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性”来源的思考

大概在一年前，我思考过一个问题：所谓“文学性”是从何而来的？

“文学性”是文学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文学一定具有文学性，但有文学性的却不一定可以称之为文学。当然，就彼时的我而言，我无从得知它是何物。

在一年后，大约是在此刻的一周前吧，我想到了一个相似问题的答案，“什么才是讲得好的一节课”，乍一看这两个问题简直风牛马不相及，但正是隐藏在其中的某种共同的特质，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我至少明白了，我心目中的文学性的来源之一。

经过我的观察，我发现除却上课的逻辑外，一个人如果想要讲好课，那么他必定得是“冷静的”，冷静地叙述他所想要传达的一切，无论那些内容宏伟壮阔如开天辟地，还是幽暗阴沉如下水道的老鼠，他都必须波澜不惊地进行讲解，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讲课不是演讲，它注重的是传达的结果，唯有冷静地传达，学生才能冷静地接受，而思考的前提也正是冷静；反之，演讲注重的是传达的过程，它需要挑动观众的情绪，或激昂，或悲伤，或波澜壮阔，或阴沉哀伤，它削弱了观众思考的可能性，在阵阵的起伏中让观众共振而认可。换言之，我经常在上课中思考，而在演讲结束后，炽热的心冷却下来之后思考。

但这并不足以让我直接地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今夜，我才偶然地捕获了它。在半小时前，我正阅读着完全称不上“文学”的作品，并在阅读的过程中思考着，开始感受作者所传达的一些东西。它冷静得像是我在凌晨漫步时的随想，逻辑而富有理性，于是，刹那间我突然想到，对于我而言，这是否就是一种“文学性”呢？

由此，我恍然大悟。我所读过的具有文学性的作品，无一不是在冷静地传达某些东西，尽管它们深度不同，但的的确确引起了我的思考，我经常在阅读的过程中思考，而非结束后，这就恰恰表明它们的笔法是冷静的，笔法的起伏不代表故事的起伏，倘若笔法的起伏过大，那么写作就变成了演讲。我也稍微地回忆了一下我所写过的故事，最开始写的最没有文学性，因为它其中充斥着大量无用的起伏，有如咋咋呼呼的毛头小子，而时过境迁，如今我会更加冷静地写下某些文字，因此也就感受到了进步。

这也让我联想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那就是写作中应该尽量少用感叹号，甚至根据我的经验来看，除却某些特定的题材和内容，我几乎不会使用感叹号。过多的感叹号会让读者进入疲劳，我想，这里的感叹号起到的就是一种加大笔法的起伏的作用。

只要传达的事物对于读者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它就是有文学性的，而想要达成这种有意义性，除了它的内容外，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地叙述了。

写到这儿，我抬头看了一眼门外，此刻我正坐在奶茶店里，店里循环放着舒缓的曲子，门外熙熙攘攘，时值十月中旬，但白日依旧残留着盛夏的余温，在夜晚里也能嗅到些许夏日的气息，人们有说有笑，像候鸟一般飞向自己的目的地，尽管下一刻我也即将加入他们的队伍，但至少在此刻，我得以冷静地停留在此，冷静地表达一些什么（甚至算不上是传达，尽管所有的文学性都源自于自我表达，但至少有人接受了这些文学性，这就有了传达的过程，而并没有人来主动接受，由此就不能说是传达），所以，此刻我感到了难以言述的幸福。因此，我长出了一口气，好像是要把既定的黎明吹远，以此来让时间尽可能地停留在此刻，又好像是要把这漫漫长夜，如过肺的烟雾那般不舍地吐出。

2024.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