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2年，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王国、保加利亚王国、塞尔维亚王国和黑山王国，为对抗奥斯曼帝国而联合组成“巴尔干同盟”，他们打着“将马其顿当地基督徒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救出来”的幌子，以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就这样，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开始了......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战争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外有兵灾，内有变乱，正是巴尔干同盟发难的绝佳时机，他们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一位中立的基督徒总督管理马其顿，同时还要在巴尔干同盟和列强的监督下组建地方立法会、地方宪兵组织，并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

奥斯曼帝国原则上同意了巴尔干同盟的要求，但表示必须等待刚刚解散的议会重新开会批准这些要求。从土耳其报章流露出的情绪来看，土耳其公众更希望选择战争，而不是忍气吞声接受这样的羞辱。

同时期的欧洲列强则希望可以避免战争，又一次提出按照《柏林条约》的规定推行改革。但巴尔干国家已经不再相信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承诺，拒绝了列强的提议。巴尔干国家内部要求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如果政府拒不开战就有引发革命的危险。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在欧洲战场，奥斯曼军队的人数远远少于巴尔干国家的军队人数。据说，巴尔干国家的军队总数达到了70万人。而且，奥斯曼军队在欧洲毫无战争准备，还需要花时间进行动员。

奥斯曼军队干政并没有增强其军队的战斗力，甚至一些土耳其军官由于政治原因被解职，反而降低了军队的指挥水平。更何况，奥斯曼的恩维尔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此时还身在北非对付意大利人。

恩维尔

虽然奥斯曼军队从德国人那儿获得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但还是缺乏能够好好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手。奥斯曼人还十分轻视军需工作，部队穿着轻薄的夏季制服，根本不适合在巴尔干地区的冬季作战。而且，奥斯曼军队内部也不团结，新近征召入伍的基督徒士兵对敌人的诉求抱有同情的态度。

而另一方面，巴尔干国家的军队却在过去的数年间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进步，让列强大吃一惊。巴尔干国家的军队按照西方的方式训练，同时充满了为新生的祖国而战的热情。土耳其人不可战胜的古老神话即将就此打破。

果不其然，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属地几乎全部丧失。事实证明，进入到风云变幻的20世纪后，不仅早早发迹的欧洲强国可以击败土耳其人，就连曾经被土耳其人轻视的臣属，如今也能打败奥斯曼土耳其人。更何况此时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局势也变得更加复杂......

政治新格局

公元1913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推选的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遭暗杀身亡。这次暗杀是对于早先高门政变中纳济姆帕夏被杀的报复。从此之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青年土耳其人掌控了整个帝国。

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

青年土耳其人随后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他们的统治畅行无阻，没有任何制约力量。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比较激进的派别中，涌现出了一个高效而无情的三人统治集团，统治着这个国家。

三巨头之首便是恩维尔，他也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受人欢迎的革命英雄，现在依然是青年土耳其人自由运动的鲜活象征。他认为自己有着拿破仑般的使命。

如今恩维尔还是战争大臣、将军和帕夏，很快还将迎娶奥斯曼皇室的一位公主，从而获得“达马德”这一皇室头衔。而随着他的地位日渐提高，他的虚荣心也迅速膨胀。有人甚至评论说，“恩维尔帕夏已经杀掉了恩维尔贝伊”。

作为军中新兴中间阶层的一分子，恩维尔早年间便赢得了同袍的忠诚与崇敬。他看上去冷静沉着，容貌温和英俊，但做起决定来鲁莽轻率，容易冲动行事，在战场上毫无畏惧。在政府里，他则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改革事业上，尤其重视奥斯曼军队的年轻化。

而三巨头中第二位的，是比恩维尔年长9岁的杰马尔帕夏（Jemal Pasha）。杰马尔出身于军人家庭，本人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职业军人。他留着黑色的胡须，身材矮小，但精力充沛，有着一双能够洞悉事物的黑眼睛，行动起来迅速果决。

杰马尔帕夏

在政变之后，他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军政长官。他在组织警察力量方面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不懈地利用警察力量服务于其所属政党的利益。后来，他又先后出任海军部长和叙利亚军队统帅等职务。

在叙利亚，他像世袭贵族一样采取了专制统治。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却透露出十足的权威。他头脑冷静，在履行职责、追求个人利益时却冷酷无情，近乎残酷。

三巨头中最有才干的，则是平民身份的塔拉特帕夏。这位平易近人的人物来自阿德里安堡所在的地区，很以自己的农民背景为荣。据说，他可能有吉普赛人的血统。他在当地接受教育之后，成了一名邮递员，后来又做了电报收发员，最后在萨洛尼卡的邮政电报部门谋得了一个职位。

塔拉特帕夏

他倾心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政治目标，而在这个职位上他恰好能为委员会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革命之后，他在组织管理政党机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路扶摇直上，出任了政府的内政大臣，在地方管理方面有着强大的掌控力。

塔拉特充满活力和热情，身材魁梧，讲话风趣幽默，为人和蔼。他看上去粗放、直率，是个十分简单的人，其实他思维灵活，看待事物十分务实而又无情。他在采取行动时强劲有力，爱国之热忱已经到了沙文主义的程度，全身心奉献于国家的利益。

塔拉特

而在三巨头之外，身为东马派犹太人的扎维德（Javid）也颇具影响力。扎维德在财政方面颇有才干，因此成了一位十分专业的财政大臣。而接替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出任大维齐尔的是埃及贵族赛义德·哈利姆（Prince Said Halim）。

赛义德·哈利姆

这位富有绅士风度的傀儡领导人是更老资格的自由派分子，也是一位正统的穆斯林。他心甘情愿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服务，既是委员会与帝国内部的穆斯林臣民沟通的桥梁，也与驻奥斯曼帝国的外国使节有着良好的关系。

在谢赫伊斯兰（最高宗教权威）这一重要职务的任命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彻底背离了传统做法。通常，谢赫伊斯兰由苏丹亲自任命，不受议会管辖，人选要严格符合乌理玛的等级制度。因此，谢赫伊斯兰总是十分保守，经常变成自由改革的掣肘之人。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决心除掉这个障碍，于是选择了穆斯塔法·哈伊里贝伊（Mustafa Hayri）出任谢赫伊斯兰一职。穆斯塔法·哈伊里贝伊更注重自己的政治角色，不再把自己视作宗教精英的一分子，甚至都不再使用身为宗教精英的象征物——头巾。

在此之前，穆斯塔法·哈伊里贝伊是议会成员，作为司法大臣供职于世俗法庭，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将他任命为谢赫伊斯兰，正是为了借助传统宗教体系的力量，进一步推动委员会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方案。这一任命不仅获得了乌理玛的认可，也得到了各种保守势力的支持。渐渐地，谢赫伊斯兰成了世俗力量控制宗教领域的一个工具。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还对皇宫也加强了控制。在反革命运动期间，皇宫成了各个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势力的集结点。在兵变结束之后，皇室的宦官总管和其他一些廷臣都上了军事法庭，随后被处以绞刑。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

从那之后，皇宫里的皇亲国戚们就一直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但是，从1914年1月开始，皇宫就再也不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了。皇室成员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不被允许加入任何政党，他们的交际自由也受到了限制。除此之外，苏丹的一些亲随也被委员会的支持者们取代，这些人实际上控制了宫廷。

尽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三巨头使用了冷酷而倒退的统治方法，但他们还是开展了一些国家急需的有建设性意义的事业。他们建立了全新的省级和地方行政体系，还创立了新的城市管理机构，实现了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

这个新的管理机构提供了各类公共服务，创办了消防队和公共交通服务。他们还重组了首都和地方上的警察组织。阿卜杜勒·哈米德在马其顿创办的新型宪兵队伍，被扩展到了帝国的各个地方。

在推行这些事业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外国顾问的大力帮助。他们还开展了司法改革，在各个层级扩展了公共教育体系，还破天荒地把学校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向女性开放。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妇女解放事业进一步发展，女性开始进入职场，国家还通过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新法律。

内外交困

公元1913年冬，奥斯曼帝国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议会选举。转年春天，奥斯曼帝国第三届议会开幕。对此英国大使不屑一顾，认为这个议会不过是“不算太过昏庸的专制统治的恭顺工具”。

在帝国失去了欧洲部分的领土之后，土耳其穆斯林已经成了帝国人口最多的族群，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十分关切。那些身为土耳其人的议员就代表了他们。这些议员也普遍意识到，要想挽救这个国家，必须寻求彻底的改进方案。

而其中最急需改革的就是军队，但军队是恩维尔的领域。在年轻时，恩维尔曾接受过德国军事代表团的训练。革命之后，他又作为使馆武官去了柏林。战争大臣伊泽特帕夏早年正是在柏林接受的军事训练。

恩维尔

随后恩维尔就受到了德国人的直接影响，十分推崇德国军事体系的强大和高效。如今奥斯曼军队在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正处于低谷之中，因此，恩维尔希望能够在国内复制德军的训练方法。

恩维尔特别注重军队的年轻化。军中年长的军官们大多是前政府留下来的保守分子，与军中的年轻军官充满了矛盾。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他们总是犹豫不决，甚至带有自甘失败的情绪。

而在战争中收复阿德里安堡依靠的正是恩维尔手下的年轻军官，他们无视年长军官过于谨慎小心的意见，才实现了这一胜利。身为战争大臣的伊泽特帕夏意识到，现在必须清理掉老军官。但他拒绝亲自完成这一任务，因为“要清理掉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于是在1914年1月初，恩维尔接替了他的战争大臣职务。苏丹本人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任命，评论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太年轻了。”几个小时后，32岁的恩维尔得到了苏丹的接见。苏丹立刻就颁布了清理老军官的敕令。

随后数百名军官被要求退伍，其中包括“对马其顿令人沮丧的失利负有责任的指挥官，以及年龄超过55岁的大部分将领”。恩维尔解释说，以往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有两种军官，一种适合和平时期的活动，一种适合战争。从今以后，军队中只会保留后一种军官。

同时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请求下，德国派来了一个全新的军事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规模更大，由四十几名军官组成，领头的是德军少将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

利曼·冯·桑德斯

这个代表团的到来立刻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根据约定，冯·桑德斯将获得奥斯曼第一军的指挥权，而这支部队负责守备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地区。在他看来，训练奥斯曼军队需要涉及一些改革，而在首都比较容易克服改革中遇到的阻力。

然而在俄国人看来，冯·桑德斯负责守备伊斯坦布尔的行为，意味着土耳其海峡将落入一名德国将领的掌控之中，从而让德国获得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支配权。所以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Sazonov）表示了强烈抗议。

萨宗诺夫

对此德国政府回复他说，如果土耳其人能守卫好海峡，显然也是符合俄国的利益的。萨宗诺夫要求冯·桑德斯和他的代表团必须换到一个战略地位没有这么重要的地方去履职。如若不然，他暗示到，俄国可能会对土耳其展开报复，甚至还有可能与德国开战。

英法两国政府对俄国的抗议不甚以为然，但还是发表了联合照会，以示支持。德国人想到了一个可以保住面子的折中方案。冯·桑德斯被晋升为德国陆军中将，从而自动在奥斯曼陆军中获得了元帅军衔。这样一来，冯·桑德斯被提升成了奥斯曼军队的总督军。

冯·桑德斯

除了德国外，英国仍然希望奥斯曼这个欧洲病夫能继续存活下去，对此英国人不停地鼓励奥斯曼帝国进行内部改革。而在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看来，英国与俄国之间的新关系十分微妙，英国必须改变一直以来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防范俄国人入侵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

爱德华·格雷爵士

1908年，格雷在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发回的备忘录上评论道：“我们不能回到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时期的老路上去。英国可以对土耳其保持亲近，但前提是不能让别人怀疑我们反对俄国。”

不过，格雷还是对青年土耳其人的宪政革命还是表示了热烈欢迎，虽然他担心英帝国在埃及的穆斯林臣属会像印度人一样效法土耳其人的革命。但另一方面，格雷也尽量不去触碰盟国在土耳其的利益。

格雷

因此，英国奉行“最惠国原则”，小心翼翼地不过分参与土耳其事务。正因如此，土耳其新政权变得格外亲英，将英国推崇为“议会之母”，也很愿意听取英国的建议。但是，英国依然维持着善意而冷漠的中立政策。

1908年11月，青年土耳其人派了两位高级特使到伦敦去。他们提出组成英土联盟，同时让法国也参与其中。格雷表达了对土耳其新政府的良好祝愿，还表示愿意向土耳其派出顾问。但是他也坚持说，英国不打算被联盟关系捆住自己的手脚。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之后，土耳其这个欧洲病夫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无药可救了。在伦敦会议上，格雷告诉土耳其代表团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如果青年土耳其人没有能力为土耳其保住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地位，那么其他国家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帮他们做到这一点。

此时，西方列强的关注点落在了欧洲，即在原来的土耳其欧洲领土上崛起的巴尔干集团身上。不论是否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西欧都必须支持这些巴尔干国家，以避免它们受到中欧强国的威胁。

因此，青年土耳其人意识到，如果他们自己不能挽救自己，也就不能指望西欧国家会出手相助。此时的土耳其在国力上遭到了削弱，在财政上入不敷出，孤立无援而又受到咄咄逼人的邻国的威胁。因此青年土耳其人发现，土耳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一个大国的保护和帮助......

参考资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