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即位的第二年，第十次俄土战争就爆发了。一年后战争结束，但奥斯曼苏丹非但没有积极改革，反而对专制制度深信不疑，所谓的帝国新宪法也成为了装点门面和投机手段......

第十次俄土战争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正所谓“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性格和行事方式其实来源于他的经历：阿卜杜勒·哈米德是一个很不不幸福的人，这也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毫无同情心的苏丹。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1842年9月21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出生在奥斯曼皇宫，他是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的幼子，前面还有一个哥哥穆拉德五世。而在他7岁那年，他挚爱的母亲就去世了。据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人，尤其是不喜欢他自己”。

从少年时代起，阿卜杜勒·哈米德就离群索居，设法避开他的同龄人和身边的其他人。他年轻时曾经与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齐兹一起访问欧洲。因此，他并没有像他的先辈那样成长于“牢笼”之中，但一直生活在他的内向性格为他制造的牢笼里。

阿卜杜勒·哈米德

父亲死后，兄长穆拉德五世继位为苏丹，但还不到一百天，穆拉德五世就被宣布患有精神病而遭废黜，在新奥斯曼党人支持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拥上王位（1876年8月31日）。

而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的时候，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奥斯曼帝国对内统治摇摇欲坠，民族矛盾丛生。于是同年12月23日，在宰相米德哈特帕夏主持下，奥斯曼颁布帝国第一部宪法（又称《米德哈特宪法》）。

米德哈特帕夏

即位第二年，俄国人借口土耳其政府镇压保加利亚1876年4月起义过程中发生了对其南方斯拉夫诸国的暴政，于是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这便是著名的第十次俄土战争。在经过三次普列文会战，俄国-罗马尼亚联军突破了多瑙河防线，前锋远达伊斯坦布尔近郊。

执政的米德哈特帕夏为挑动英俄大战，故意在1878年签署《圣斯特凡诺条约》。英国果然不能容忍俄国单独吞并土耳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把舰队开到了伊斯坦布尔金角湾，英俄大战一触即发。

本杰明·迪斯雷利

后经德国首相俾斯麦调解，制定了共同宰割土耳其的计划，保加利亚独立，受俄国保护，英国取得塞浦路斯，奥匈帝国（1867～1918年）把波黑划为势力范围，土耳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名符其实的欧洲病夫。

俾斯麦

如此糟糕的国际环境，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的糟糕个性也就愈发显露了出来：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坡地上兴建了耶尔德兹宫（YildizPalace），然后就在这座宫殿高不可攀的宫墙内统治他的国家。

耶尔德兹宫

作为一个内向的人，他不喜欢他父亲兴建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因为这座毗邻海岸的宫殿太过张扬地炫耀它的华丽。他扩建了曾经属于苏丹一位宠臣的“星宫”，供自己隐居。

他还拆除了宫殿周围的房屋，还霸占了其臣下的土地（包括两座基督教墓园）以兴修花园，最终建成了这片杂乱无章、自成一体的建筑群，其中包含了一座座亭子、棚屋、秘书室、政府办公室、兵营和警卫室。

于是这里变成了皇宫和新的权力中心，苏丹自此开始从这里统治整个奥斯曼帝国，高高在上，与世隔绝。随着他逐渐的专制独裁和大权独揽，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成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享有绝对大权的专制君主。

而新皇宫也逐渐变成了帝国的恐惧中心，因为阿卜杜勒·哈米德生来就不信任任何人，怀疑人们做事的动机，进而害怕他身边的所有人。因此，他毫无根据地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阿卜杜勒·哈米德

从他的统治初期开始，他就陷入了长期的神经焦虑。当时，青年奥斯曼人的领袖之一阿里·苏亚维从流亡地归国。他打算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用他被罢黜的兄长穆拉德五世取而代之。于是，自由派人士在伊斯坦布尔发起了一场叛乱。

阿里·苏亚维率领一大批武装起来的支持者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一座宫殿，穆拉德就被拘禁在那里。在穆拉德的母亲的帮助下，他劝说穆拉德带上佩剑跟他走。但是，这位吓坏了的皇子不敢从命，逃回了他的后宫。

阿里·苏亚维

这一耽搁就给了警察赶来的时间。警察的指挥官用短棍击倒了阿里·苏亚维，后者当场丧命。他的一些同伴也或死或伤，其他人则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遭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穆拉德本人则被送到了耶尔德兹宫的一座亭子里，被更加严密地看管了起来。

宫廷密探故意把阿里·苏亚维这场失败的政变解读成一场涉及面很广的阴谋，这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大受刺激。当英国大使莱亚德要求面见苏丹讨论外交事务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却认为自己会遭到罢黜并被人拖上英国战舰，而穆拉德会接替自己的苏丹之位。

亨利·莱亚德

根据亨利·莱亚德爵士的回忆，他看到苏丹满脸惊恐地蜷缩在大厅的角落里，身边都是他的卫兵。从此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疑心和恐惧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很快，耶尔德兹宫就变成了一座要塞。

阿卜杜勒·哈米德从里面封闭了耶尔德兹宫的大门，还在外面修了第二道围墙。在宫殿的对面，他还修建了巨大的兵营，里面驻扎着由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皇家卫队，人数多达数千人。

阿卜杜勒·哈米德

在围墙之内，每个重要位置都设置了观察哨，高倍数的望远镜监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可以为皇宫预警来自任何方向的潜在威胁。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到了很少走出耶尔德兹宫的地步。

他在皇宫门口兴建了一座清真寺，每周五就在这座清真寺里礼拜，这样就不用再远离皇宫到城中的清真寺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面色苍白、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虽然故意做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脸上却总带着“不祥和审视”的神情。

他到处都能嗅到危险的味道，怀疑他身边的所有人。他在身边聚集了一群密探、卧底间谍、秘密警察和告密者，每天从他们那里得到汇报。当时甚至有了这样的说法：伊斯坦布尔有一半的人都是密探，用来监视另外那一半人。

阿卜杜勒·哈米德是那种把所有国事都置于自己的严密掌控下的统治者。他不知疲倦地从早上工作到夜晚，只有用餐的时候才稍事休息。由于长期消化不良，他的饮食很有节制，吃得很少，饮品也只喝水。

出于迷信，他喝的水都来自一眼圣泉，因为一位占卜者说此处泉水永远不会被霍乱或瘟疫污染。他所有的往来文书都亲自动笔，不论是订约、签署让步条约，还是审阅账本和陈情书，他连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要亲自过问，所有事务的相关人等他都亲自会见。

他不信任他手下的大臣和官员，认为他们都是“伪君子和寄生虫”。因此，他挑动他们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他故意指派相互不和的人共事，让他们互相斗来斗去，以防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

他独揽大权，总是单独通过他的私人秘书向臣僚直接下达命令和指示。他给其他臣僚的指示往往与发给大维齐尔的指示相矛盾，从而降低了大维齐尔的地位，使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替苏丹行使权力，无法继续在苏丹与大臣之间发挥作用。

他还相信君权神授，用享有绝对权力的独裁君主的方式统治国家。他的国家实际上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其官僚体系以耶尔德兹宫为核心，并使用了一种帝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强力专制工具来进行统治。这种工具就是电报。

耶尔德兹宫

阿卜杜勒·哈米德把电报的作用充分利用了起来。他组建了邮政电报部，在学校里设置课程培训电报员。很快，电报线路和电缆就铺遍了帝国的各个角落，总里程达到了2万多英里（约3.2万千米）。从首都到各个行省的行政中心都有电报线路相连。

因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可以直接控制他的官僚系统，而前代的苏丹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行省的总督再也不是自行其是、自负风险的代理人了，因为苏丹可以通过电报“驱使他做这做那，知晓他在做什么，申斥他，召回他，还可以让他的下属打小报告，大体相当于剥夺了他全部的实权”。

作为一个绝对大权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反对力量或宪法约束的专制者，阿卜杜勒·哈米德厌恶一切形式的自由政府。他轻蔑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自由政府，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才会被自己的臣民控制。

而维持这种大权在握和专制独裁的条件便是要消灭正在进行的奥斯曼改革与宪政......

宪政的破灭

1876年“君士坦丁堡会议”上苏丹还把宪法搬出来以避免奥斯曼帝国被列强瓜分，但会议刚一结束，他就独断专行地解除了米德哈特帕夏的大维齐尔职务，全然不顾他作为新宪法启迪者和规划者的身份。

米德哈特帕夏

苏丹担心民众会游行示威支持米德哈特帕夏。于是，他立刻把米德哈特帕夏传唤到皇家游艇上，随即将他驱逐到了意大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丹的这一行径还是符合宪法规定的。

在宪法即将定稿之际，苏丹不顾众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加上了这样一条：苏丹有权“根据警察机关的可靠信息，将危害国家安全之人驱逐出帝国版图”。三年之后，米德哈特帕夏才回到奥斯曼帝国，经审判被判处死刑。

后来死刑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米德哈特帕夏就在阿拉伯地区的一座要塞里服刑，直到1884年被害。米德哈特帕夏的遭遇为坦志麦特改革宪章中推崇的个人自由敲响了丧钟。按照这位独断的年轻苏丹的设想，在未来的奥斯曼帝国里，决不允许有米德哈特这样既有自己的坚定主张又获得普遍支持的政治家存在！

米德哈特帕夏

米德哈特帕夏采取行动时独断专行，还坚持自己的原则，这种人的存在对苏丹的特权构成了威胁，还会削弱苏丹的绝对权威。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国家要对苏丹负责，而不是苏丹要对国家负责。只有他，作为国家唯一的主人，可以为国家颁布宪法；也只有他有权对国家机器发号施令！

与此同时，为了继续维持宪法的门面，阿卜杜勒·哈米德下令举行了伊斯兰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选。1877年3月，第一届奥斯曼帝国议会召开了会议。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部分。

阿卜杜勒·哈米德

议会的选举受到了官方压力的影响，其选举过程也明显不符合宪法规定。不过，议会还是像米德哈特设想的那样，其成员包括了基督徒、犹太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各个族群都有了代表——尽管这种代表未必与他们的人口总量成比例。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他的议会不过是一个傀儡机构，其作用只是给他想要采取的政策披上合法有效、民众赞同的外衣。不过，奥斯曼帝国议会还是很快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有史以来第一次，来自奥斯曼帝国各个角落的省份、形形色色的代表们，得以有机会交流思想和经验，发现共同面对的问题和令人不满的现象。

在议会里，议员们从来不会批判苏丹本人，但经常会发言抨击苏丹的各部大臣们和其他帕夏，指控他们的腐败行径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这让人们前所未有地清楚看到，整个国家急需对政府进行彻底的改革。

在众议院的议员里有一些新派知识分子，他们长于思索，拥有独立的思想。如果在位的是一位拥有改革思想的苏丹，这些知识分子提供的批判性思考可以为他提供宝贵的建议，帮助他制订出具有建设性的内部改革方案。

尽管众议院议员们可能还缺乏经验，但他们至少拥有实践宪法的意愿。他们对帕夏们的管理充满敌意，甚至要求一些大臣出席众议院会议来回应一些具体的指控。由于议会不听话，苏丹在三个月之后将其解散。

六个月后，也就是1877年12月13日，他又一次召开了议会。由于国家处于对俄作战的紧急状态，议会变得更容易操纵了。在议会开幕的讲话中，苏丹要求“国家的代表们团结一致，发扬爱国精神，与我一道共同保卫我们的合法权利……愿真主眷佑我们”。

接着，奥斯曼帝国政府和俄国于1878年1月31日达成了停火协议。这时，充满敌意的众议员们又开始说话了。这一次，他们点出了三位大臣的名号，对每个人都提出了具体的指控，并且要求他们出席众议院会议接受质询。

这回，苏丹宣布议会无限期休会。在接下来的30年里，议会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一个由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委员会面前，比较了他的祖父改革者马哈茂德苏丹和他的父亲、任用自由派政府被动推行改革的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

他宣称：“我现在明白了，真主授命我去保护人民，而人只有凭借强力才能被改变。”后来，他又对一位欧洲记者辩称，自己并不反对改革，“但是，赋予一个人过度的自由，以至于超出他习惯的程度，这样做跟缺少自由一样危险”。

从此之后，苏丹的个人统治取代了稚嫩的宪政。坦志麦特改革的开明时代的最后传人——青年奥斯曼党人，或遭流放，或遭迫害，很快消亡了。正如纳米克·凯末尔所说的那样，面对奥斯曼帝国国内的“密探大军”，流亡海外的改革人士“变成了革命者，组成了一支流亡者大军”。他的朋友齐亚帕夏心生幻灭，这样写道：

“忧伤总等待着帝国的忠诚儿女，

此民此国却拥抱最纯粹的疯狂。”

为政举措

虽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政治上非常反动和逆历史潮流，但他也并不是盲目地反对一切进步，他也追求现代化，并在此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他不仅追求技术的现代化，也进行司法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利用专制手段，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将前代改革者未能彻底完成的计划付诸实践，开花结果。此时，奥斯曼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庞大的行政体系。这个行政体系必须能够按照苏丹的意愿处理公共事务，管理法律和财政，确保帝国的有序发展。

在苏丹看来，帝国最需要对其公共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改进。这不仅是让奥斯曼帝国跟上西方国家前进脚步的必经之路，更是让帝国能够跟得上国内基督徒群体进步的必要条件。

他需要一批可靠而有学识的官员，用来替代那些遭到处分或流放的官员。他还需要培训新的官员，以便在未来让他们为国效劳，依靠他们实现自己的意愿。为此，他重组了公务员学校（Mülkiye，奥斯曼帝国首个高等公务员教育中心），使其容纳的学生数量达到了其父在位时的12倍之多。

公务员学校

在军事领域，他也同样扩大了军事学院（Harbiye）的规模。同样得到扩充的还有海军学校、军事工程学院，以及军事医学院和民用医学院。他还为帝国的教育体系添加了18所新的高等专业院校，涵盖了财政、艺术、民用工程、警察和海关等专业领域。

苏丹还采用大陆军主义，他不信任海军，认为大规模、昂贵的海军在俄土战争里毫无用处，于是将大部分战舰锁定在金角湾，战舰在及后的三十年里逐渐腐烂。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后，联合进步委员会欲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于是奥斯曼海军基金为了收集公共损献购买船只而成立。

最后，他还实现了半个世纪前的坦志麦特改革时期未能完成的计划——创立伊斯坦布尔大学。为了给这些新的高等学院提供师资和学员，他还增加了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数量。

伊斯坦布尔大学

随着使用法语和土耳其语授课的加拉塔萨雷高级中学的扩建和土耳其化，伊斯坦布尔对中等教育的改革达到了顶峰。这所学校此时被称为皇家奥斯曼公立中学，成了接纳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子弟的精英公立学校，其教师都是顶尖的土耳其学者和文人。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坚决推动下，一个新的受教育阶层出现了，其日渐壮大的核心人群就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公务精英。这个人群不仅为哈米德时代的官僚体系提供了足够的人手，甚至还十分讽刺地为日后取代哈米德政权的统治体系提供了人才。

在司法改革领域，阿卜杜勒·哈米德最初的努力并不大成功。他想要限制让步条约赋予外国人的司法特权，因此希望在司法部之下改革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司法体系，以使其获得外国委员会的认可。但外国使团并不同意在混合法庭执行有关民事诉讼程序和判决执行的新法案。

就这样，外国人保住了他们的治外法权。在文化领域，报纸、期刊、书籍等印刷媒体获得了迅速发展，促进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所有这些印刷媒体都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的监管之下。

用一位外国观察家的话说，这里的报纸经常成了“被阉割的报纸”，里面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内容。不过，这些刊物的发行范围很广，它们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比如文学、科学和其他学科方面，扩展着新兴读者群体的视野......

总体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是专制独裁和血腥的，但也在客观上发展了奥斯曼土耳其的社会。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见证了国内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兴起，以及其他一些在当代伊斯兰世界仍然存在势力集团的兴起。

犹太复国主义

可以说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行将就木，而能力平庸又专制独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根本无力带奥斯曼帝国走出困境，而他那些倒行逆施的举措也加速了奥斯曼的解体，所以人们称他为血腥的苏丹。

最后，不满的奥斯曼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武装革命爆发，废黜了这位性格诡异的苏丹，拥立了他的弟弟穆罕默德五世为新的苏丹......

参考资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