最早的相对可靠日期（尽管有建议指出即使是这些1960年代的日期也应谨慎对待）是来自西澳大利亚马杜拉洞穴的3450±95 BP（ANU-850），校正后的年代为3981-3528年前（Milham and Thompson 1976），以及在南澳大利亚Fromm's Landing发现的一具野狗骨架，其出土层位介于两个木炭测年之间：3220±94 BP（NPL-29），校正后为3695-3267年前，和3000±91 BP（NPL-28），校正后为3443-2978年前（Macintosh 1964）。Gollan（1984: 926）认为狗大约在4200-4000年前左右进入澳大利亚，而一般接受的澳大利亚野狗祖先到达的时间是在距今5000-3000年间。

        从目前的考古学证据来看，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东南亚大陆（MSEA）的狩猎采集者与家养动物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家犬的出现与中国南部农业人群的南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涉及到多个语系的人群南下，时间大约在5千年后。

来源：The Origins and Arrival of the Earliest Domestic Animals in Mainland and Island Southeast Asia: A Developing Story of Complex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