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明代猛人，如何在贵州掀起一场扬名海外的“思想风暴”？

（全文共7004字，预计阅读时间12分钟）

公元16世纪初，位于贵州腹地的龙场驿迎来几位远方来客，他们已经在路上跋涉数月，接下来要在这里羁留几年。为首的是新任龙场驿丞王守仁，可能他自己都未曾料到，一次思想风暴将在大明王朝的荒远角落发生，这次思想飞跃，不仅为宋明理学续写篇章，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节点，而且余波激荡，影响波及近世及海外。

王守仁便是王阳明，这次思想风暴，被后人命名为“龙场悟道”。

向死而生王阳明

如何在贵州“龙场悟道”？

漫长旅行换来的并不是舒泰的终点，赫赫有名的“龙场九驿”之首，竟然连一座像样的接待站都没有。王阳明写道：“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

这首五言古体诗被中国哲学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杨立华所称道，不仅因为其中朴实自然的诗意流动，情与景的切换与交融，还因为“无怨”。

向死而生王阳明

如何在贵州“龙场悟道”？

漫长旅行换来的并不是舒泰的终点，赫赫有名的“龙场九驿”之首，竟然连一座像样的接待站都没有。王阳明写道：“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

这首五言古体诗被中国哲学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杨立华所称道，不仅因为其中朴实自然的诗意流动，情与景的切换与交融，还因为“无怨”。

在龙场，王阳明如何践行“君子之道”？

王阳明本来是有充分理由来“怨”的，他出身浙江余姚的书香门第，父亲王华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在京中担任高官，三朝元老。他自小才气逼人，有“成圣”的宏愿，考中进士之前，交往的人物已经是文坛与政坛的显要。

明弘治十八年（1505）十五岁的武宗朱厚照登基，纵容太监刘瑾等擅权，杖毙谏言的官员，数十人受牵连入狱，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正是因为温和提醒武宗善待谏官，结果被处以廷杖的责罚，下诏狱，贬谪出京，委以龙场驿丞——连九品都不及的一个小官，带着病齿与风湿的宿疾颠沛流离。这是他人生的重大挫折，王阳明说自己曾经历“百死千难”，应从这里起始。

他的“无怨”也因为经历了宋明理学的洗礼，儒学在汉代之后衰微，唐代佛道二家尤为昌盛，士大夫常常陷于宗教迷狂，在遭受贬谪时又容易怨天尤人，而以“理性”为标志的宋代儒学复兴，使得士大夫普遍有高度的道德自律，在面对困境时保持风骨，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王阳明是要做君子的，“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何陋轩记》），但很快调适过来，诗文中时时透出活泼与生气。

面对青黄不接的绝粮处境，

他亲自开荒耘田，入山采野菜、伐薪柴——

“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

《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

“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

《采蕨》

他也有沉痛的思乡时刻，但终归于面对困苦的达观——

“游子望乡国，泪下如心催”

《采蕨》

“薪水良独劳，不愧吾食力”

《采薪二首其一》

他最哀痛的一篇诗文，是被收入《古文观止》的《瘗旅文》。正德四年（1509）秋，自京城而来的吏目带儿子与仆人途经龙场，随后在龙场以西二十里的蜈蚣坡接连暴毙。王阳明得知消息，忙带童子前往掩埋，并写下祭文，是哀悼陌路，也是哀悼自身。他认为吏目等“瘴厉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而他“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

当王阳明把自己置身于儒门弟子的序列，以文明传承者自居时，他的贬谪就有了文化与历史的纵深，他不可能不想到孔子 “厄于陈、蔡”，颜回“箪瓢屡空”，曾点“归咏春风”，和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训诫。先贤们已经做出示范，他只需去接受这场淬炼。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龙场留下的文字中，王阳明反复强调“君子”，一系列起居场所都围绕君子命名。

他一度居于天然溶洞，穴居阴湿，当地热心民众帮他新建了住宅，王阳明将新居命名为“何陋轩”，又建“君子亭”，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之意，设有迎客之所“宾阳堂”，也是以太阳为君子，标明心志。他在西园开荒种菜，又成立龙冈书院聚众讲学，首条训诫便是要求学生立志，立君子之志（《教条示龙场诸生》）。

“龙场悟道”，站在儒家“巨人”的肩膀上

在道德自律之外，王阳明也开始了重要的思想探索，龙场驿成为恰如其分的环境。“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这是《龙冈漫兴五首》的第一句，也是王阳明的心境写照。

面对仕途挫败与人生困顿，王阳明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对自己进行精神与道德上的自我要求，远离险恶政治环境换来时间与空间上的自由，他在孤绝之中向内自省，于龙场驿完成了思想飞跃。

在“居夷处困”之中，他观察物理，也观察人心。贵州学者汪建初提到，王阳明多次在诗文里写到贵州乡民的质朴性情，如“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何陋轩记》），“语庞意颇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等。与凶险的官场相比，他在龙场收获了诸多善意，发现不曾读书、性情真挚的人，却更容易接受教化，进而在《象祠记》里提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观点。

今日对王阳明如何在龙场悟道向学的想象复现。

来源/‍‍‍‍‍‍‍‍‍‍‍‍‍‍《我的1508 问道·十二境》

贵州修文县城还保留着王阳明研读易经的“玩易窝”与曾起居的“东洞”（阳明洞）。从外表看，“玩易窝”像一个布满绿地的公园，内有一个山包，山包下是洞穴，沿着石阶而下，洞穴幽深，岩壁湿滑。

修文民间学者杨德俊1989年开始在县文物管理所工作，是最早参与寻访和保护王阳明修文遗迹的专家。他在1990年代筹集经费，带人清理被破坏严重的玩易窝，发现了洞顶“阳明玩易窝”的石刻文字。石刻是王阳明离开此地80年后，由水西土司贵州宣慰使安国亨题写，成为玩易窝遗址所在的重要证据。

杨德俊指出现在位于“玩易窝”对面的油箩街应为龙场驿原址，而“玩易窝”所在的“小孤山”也不复五百年前原貌。古时“玩易窝”地势较高，山体结构未遭破坏，岩壁应该更为干燥，更像是王阳明觅得的一处洞天福地，用来体悟天理。

钱德洪所著《王阳明年谱》中有如下记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惊呼，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就是被后世津津乐道的“龙场悟道”，似乎得到仙圣点拨，睡梦中的王阳明醍醐灌顶，得出向外物求理是不对的，应该转而向内求索的觉悟。《年谱》的描述充满神秘主义，也成为影响后世观念的主流，仿佛“龙场悟道”是一种顿悟。但相比一夜彻悟，“龙场悟道”更像是一种渐悟，是长时期思考探索的成果。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王阳明随身的读物可能只有《易经》，每日坐在石洞里，默记所学经典，有所感悟时就记录下来，大概花了一年又七个月的时间，把五经要旨阐释了一遍，写就《五经臆说》一书，特别指出“盖不必尽合于先贤”（《五经臆说序》），就是说，跟前辈——指朱熹相比有所不同。

宋代儒学复兴可以追溯到周敦颐，到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在后世被树立为规范，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但王阳明对朱熹通过格物来求理的论断一向抱有怀疑。杨立华认为龙场悟道，王阳明首先悟出的就是“知行本体，也就是知行合一”“这是奠定王阳明思想的重大突破，是个人原发性思想创造的初步形成。”此后，“他的思想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

从龙场到贵阳

王阳明如何贯彻“知行合一”？

“知”与“行”是儒家学者一直在探讨的一对概念，提起知行关系，国人未必了解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首先跃入脑海的大概率是“知行合一”。

关于“知行合一”王阳明有过许多阐发，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答顾东桥书》），好比在道理上明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并不付诸实践，那么就还是“未知”，这是因为私欲遮蔽了本心。在一个文明里成长起来的人，不用特别的教化，不可能不知道善恶是非，而之所以不能践行，就是因为被私欲蒙蔽了真知，只有通过不断去除私欲，才能让良知得以彰显，也即宋明理学家都坚持认为的“存天理、去人欲”。

到了晚期他把这一切总结为更简易直接的“致良知”，“致”有行的意思，致良知就包含了“知行合一”。”尽管“致良知”是在离开贵州许久之后提出的，但王阳明自己也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

贵阳文明书院

如何成为王阳明传播心学的“桥梁”？

王阳明在龙场期间，他的同乡毛科正以提学副使的身份“提调学校兼督理屯田”。

弘治十六年（1503）毛科到任时，迫切想要提振当地文教事业。第二年，毛科觅得一处废宅，连同附近民宅一起买下，兴建书院和提学分司，建造过程中居然挖出一块残碑，显示这里曾是元代“顺元路儒学”所在，此后又建“文明书院”，故新建的书院沿袭旧名。文明书院遗址位于现今贵阳市中心大十字附近，在市府路与法院街的交界，如今只余一块石碑标明位置予以纪念。

正德三年（1508），毛科邀请王阳明来此讲学，对于毛科的邀请，王阳明赋诗一首《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予以婉拒。次年，毛科的继任者席书再次邀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执教，与此前文明书院湮没于断壁颓垣的命运不同，文明书院载于史册的故事拉开序幕。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到十二月，王阳明在文明书院登堂教学。席书亲自率领诸生一同聆听。从席书写给王阳明的信件看，王阳明在书院讲了《春秋》中的“春王正月”一段。以当时他已经在撰写《五经臆说》推断，讲授的应该是自己对儒家传统经典的心学诠释。

如果说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的起点，那么在文明书院，他的学说得到了检验和传播，所以有王阳明在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的说法。

在撰写于当年冬天的《送别阳明王先生序》中，席书提到“历代文运，必积百余年而后有大儒”，而明代至今一百四十年来“未有妙契濂洛之传，足当太平文运之盛意者”，则是“有待於今”之阳明也。

这个预言是对的，此后人们总结宋明理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程朱陆王”，前两者为“理学”派代表，后两者为“心学”派代表，而明代只有王阳明一人而已。

走出贵州的王阳明

带来一场“心学风暴”

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王阳明匆匆告别贵阳，前往江西庐陵担任知县。从前后留下的诗文看出，此时他的精神风貌与两年前已经不同，心态与学问都得到锻造，38岁的王阳明以全新姿态走入波澜壮阔的人生下半场。

如果说在两年前的贬谪之路上，王阳明先是充满浪漫情怀，其后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惨淡；那么这次的离别之路，有着留恋，更多则是意气风发，迫不及待要与人分享龙场之悟。他途径镇远府（今镇远县），经水路离开贵州，在镇远写下《镇远旅邸书札》，对贵阳诸生叮嘱不尽。

从贵州、湖南到江西，漫漫三个月间，他沿途讲学，宣扬于静坐中体认心中之理，倡导“知行合一”。正德五年（1510）初，王阳明在辰州府龙兴寺讲学一个多月，吸引千余名士子，是他生平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讲学胜会。在《与辰中诸生》中他写道：“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得诸友，何幸何幸，方以为喜，又遽尔别去，极怏怏也”。

三月，他到达江西萍乡，再次拜谒了濂溪祠。两年前，在去往贵州途中他留下一首《萍乡道中谒濂溪祠》，写道：“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千年私淑心丧后，下拜春祠荐渚蘋。”讲的是自己对于理学开宗人物的崇敬。而此刻他的心情是：“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再过濂溪祠用前韵》）显然已有了学术上的自信，批评朱熹的“支离”与“雕刻”，感慨周敦颐学问至今不张显，将自己视为濂溪传人。

此后他在文治与武功之间讲学不辍，在生命晚期取得极高的声誉，士子学人带着口粮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住满周边寺庙，“夜无卧处，更相就枕席，歌声彻昏旦”（《传习录》），生前画像就被人们争相收藏供奉，逝世后五年在贵阳建阳明祠，五十五年后配祀孔庙。

虽然明清两朝以来，阳明心学逐渐沉寂，但在近现代的东亚社会，它却屡屡迎来高光时刻。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钱明谈道：“朱子学比较适合社会稳定的时期，阳明学突出自我的主体性，比较适合变革的时代。”他举例，“阳明学说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那个时代，正好是处于变革的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朝鲜半岛是一个儒士的国家，所以对阳明学说一直是比较压制的，推崇的一直是朱子学，但进入近代以后，也处于巨变的时代，尤其被日本殖民的时期，朝鲜也非常的推崇阳明学。”

在中国近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阳明心学同样成为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

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心学却没有离开贵州。

在前往江西庐陵，途径镇远府（今镇远县）时，王阳明给贵阳诸生写信（《与贵阳诸生书》），离开贵州三年后，他还有一封书信《寄贵阳诸生》，开头写道：“诸友书来，间有疑吾久不寄一字者。吾岂遂忘诸友哉？”有念念不忘之意。

在《与贵阳诸生书》中，王阳明列举了23位跟随他学习的学生，他们成为黔中王门存在的实证，阳明心学开宗立派、得以传播与书院体系密不可分，龙冈书院、文明书院便是起点。这两所书院也成为此后贵州书院的模版，他的再传学生建立的书院影响尤大。

王阳明病逝五年后（1534），他在浙江的弟子王杏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巡按贵州，了解到贵阳士民每逢岁时或赴龙场祭奠，或向龙场遥拜阳明先生，因为路途遥远颇为不便，阳明门人汤冔（xǔ）、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上书请求在贵阳为阳明先生立祠。当时正值阳明学被官方斥为伪学的时刻，王杏仍召集贵阳三司长官商议，结论是“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同意所请，“以激劝边人”。虽然所拨公款只够工料费，但是百姓踊跃支持修建，所以一个多月时间，就在贵阳城东（今文昌路）建成了“门庑堂室五座，凡十三楹”的阳明祠。

王杏在《阳明书院记》中提及到贵阳以后，“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那蔼蔼越音是阳明先生的乡音，雁过留痕，人过留声，当真如此。

此后，贵州对王阳明的崇祀从未中断，而阳明心学也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回馈着贵州。

1940年初，在校长黄质夫带领下，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由贵阳青岩迁至黔东南榕江，更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这是当年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校，也是当时中国乡村师范的代表。黄质夫认为：“乡村师范，宜在乡村；边疆师范，宜在边疆，且尤宜在土著同胞聚居之边远县，以培养大量人才，开发和建设山区之经济、文化，是为办学之宗旨。”

黄质夫是陶行知最早的追随者之一，而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正是因为深受王阳明的影响，才将自己的名字从陶文濬，先后两次改为“陶知行”与“陶行知”。在榕江，黄质夫积极推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主张“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除日常课程外，还举办文体活动，如田径、球类比赛，成为榕江足球运动的发端之一，这一颗文体教育的种子，如今生长为了火爆全国的“村超”。

从“知行合一”，到黄质夫的“教、学、做合一”，王阳明留下的精神遗产对贵州影响深远。从宋明理学的脉络来看，阳明心学简易直截，具备巨大的感染力，能够唤起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激情，儒家哲学正是到王阳明以后，才真正成为大众哲学。

而这一切，都从五百年前的贵州龙场肇始。

文 | 霍亮子

文字编辑 | 后果

图片编辑 | 陈金鱼

设计｜九阳 鱼一条

首图｜梁曾

封图 | 贾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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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专家

顾 久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贵州省文史馆原馆长、《贵州文库》总纂

张明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

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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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访专家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钱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汪建初 贵阳学院原副院长 阳明文化研究学者

杨德俊 贵州修文阳明文献研究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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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杨立华 《中国哲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立华 《宋明理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束景南 《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来 《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詹良水 《王阳明“龙场悟道”考辨》

（《贵阳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10月）

刘恒武 陈名扬 《王阳明文明书院讲学史实考辨——

以席书致王阳明系列书简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7月）

张明 《王阳明与贵州贵阳》（《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张新民 《过化与施教——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与黔中王门的崛起》

（《孔学堂》2022年02期）

焦堃 《王阳明主教文明书院背景考述》

（《王学研究》2018年02期）

本文系【地道风物】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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