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宗教改革（2）——曲折的特伦托公会议

        上篇文章中我们说到，在新教出现以及长期以来呼吁教会改革的要求下，召开一场重振教会权威、统一宗教共识的大会迫在眉睫。1534年，具有两个私生子而懦弱的教宗克莱门特七世去世。当一切前提满足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新任改革派教宗保罗三世（他有至少四个私生子）的支持下，特伦特公会议于1545年12月在意大利北部小城特伦托召开，史称“特伦托公会议”。本次会议前后持续18年，中间开开停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战争下的第一阶段

        虽然有帝国皇帝与教宗的支持，但本次会议的进程却跌宕起伏，历经五位教宗才最终完成。在1545年至1547年9月为这次会议的第一阶段，在将近两年里，召开过10次正式全体会议；1547年9月14日，还召开了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开幕式仅有两名法国主教和一名德意志主教出席；而且据估计，在冗长的会议结束时，全体成员的3/4来自地中海区域，而其中大部分来自意大利。

        在这一段时间内，会议主要讨论了有关称义问题的教令（历时7个月）、关于主教驻辖问题（开始时未达成共识）、圣经和原罪问题、改革教规中关于圣经与布道的问题、主教对修会修士监督的权力、关于七件圣事的规定以及关于教会圣俸划分的问题。

        根据大会召开前教宗与查理五世的约定，皇帝应当击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来迫使新教徒参加会议以弥合分裂。但教宗担心皇帝顺利的攻势会使得帝国获得过于强势的话语权，因此在一边派兵参战的同时，教宗不停地以各种方式暗示更换会议地点（特伦托是帝国城市）。1547年3月，会议地址移至博洛尼亚，官方理由是特伦托出现了流行性斑疹伤寒（这为教宗提供了迁移会址的理由）。这让刚刚在米尔贝格击败了新教叛乱者的皇帝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会影响到他恢复宗教分裂的目标。

        因此，皇帝一方的少数西班牙主教公然反抗教皇并继续留在特伦托（查理五世为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迫使保罗三世不得不阻止波伦亚的神父们通过任何法令。1547年4月，会议在博洛尼亚继续召开，但与会人数大大减少，会议的成果也没有形成决议和教规。同年，在米兰公爵领的西班牙总督纵容下，保罗三世的私生子皮耶尔里乌吉被谋杀，教廷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几乎破裂。次年，皇帝又向教廷和博洛尼亚发出严正警告。最终于1548年2月1日，教宗宣布停止会议，特伦托公会议的第一阶段结束。

二、短暂又“一事无成”的第二阶段

         1549年10月，保罗三世去世。次年，德尔·蒙泰被枢机会议选为新任教宗，即尤利乌斯三世（或译朱利安三世，他是一个非常爱吃洋葱的人，常用车运入，以至大部分罗马人都很讨厌他）。他之前就是公会议的会议主席，事实上，之后的另一位教宗马西鲁斯二世（仅在位22天就因中风而死）也是保罗三世时期参加公会议的代表。

        总之，由于之前第一阶段的会议并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在查理五世的压力下，天主教世界在1550年12月14日达成共识：特伦托会议应于次年5月1日重新召开。这一阶段的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关于神职人员犯罪的处理原则与程序（主要为主教的惩戒权）、忏悔礼和终傅礼的相关问题（这一问题再次确认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教义无法弥合，令皇帝十分生气）、领衔主教问题、神职人员服装礼仪规定、圣体实在论等问题。

         由于期望全面改革的主教们与教廷特使、会议主席克莱申奇奥之间关于“有俸圣职暂时代理”等问题的争吵，科隆与美因茨大主教与教廷特使之间的关系一度也非常紧张。至1552年1月，一些获得通行证的新教徒到达特伦托，皇帝对此抱有热切希望。但‚与会的新教徒要求公会议宣布教皇必须服从此会议的权威，并进一步要求重新讨论此前已经制定的教义方面的决议。这使得一些温和派主教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会走向破裂。

       与此同时，1552年3月，查理五世此前的盟友、萨克森公爵莫里斯，由于得到法王亨利二世的支持，‚率领德意志诸侯向查理五世开战，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也可称为第二次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战争）。皇帝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只得仓促迎战，以至于差点在埃伦堡一战中被活捉，查理五世被迫签署了帕绍条约。传闻新教联军准备攻打特伦托，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祸不单行，会议主持人、枢机主教克莱申奇奥，因为过度劳累和巨大的压力‚在特兰托去世。

        鉴于这样的混乱局势，会议已然无法继续。1552年4月28日，会议发布决议：中止会议。特伦托会议的第二阶段由此结束。

三、停滞的十年

        1555年，查理五世由于无法彻底击败新教诸侯，被迫签署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奠定了此后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教随国定”原则（即当地诸侯选择什么宗教信仰，这个诸侯国就信仰什么）。这一条约彻底奠定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宗教分裂的局势，新教与天主教的和解可能从此不复存在。而皇帝本人也由此受到极大的打击，逐渐淡出朝政，并于次年退位。他将国土分别交由弟弟斐迪南一世（帝国）与儿子腓力二世继承（西班牙），由此，西班牙与帝国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1558年，查理五世在西班牙乌斯特病逝。

        我们将目光从世俗世界转向教廷，就在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同年，尤利乌斯三世去世。他之后继任的马西鲁斯二世仅在位22天就因中风而死，年迈的枢机卡拉法在之后当选新任教宗，是为保罗四世（1555年至1559年在位）。

        保罗四世长久以来就以坚决而严厉的改革派身份知名。有趣的是，耶稣会的创立者罗耀拉在还是巴黎大学神学学生时就被他呵斥为异端，因而在保罗四世当选时，罗耀拉吓得浑身发抖。然而，虽然他对改革事业极为热心，但他鲁莽而又暴躁的举动在受到他宠爱的两个侄子卡罗与乔凡尼的教唆下显得更为出格。在他任上，他不仅镇压了自己的属灵派同僚，还剥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波尔枢机的教廷使节身份，使得英国玛丽女王复兴天主教的努力白费。

        除此之外，保罗四世无限期中止了特伦托公会议，并成立了一个由枢机、神学家与修会首领组成的委员会来取代它。保罗四世又大大增加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并于1557年制定《罗马禁书目录》。他在西班牙与罗马推行极为严苛的神学规定，驱逐乞丐、监禁妓女、迫害犹太人等等，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他极为厌恶西班牙（因为他的家乡那不勒斯被西班牙占领），也不相信查理五世的宗教政策（因为上期提到的罗马陷落），更被《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教随国定”原则所激怒，甚至宣布对西班牙发起一场战争。整个欧洲国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罗马教廷对天主教世界的支柱西班牙宣战。

        保罗四世在任期的最后才发现自己的两个侄子竟然利用他的信任中饱私囊（除了教宗本人外整个罗马城人尽皆知），他驱逐了自己的两个侄子并因此在一年后去世，但这并不能免于他成为整个16世纪最招人痛恨的教宗。接替他职位的是乔凡尼·美第奇（他与美第奇家族并无血源关系），是为庇护四世（他有三个私生子）。

       1559年，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的瓦卢瓦王朝签订《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结束了长期以来在意大利的战争。由于法国境内也出现了新教徒（主要是加尔文宗，为胡格诺派），因此法国想要召开自己的宗教会议来解决自己国内的宗教问题。而教宗与西班牙教会对此深表担忧（主要由于法国国王长期以来都试图从罗马教廷手中夺取国内教会的控制权，即所谓的“高卢主义”），为避免法国人独立召开会议，教宗于1560年底宣布将于次年4月召开大公会。

       然而，1561年1月，帝国内新教诸侯在纽伦堡拒绝会议邀请，帝国的天主教会担心再度激化矛盾而暂时无法参加，英国也不允许教廷使者进入。与此同时，法国最终还是在1561年7月不顾教廷反对，在普瓦西召开自己的宗教会议。国王要求法国教会与胡格诺派和解，并在此前提下进行改革，枢机主教图尔农带领参会主教表示反对。至当年下半年，法国、波兰、意大利、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主教、神学家和外交官都开赴特伦托。

四、会议收尾的第三阶段

       庇护四世本人温文尔雅，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他前任一样的狂热。他的侄子卡洛·波洛梅欧是一位天才与圣徒，在他的帮助下，特伦托会议得以继续召开。1562年1月，会议在特伦托重新召开。

        第三阶段的会议内容包括：解决以前悬而未决的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圣餐仪式中的饼与酒只限于主持圣餐式的神父享用以及弥撒的牺牲教义等）、防止主教们经常地、习惯性地离开他们的主教区、严惩买卖圣职行为、加强主教对堂区的监督权、主教座堂教士遴选资格与主教巡查，以及最受争议的主教与教宗之间关系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在开始由西班牙主教提出。会议上的教廷派坚称教宗是众主教之中拥有至尊之人，是基督的唯一代理，‚其权威绝不能遭到损害。而改革派坦陈‚他们绝对效忠教宗，亦无心伤及教宗的权力，‚只是要求加强主教的权威，以便更好地在各自的教区开展教牧工作。1562年11月，法国洛林主教查理·吉斯抵达特伦托并迅速加入改革派成为领袖，使得这一问题再度升级。

       西班牙主教在国王的支持下与教廷使节针锋相对，就在此时，1563年1月，庇护四世将两名仅有18岁和14岁的贵族子弟提拔为枢机，这引起了众怒。改革派与教宗派在会场内开始了人身攻击，他们的随从则在场外开始了物理“人身攻击”，并造成人员伤亡。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教廷特使与会议主席贡扎加和塞里潘多先后去世，获得了解脱。

       会议已然岌岌可危，这时，各方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会议便有破裂的风险。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写信责备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不顾大局，并派遣使者前往罗马施压，腓力二世随后也派出使者前往罗马。庇护四世随即派遣罗马教廷最富外交经验和工作能力的枢机主教莫罗内前往特伦托主持会议。在世俗君主的支持下，会议终于得以在1563年7月再次召开。

        虽然有世俗君主的支持，但教廷并不愿意给世俗政权干涉教会决议的机会，因此坚决反对公会议主义和反教皇主义的倾向。而改革派主教也意识到如果不进行妥协，那么这次会议不会达成任何有效的决议。在双方的妥协下，会议重申主教的职位是由上帝确立的，主教居于辖区的职责是上帝要求的准则，但主教权力的来源没有被详细说明。“神授”或“神法”的提法也被规避了，教皇保留了赐予他人特许权的权力，并再次确定了主教和其他教区、堂区教士居于辖区的职责。

       除此以外，最为重要的是，在会议的最后阶段通过了在每一个主教区建立神学院的决议。这份决议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数百年间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素质与他们传教的力度。最后的几场会议，重新恢复了教省会议和主教区会议，对神职人员做出了更多严格的限制。

       由于教宗庇护四世病重，会议被迫加速。虽然有人试图拖延会期，但在莫罗内的劝告下，最后的会期用两天快速解决了剩余的一些问题。最终，1563年12月4日下午，投票通过，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并宣布会议可以结束。所有教规需要由庇护四世最终确认并通过，特伦托公会议终于结束。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特兰托公会议对主教制度的改革》
《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特兰托公会议》
《天主教改革与复兴》
《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辨析基础》
《近代天主教“特兰特体系”虚实考论——以 《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 为考察基点》

《圣徒与罪人——一部教宗史》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3（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1559-1610年》

本文发表于公众号：神圣旋转猫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