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牛风投城市」开启一场创新试验｜合肥

文｜张冰冰

编辑｜阿至

合肥的故事刚被关注到时，人们是兴奋的。从前，政府和风投仿佛风马牛不相及，合肥押注京东方和蔚来的“豪赌”，在保守与冒险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成为逆风翻盘的佳话。

于是“资本招商”“以投带引”成为热词，效仿者踏破门槛。曾有北方一座省会老城选派各级各部门优秀代表赴合肥跟班学习，完成了30余万字的工作报告和专项调研报告，并组织成果转化汇报大会，解读“合肥模式”。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单纯的模式效仿开始出现“水土不服”。在“造芯潮”“造车潮”中，全国多地在建项目停摆，个别项目规划投资甚至达到千亿级别，这些冒险而未成功的案例，成为“故事的B面”，沉入水面之下。

第一个对“最牛风投城市”袪魅的，反而是合肥自己。

2021年，时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在央视《对话》栏目中谈到：“合肥不是‘风投’是‘产投’，不是‘赌博’是‘拼搏’。赌博是有今天没明天，拼搏是抓今天赢明天。”

相对于难以复制的“爽文”，合肥在“赢明天”上的探索进入了更多城市的研究范围。

2024年4月9日至11日，三天里，合肥先后迎来了两个省级党政代表团——湖南省、北京市党政代表团。两省份党政代表团考察的足迹中，高度重叠着几个地点：安徽创新馆、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科大讯飞公司。

不难看出，“科技创新”成为两省份党政代表团考察的重点之一，也是合肥希望擦亮的金字招牌。《合肥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47次提及了“创新”，并在新一年的重点工作中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然而无可避讳的是，科技创新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硬骨头问题：科技成果怎么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孵化器如何摆脱政策依赖？“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怎么整合出新的效率？

答案，或许藏在一个“试验田”里。

用市场方式，展开更多“触手”

“不是拼体量，也不是拼规模，更不是拼利润，而是要做体制机制创新、模式变革和科技创新园地。”2022年6月，安徽印发《“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成立政府领导、市场运营的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董事长吴海龙明确表达：从一开始，科大硅谷就致力于打造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从名称就能看出，“科大硅谷”围绕以“中科大”为代表的科技发源地，指向的是完成“硅谷”式的创新成果转化，而科大硅谷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试验性的创新产物。

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由安徽省政府牵头，领导小组组长到达了一把手的级别，由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王清宪担任。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股东中，合肥产投等国有股份占52%，科大讯飞、国盾量子等7家科大校友企业占据48%。这意味着科大硅谷不同于传统高科技产业园，不再仅以国有资本为主导，而是引入市场资本，以更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公司运营。

图源科大硅谷

可以说，影响科技创新最重要的因素——政策、资金、技术——在这里以市场化的形式形成合力。

但创新不能只靠“大力出奇迹”，硅谷培育了一批世界级高科技领军企业，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周边聚集了数千家专注于成果转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深层次原因不在于招商，而在于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的聚集，以及科研成果收益分配等机制的创新。

科技创新尤其不能只依赖传统的招商模式，需要主动挖掘科技成果。同时在避免项目“烂尾”上，需要深入跟进项目推进工作，提高双方后续运作能力。

这意味着，从项目挖掘到推进项目成长，都需要更多“触手”和精密团队。科大硅谷的解法是，将这项创新事业开放，面向全球邀请“合伙人”加入。

从招募对象上看，科大硅谷合伙人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校友组织、高校院所、产业机构、投资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均可参与。但目标是明确的，科大硅谷合伙人类型分为创新单元合伙人、创新中心合伙人、子基金合伙人三种，每种合伙人针对一个重点方向。

以创新单元合伙人为例，采用“团队+基金+载体”的模式，其核心目标仍然是优质项目的落地和培育，但创新重点在于，从单个项目招商变为批量化项目招引、从为单个企业提供服务到产业链的整合与培育，通过细分行业领域专业“合伙人”的运营，实现“一栋楼就是一条产业链”。

创新中心合伙人在全球创新资源富集区域设立创新中心，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交流、离岸孵化等工作，目标是大范围链接全球科技群体，通过“异地孵化、本地注册”的模式，吸引和培育高层次人才。子基金合伙人则运用资本力量汇聚创新资源，联合商业银行、金融机构、风投创投机构提供全面资金产品和服务。

显然，不同类型合伙人的服务内容存在交叉，这也意味着，一个合伙人可以同时申报创新单元合伙人、基金合伙人，最大程度把创业需要的技术、人才、资金等服务聚拢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传统模式中，一个地区一年大约能落地3-4个孵化器，引入合伙人机制后，这个数量可以大大增加。

2023年3月，“科大硅谷”全球合伙人招募令发布。科大硅谷迎来了超过300个“合伙人”报名团队。科大硅谷服务平台公司创新单元部负责人郑德荣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工作量很大，我们成立了合伙人工作组，主要精力就是对接这些合伙人，向他们介绍政策。”

合伙人的类型也更为丰富，经过重重筛选，首批签约合伙人包括天使投资基金机构阿尔法公社、为电子行业提供咨询的爱集微、来自法国的科创企业孵化器联盟等，创新的“触手”延展到了更广泛而细分的领域。

2023年8月，首批25家科大硅谷全球合伙人签约，来自美国、法国、日本和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等地。目标剑指新效率的创新孵化。

不光0-1，更要1-100

创新有不同的阶段性，0-1阶段是“无中生有”的原始创新，需要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完成；1-100阶段是“走向市场”的技术转化创新，将技术成果转化成符合市场需求的具体产品形态，需要各类孵化器和创新中心支持跑通生产过程；100-100万是大规模生产力形成的阶段，需要整合产业链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从技术成果角度，中国的技术成果数量具备显著优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2023》显示，2022年中国申请人共计提交约158万件专利申请，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球首位，美国位居第二。

然而技术成果的转化似乎没有跟上第一的速度。

科大硅谷瞄准的正是1-100的创新孵化难题。过去，这个任务落在了各个孵化器身上。但在迅速推广的过程中，一些孵化器逐渐变得臃肿低效，偏离了创新孵化的核心。

重庆市原市长、牵头把惠普等重大项目引入重庆的黄奇帆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地方搞孵化器，往往拿出一栋楼不分青红皂白地免除几年房租，用低租金成本吸引一批科创类企业或中小企业。“捡进篮子都是菜”的搞法，除了热闹，效果不会好。

据《科技中国》杂志报道，我国孵化器收入的49%来源于房租收入及物业租赁等基础性服务，在对于华南某中心城市100余家孵化器的调研样本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63%。我国孵化器多数仍以“二房东”身份存在，增值服务质效不高。

可以说，很多孵化器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没有相关的支持政策，可能就很难持续地运营下去，也很难培育出一些重点的、亮点的企业。这也成为科大硅谷希望招募全球合伙人，探索新孵化模式的最直接原因。

郑德荣表示：“我们想通过合伙人能够在科大硅谷形成一种商业逻辑的闭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机制。”

创新机制的探索，考验合伙人政策理解能力、项目储备能力、资金调动能力，以及实打实的创业孵化能力。

首批科大硅谷合伙人创合汇，基于与上海交大合作共建的商学教育中心发展起来，既是创新单元合伙人，也是子基金合伙人。“我们集团的商学院板块，通过培训形式，可以遴选很多优质项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给予投资和产业加速的服务。”创合汇创始人邵钧认为，创合汇商学+资本+产业的发展模式与科大硅谷合伙人的发展思路十分契合。

商学院之外，2015年起，创合汇建立起创合汇资本，重点投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新能源与新材料等领域的优质项目；同时成立创合汇创业服务中心，以“创业加速”为核心提供产业创新解决方案。

可以说，从项目挖掘、资金支持、创业服务到产业对接，在成为合伙人之前，团队就已经在创新企业孵化上跑通了创新孵化的“一条龙”服务体系，和平台公司、地方政府的结合，更多效率得以激发。

“合伙人与平台公司、地方政府是事业合伙人关系，共创、共担、共享，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事业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邵钧表示，“这种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合伙人赋能创新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也将合伙人的资源、能力、智慧整合在一起，共同赋能科技创新。”

重建效率

在这一场针对体制机制的创新中，相对于有形的合伙人和创新空间，无形的新效率也正在重建。

成为科大硅谷合伙人后，创合汇重点关注AI等科技项目的引进，除了资金支持之外，项目的诉求也很明确——融入合肥的人工智能产业链。

10年前，合肥高新区就落地成立了国内首个定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声谷”，以科大讯飞为核心龙头，依托中科大的科研技术优势，带动一批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聚集发展。截至目前，除科大讯飞之外，中国声谷汇聚了超过2000家AI相关企业，已成为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聚集发展区。

创新项目要融入区域产业链，需要全局的梳理与对接，这往往超出了一般企业的能力范围。创合汇将诉求传导到科大硅谷平台公司，在科大硅谷申请协调下，合肥市发改委、投促局等根据企业所处赛道，完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对接资源、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等情况梳理，产业链对接得以加速实现。

除了创新项目的融合，合肥的人工智能产业经过多年探索，也积累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战经验。

科大国创源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凭借数据智能平台、高可信软件等核心技术，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运营商、电力、交通等行业的大型客户及服务经验，研发出专注垂直领域的科创星云大模型。

“传统的科技成果研究和市场需求脱节，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一大难点。”科大国创运营商BG副总裁彭力总结道。2023年开始，在政府牵引下，科大国创与中科大共建知识计算智能实验室，老师和员工一起工作，将市场需求输入到学校科研之中。

“要做好科研成果转化，需要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三方明确定位。”彭力认为，政府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来保障引导力，学校的技术考核需要与前沿方向吻合，企业则要考虑将市场需求传达到科研之中。各方需要明确分工、加强协同。

本质上仍然磨合出新的协同模式，让各方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其中的目标毫无疑问——“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

在科大硅谷的创新试验中，协同势能进一步扩大。

科大硅谷片区范围聚焦在蜀山区和高新区，通常一个区一年落地孵化器数量一个手可以数得过来，科大硅谷首批签约合伙人就超过20个，随着招募的持续，落地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对属地来说，政策、基金、物理空间等要素保障面临很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继续就是去往两个区去推的话，就会造成合伙人积压。”郑德荣透露，经过深度讨论评估，科大硅谷平台公司向合肥市提请报告，申请由合肥市统筹，扩大科大硅谷合伙人承载范围，合肥13 个区县中有兴趣参与科大硅谷建设的，可以承接科大硅谷合伙人落地。“这就为我们整个合伙人的落地留下了充足的储备空间。”

据了解，第三批科大硅谷合伙人里就将有部分落地在科大硅谷范围之外的其他县区。此时距离科大硅谷合伙人首批招募启动，仅仅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一系列涉及政策和属地的调整、沟通、落地就已经完成了。

在新效率的推动下，科大硅谷自2022年6月启动建设以来，截至目前新增注册科技型企业1520家，集聚各类创业就业人员5.9万名。

日本的企业改革专家柴田昌治分析大企业公司病时指出，创新活力丧失的一个标志是，人们会努力回避风险，“重视先例”的风气盛行，当“对上迅速反应，对下严厉督促”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员工则越来越失去活力。这个理论放到更广阔的语境中依然适用。

科大硅谷成立时间不长，合伙人招募也才一年多，很多创新尝试或许还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敢做无先例的探索、政府和市场的高效配合、创新氛围与组织活力的传承，会让答案更显而易见。

当前，2024年科大硅谷合伙人招募已经启动，今年的招募策略也已做出调整，往专精特新等更聚焦的领域发力。跟市面上广泛的团队接触和落地实践后，一套适配更新后的方法论正在跟上。

对产业创新和城市发展来说，与其等待一个模式，不如迈开步子探索。毕竟，创新永远是一个过程，没有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