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国家和社会（第三章——保护与生存：东罗马战略部署简史）
“战略是指挥官捍卫领土并征服敌人的艺术，将军则是实施这一艺术的高手。”【1】
六世纪后期
在六世纪末，随着尤士提尼安再征服意大利和北非，东罗马帝国为了巩固领土和抵御外敌，重新组织了其军队。这支军队由七支精锐的野战军和规模较小的边防军组成（负责守卫帝国的边境地区和后方腹地）。【2】前者被称为野战部众（comitatenses），并由军事统领主官（magister militum）指挥，并整编为“东方野战部众”、“亚尔美尼亚野战部众”、“特拉基亚野战部众”、“伊利里库姆野战部众”、“阿非利加野战部众”、“意大利亚野战部众”。除此以外，还有两支“御前部队”分别驻扎于小亚细亚西北部和色雷斯地区，以保卫君士坦丁堡。其中后者则被称为边防部众（limitanei），由资深军团及其附属辅助力量组成，并配备了一些辅助部队和军团骑兵，共同构成当地的防御力量和机动预备部队。【3】到了尤士提尼安的统治末期，在帝国的边境行省和内陆地区建立了超过25个这样的指挥机构，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斯基提亚到非洲西北部的毛里塔尼亚（包括中东和埃及）。【4】尽管单位的名称通常与其指定的职类紧密相关，然而，由于部队之间存在交叉部署的现象，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军事术语中“野战部众”和“边防部众”的实际区别并不总是能够明确界定。同时在一些地区实行军政合一，则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的安全问题。例如，在埃及地区，底比斯领军都督（dux Thebaidos）被授予了民政权力，至尊总务长官（praefectus Augustalis）这一民政职位与埃及普图斯领军都督（dux Aegypti）的职位合二为一；而在小亚细亚南部，皮西迪亚、吕考尼亚和伊苏里亚等地也实行了军政合一。
在尤士提尼安统治时期，东罗马帝国设立了一个新的重要指挥机构，其称为行军司务监区（quaestura exercitus）。其相当于一个“军事统领主官”，由一位名为（quaestor）的军官负责驻扎在多瑙河边境地区的斯基提亚和第二默西亚以及小亚细亚沿海行省卡里亚和爱琴海岛屿的部队。他的主要任务似乎是利用从安全地区出发的海上航线，为多瑙河边境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以减轻当地居民和受战争蹂躏的农村所承受的压力。【5】
除正规的野战军和边防军外，帝国还雇佣了大量联军或盟军，特别是在东部地区。阿拉伯氏族和部落在保卫帝国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帝国通过提供食品、金钱、礼服、权杖（通常表示罗马等级制度中的荣誉职位）以及武器等来维持他们对帝国的忠诚。不同部落联盟在这方面争夺统治地位，导致了权力的周期性转移。每个领军都督（dux）的辖区都有一个部族首领（phylarchos），也就是在其部落当中至高无上的首领。到了尤士提尼安统治时期，被基督教化的加萨尼人在这方面代表了帝国的利益，而其同时还要面对由萨珊波斯大王资助的部落联盟，即拉赫姆人。【6】
此外，在宫殿附近还驻扎着一些卫戍部队，其中就包括了宫廷内院卫队（Scholae palatinae）和值宿守卫（Excubitores）。前者又被划分为七支内院卫队（scholae），每支由500名骑兵组成。初始阶段，这支部队以精锐突击骑兵的身份出现，其成员主要从居住于帝国境内或周边地区的日耳曼民族中招募。然而，当时间推进至五世纪中叶时，他们已经转变为纯粹的礼仪部队，日耳曼的原始痕迹在他们身上已无任何体现。尽管他们在当时仅能执行有限的军事任务，但在技术层面，他们仍被归类为战斗部队。在尤士提尼安得统治时期，存在一两支“内院卫队”，他们轮流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北部行省服役，同时也会驻扎在宫廷之中。【7】为确保皇室安全，利奥一世决定重组其卫队，并因此招募了一支规模较小的精锐部队，仅有300名士兵，以取代原有的卫队。这支新组建的部队被称为“值宿守卫”，最初的成员均来自伊苏里亚，但在六世纪初，其招募范围逐渐扩大。在整个六世纪中，“值宿守卫”的士兵们表现得非常活跃，甚至经常被帝国派去执行外交或其他特殊任务，且常驻于君士坦丁堡的宫殿中。【8】
在六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的海军力量相对薄弱。多瑙河沿岸仅保留了若干小舰队，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分别驻扎了一支舰队。在533年的阿非利加远征中，帝国动员了约500艘拥有不同能力的船只作为运输工具，并伴随了92艘单层战舰或快速帆船（dromones），总计为2,000人。然而，关于后者的具体归属，目前仍存在一定的推测性。在上述情况下，其中大部分的运输工具可能被从通常用于向君士坦丁堡运送粮食的船队中征用。此外，随着司务监区（quaestura）的成立，帝国专门建立了一支运输舰队。【9】
这些部队的战略布局，体现了外部势力对帝国边境造成的压力，以及君士坦丁堡最高指挥部和政府对帝国领土安全的忧虑。这一战略的指导原则源自四世纪，主要包括由相互连通的防御工事、主要堡垒构筑的线性边界，以及由机动野战部众组成的预备队作为二线。这些部队又被编成若干分队，驻扎在边境后面的各地的守备城镇和堡垒中。在尤士提尼安的统治时期结束时，“边防部众”和“野战部众”的职能逐渐融合，野战军部队长期驻扎在行省城市以及附近地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作为边境驻军的增援力量，而不仅仅是作为机动的预备部队。
根据提供的信息，似乎每个野战军都将其四分之三的兵力部署在边区后方的行省或边境线上，并由“边防部众”的指挥官（领军都督）直接负责。这种部署方式导致总指挥官（军事统领主官）缺乏足够的后备力量来应对任何敌方可能发动的严重突破。因此，在面对这种紧急情况时，总指挥官可能无法迅速调动足够的兵力进行反击或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而国内或蛮族的各种团体则会被征募成为临时性的（ad hoc）佣兵，以填补军队数量的不足。其结果就出现了一支费用相对昂贵、熟练程度各不相同的部队，这取决于外勤服务经验和最近员额等因素。这支部队每年通过现金支付和在战役期间支付装备和维修费用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特别是铭文和纸莎草纸（papyri）等史料，则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所谓的“边境”地区的驻军实际上并不处于边境地带，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这些部队同时还要担任维护内务治安的任务，这充分说明，传统的边界观念作为明确划分政治疆界的手段，并不能完全揭示罗马边界的复杂性和实际情况。事实上，尽管两个政治实体之间存在包括贸易在内的各种交流，但我们应将边界理解为国家之间的一片广阔区域（诸如波斯和罗马）。这个区域的宽度在不同地段有所不同：例如，在叙利亚沙漠地区的“边界”以及阿拉伯（今天的叙利亚东部和约旦中/东部）一带，边界的范围更为广泛。【10】
尽管存在一些弱点，但考虑到内部资源挑战（特别是五世纪的人力问题和六世纪后期的薪酬问题）以及外部威胁，这种安排似乎运作得相当有效。有人认为，这些条件导致了六世纪中后期出现士气和纪律问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现有证据的支持。
尽管斯拉夫人（以及其他野蛮人）曾越过多瑙河以深入帝国领土，并对巴尔干行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波斯人也偶尔能在东部地区取得显著的胜利，但这些情况仍属于个别事件且并不常见。东部地区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小规模袭击以夺取要塞、波斯大王为收集战利品而发动的远征以及罗马人为报复所采取的行动。【11】在六世纪后期，征服罗马领土可能是波斯人攻击的一个重要考虑的目标（而这个假设肯定是罗马人对波斯人抱有敌意的基础）。然而，在莫里斯（582-602）被废黜后的战争之前，关于此方面的直接证据有限。当时的历史学家将尤士丁二世描绘成希望消灭波斯国家的人，这一想法被暗示为一般罗马人所共有。但重要的是要承认修辞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形成这些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确定其真正战略意图具有挑战性。尽管面临士气和纪律方面的挑战，但很明显的是，在莫里斯强有力的统治下，部署在波斯战区和多瑙河前线上的两支军队表现出色，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偶尔会发生哗变、物资供应不足和工资低廉等问题。【12】
在尤士提尼安王朝的末期，帝国的现役部队分布较为稀少，其任务则主要是保卫广袤的边境、应对突如其来的入侵，以及平定地区内部的动乱。令人惊讶的是，帝国军队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成功维护帝国的边界完整性，并在局势被攻破后迅速恢复。这一现象可部分归因于罗马方面的高效后勤结构、出色的统御能力，以及能组建士气高昂、在战术上协作紧密且纪律严明的军队。相对地，敌方力量有限且缺乏战略协调等问题也应被纳入考虑。而在很大程度上，罗马人的战役策略依赖于使用拖延战术来耗尽敌人的力量，同时剥夺他们的基本补给和马匹饲料。此外，他们还试图在敌军中煽动焦虑和不满情绪——在资源紧张和经济困难时期，传统方法会变得尤为重要。【13】罗马人的军事实力与高超的外交技巧相互促进，他们经常通过慷慨的“津贴”来影响潜在的对手。
在频繁受影响的地区，由于军队的长期存在及敌人的活动，导致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经济活动的中断，进而引发了人口数量减少和农业用地被遗弃的现象。因此，为军队提供充足给养成为一项颇具难度的任务。五世纪后期的色雷斯地区便是如此，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采取了特殊措施来确保驻军部队的给养，【14】尤士提尼安统治下的默西亚和斯基提亚两地也面临着类似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设立了“司务监区”一职。
除指挥结构中的两个例外情况外，直至埃拉克利乌斯统治中期（即620年代之前），军队的战略基础基本保持不变。所述的两个例外情况是指在意大利（总部设在拉文纳）和阿非利加（总部设在迦太基）所建立的新型指挥机构，即总督辖区（exarcheia）。随着新型指挥机构的建立，军政大权再次被整合在一位官员手中。这些机构的建立，旨在应对伦巴第人的入侵以及随后在波河流域和半岛中部建立的各个政权。同时，这些机构的存在，也是为了应对柏柏尔部落的不断袭击，保卫北非行省的沿海平原（见地图V）。
在埃拉克利乌斯与波斯人的战争中，情况发生了进一步重要的变化：位于色雷斯和比提尼亚的两支“御前部队”似乎已经合并了；在东部，东方军事统领主官（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和亚美尼亚军事统领官（magister militum per Armenian）所率领的部队则继续存在（尽管在波斯战争期间他们可能有部分解散）；此外，在巴尔干半岛，特拉基亚军事统领主官（magister militum per Thracias）肯定恢复了手下的其部队，而这三支军队后来都参与了630年代与阿拉伯人作战。【15】考虑到斯拉夫人在阿瓦尔霸权下占领了巴尔干中部和北部的大片土地（610-630），伊利里库姆军事统领主官（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带领的部队已经消失无踪迹，很可能已经解散，并将幸存成员吸收到其他野战军中。
在630年代的早期，随着波斯战争的结束，传统的战略部署得到了恢复。与此同时，除了已经被淘汰的“御前部队”和“伊利里库姆野战部众”，还需要重建阿拉伯盟友以及一些有限的哨所和驻军作为“边防部众”。此外，传统的地区指挥结构在630年代再次出现，并且至少在640年代之前仍可以从历史资料中明显看到。【16】据我所知，一些地区可能进行了一些修改，这些措施可能是埃拉克利乌斯为了更好地管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实施的。这些修改可能受到罗马在波斯占领期间（614-627）对这些地区缺乏有效管理的启发。然而，目前尚未发现实质性的证据表明发生了重大的行政改革或变化。【17】
七世纪的转变
随着阿拉伯人成功征服帝国中东地区，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尝试公开战斗以反击并击退侵略者失败后，帝国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避免与穆斯林军队公开对抗。在636年的雅尔穆克战役失利后，野战军迅速撤退至北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于未能成功控制美索不达米亚，且与余下的非穆斯林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曾考虑建立军事联盟）断绝了联系，野战军进一步撤回到了托罗斯-前托罗斯山脉的防线。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不得不撤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作战的野战军，并在战略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将他们转移到安纳托利亚。【18】
撤离进程本身的证据几乎无从考究，因此，我们必须依赖于随后出现的资料来源来重建当时的局势。在630年代后期，参与东部战役的所有野战军都被重新安置到了位于原地理位置后方的内陆地区。在选择这些地区时，其主要考虑的是其为士兵提供补给和其他必需品所具备的能力：帝国的“御前部队”撤退至小亚细亚的西北部和色雷斯地区；“东方军事统领主官”指挥下的部队撤退至小亚细亚的中南部，并随之被赋予了一个希腊化的名字——阿纳托利孔（Anatolikon）；而“亚尔美尼亚军事统领主官”麾下的部队则撤退至小亚细亚剩余的东部和北部等地区，并在之后就被命名为了亚尔美尼亚孔（Armeniakon），其拉丁化名为亚尔美尼亚库姆（Armeniacum）；唯一的例外是“特拉基亚军事统领主官”指挥下的部队，因为这支军队似乎是630年代中期被转移到东部战区，在保卫埃及战场上未能成功展开——其被派往控制安纳托利亚中西部富裕的行省，并在那里改称为色拉基西翁（Thrakesion）。在七世纪后期，这些不同的区域被驻扎的军队所占据。军队的这种分布似乎是合理的，主要是基于后勤方面的考虑。然而，最接近新“边界”的地区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大量军事人员和牲畜的流入。换句话说，这种分配对防御战略产生了显著影响，使得帝国反击组织的行动速度相对较缓，防御体系变得松散不堪，甚至连最初的应对措施也显得零星且不协调。
在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对巴尔干的入侵中，尤士提尼安设立的“行军司务监区”未能幸存下来。尽管多瑙河三角洲与黑海沿岸的孤立堡垒得以维持，并依赖海上补给，但爱琴海地区作为人力、船只及资源的重要供应基地，其地位则始终未受影响。在七世纪后期，该地的部队被称为船民部众（Karabisianoi）。这支部队初期可能以罗德岛为基地，同时也会从本土征兵。鉴于自660年代起，阿拉伯的海上力量对帝国沿海地区（特别是爱琴海地区）构成了重大威胁，该部队在拜占庭中期已成为地方海军力量的重要中心。在690年代后期，一支隶属于希腊地区的舰队崭露头角，其可能与尤士提尼安时代所设立的“司务监区”有关。在这一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帝国舰队或许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充，自650年代开始，积极与新兴的穆斯林海军力量展开军事对抗。此外，这一支舰队还在674-678年间和717-718年间的围城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挫败了敌军所发起的进攻。在帝国境内的其他地区，包括军事统领主官（magistri militum）以及意大利、阿非利加两地的总督首领（exarchoi）所指挥的军队仍然存在（其中还包括了在休达和撒丁岛上的驻军）。随着阿拉伯人在690年代征服北非，后者最终解散了。【19】在八世纪中期之前，虽然意大利军队和拉文纳总督区一直存在，但其面临着日益分散、区域化和地方化的挑战。在680年代末，阿非利加军队依旧存在，但随着690年代迦太基及北非大陆上最后一个帝国属地被征服，其作为重要军事力量的地位已经不存在了。【20】
“军区体系”的整合
在长达约20年的历程中，一个始建于四世纪早期、基于可追溯至二世纪的线性防御体系的战略组织最终被推翻并被遗弃。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其原本意在保护的大片领土也陷入了混乱。此后，东罗马帝国勉强维持着其在小亚细亚中部和北部的核心领土、巴尔干南部的海岸线（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爱琴海群岛，尽管塞浦路斯多次遭受攻击，直到680年代尤士提尼安二世与哈里发达成协议，共同管理着非军事化的岛屿），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撒丁岛、北非中部和西部的部分行省。但时至700年，北非已向伊斯兰势力俯首称臣，而意大利的局势也每况愈下。因此，尽管罗马帝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但其势力范围越来越局限于地中海东部（参见地图VIA和地图B）。【21】
在此背景下，军事和海军组织逐渐形成了以地域为基础的军区部队（thema），这一新希腊术语用于描述这种基于领土的军队和地区。此外，尽管东罗马帝国与原有体系具有众多相似之处，但其对防御理念实施了显著的革新，放弃了线性防御的观念。起初，自埃拉克利乌斯王朝末期起，人们便开始尝试掌控关键的山口。在七世纪末，帝国放弃了奇里乞亚，并未能构筑任何人工屏障，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帝国在构建并加固边界防线（limes）方面的缺陷。因此，野战军转而实施一种双管齐下的策略：在正面交锋中击退敌人，但这一策略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自七世纪后半期开始，更常见的做法是在入侵者进入帝国领土并完成攻击后进行追击或伏击。
在帝国边境之外，这一策略导致多个地区遭受周期性袭击和破坏，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损失。最终，在八世纪上半叶，定居点与生产区之间形成了一片“无人区”。不过，东罗马的战略成功阻止了阿拉伯人在托罗斯山脉以北或西部建立永久性基地的企图。此外，安纳托利亚的气候条件也不适宜贝都因人的游牧生活。拜占庭所实施的各类骚扰战、通信线路不安全等因素使得长期占领此地（除短暂季节性占领）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时，阿拉伯军队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或占领的城镇与堡垒过冬，然而，这些行动并未产生实质性的长期影响。自690年代初（或许是稍早些的时候），一支以卡里亚沿海城镇基维拉（Kibyrrha）命名的海军部队——基维拉部众（Kibyrrhaiotai）就已经存在，并从原来的“船民部众”中脱离出来。他们从最初的“阿纳托利孔”以及其他东部军区那里获得了领土，作为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防御屏障。【22】因此，除了在君士坦丁堡维持一支舰队外，帝国还在发展一个海军建设网络，以保护其脆弱的沿海地区。
在小亚细亚各地建立野战军以及国家支持野战军能力的一个结果是帝国军队地方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每个军区中常备元素（全职专业士兵）和各地季节性的“民兵”元素之间的区别。为了支援这些军队，君士坦丁五世组建了战团部队（tagmata），并使其成为皇帝直属的精锐野战师团。尽管规模有限，但这支部队具备优越的薪酬制度与严明的纪律，并在战时被视为精选部队的宝贵核心。事实上，此举标志着招募外族及本土雇佣军迅速发展的开端。这些雇佣军组成特殊部队，在一场或数场战役中提供服务。当罗马帝国在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全面进攻时，尽管军区的特遣队仍然很重要，但正是这些战团部队（现在指所有此类单位而不仅仅是最初的中央单位）成为战役的先锋。在940-1030年间，从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伊拉克西北部的穆斯林埃米尔手中（重新）征服了这些被划分为小型军事行政区的广大领土（地图VII和地图VIII），正是这些部队组成了这些领土的驻军。【23】
在东部战略中，拜占庭帝国遵循了三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源于早期阿拉伯人征服和袭击小亚细亚所带来的灾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在隘口阻止并击退袭击部队，以免在袭击过程中造成任何伤害。此外，在建立统一指挥的野战军时，这种策略有时会表现出显著的有效性。例如，在七世纪末期，提比里乌斯三世之弟埃拉克利乌斯被任命为边境骑兵部队的唯一统领将军（monostrategos），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直到其职业生涯因尤士提尼安二世重夺皇位而被迫结束。在697年（或698年），埃拉克利乌斯前往卡帕多奇亚，成功发动了针对叙利亚地区的进攻。在700年（或701年）、702-703年间及703-704年间，他成功挫败了敌人的数次大规模袭击。【24】如果采用在边境上会见并击退敌对攻击的策略无效（实际情况通常如此），帝国将指示地方部队采取积极的骚扰和监测入侵者的措施，以确保持续监视其行动并确定每个分队或集团的位置。此战略方法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在主要路线、十字路口和适合储存物资的地点建立若干城镇和堡垒，并在敌军进入拜占庭领土必须经过的边境关口后面抢占战略位置。通过控制这些阵地，可以阻碍任何长期存在于拜占庭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会对入侵者的通信线路、可能派遣的小规模袭击或搜粮队伍以及总体的后勤安排构成持续威胁。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工事的规模相对较小且人员稀少，但其通常位于可靠的水源附近。此外，由于会事先得到可能发生袭击的通知，他们可以为大多数紧急情况储备足够的物资。对于任何入侵势力而言，这些据点都能够持续地构成威胁。然而，大多数突袭队发现阻止他们的前进并包围他们是不切实际的，除非是在哈里发（或其他中央机构）的指导下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因为只有那时才会有围城装备、适当供应物资和人力资源可用于围攻。时间限制对士兵和战士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在撤退前最大限度地掠夺。尽管对大小防御工事的控制经常变化，但拜占庭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保持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同时，这也是一种阻止永久定居并将袭击范围和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方法。【25】
在八世纪晚期至九世纪早期，边境地区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指挥机构。这些独立单位是从各大军区部队（themata）中划出的要冲辖区（kleisourarchiai），似乎体现了一种新型战略的核心，即局部的集中防御。这种防御方式包括采用“游击”策略，如骚扰、伏击和追踪入侵者，旨在阻止除最大规模军队以外的其他势力，避免乡村掠夺及其带来的经济混乱。与此同时，这使得掠夺远征变得更为危险和不确定，其所获取的战利品也相对减少了。而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参考塞奥法尼斯的编年史中所记述的方式来展示：在779年，利奥四世命令每位统领将军（strategos）选派3,000名精锐部队，对抵达多里莱翁的阿拉伯军队进行骚扰，而非正面交锋。据塞奥菲洛斯的记录，此举旨在避免劫掠行为，并命令摧毁牧场和其他补给来源，致使阿拉伯部队在15天后无奈撤退。【26】然而，这些“峡谷要冲”的设立似乎揭示了一种专门针对边境地区和当地特定条件的战略正在形成，进一步显示君士坦丁堡已认识到在地方层面需要赋予更大的自治权。尽管该术语保有描述峡谷山路（kleisoura）的含义，但在波丹佐斯、奇里乞亚、塞莱夫基亚或卡帕多基亚等地，除了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外，“峡谷山路”一词亦被用来指代特定的道路。【27】
在同一时期，帝国海军力量得以扩展，从而建立了三个主要海军基地，分别是爱琴海军区、萨摩斯军区和基维雷奥通军区。此外，在埃拉斯-佩洛波尼索斯地区，还存在一支帝国舰队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地区舰队。因此，尽管东部地区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海上袭击和海盗行为，但这些威胁已得到有效削弱，并偶尔会被成功击退。
然而，在西部地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鉴于迦太基在690年代的失陷，帝国丧失了位于北非海岸的海军基地——尽管西西里岛在一定程度上仍被用于此目的，而且有一定证据显示帝国海军曾在巴利阿里群岛展开活动。到了九世纪初，穆斯林海盗也开始在这一地区寻求庇护。自840年代末以来，帝国对地中海西部的关注也逐渐地减弱了。在收复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的行动中，由于海军力量的不足，导致进行支援的成本高昂。此外，克里特岛的建设计划很快成为帝国控制下沿海地区持续遭受敌人袭击的根源。【28】巴尔干战线呈现出的独特面貌可归因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交战双方都没有像吉哈德（jihad）那样的圣战观念，这意味着纯粹基于意识形态目标进行的战争并不存在。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差异主要表现在领土和资源问题上，而战争爆发的原因可能包括报复败绩、维护荣誉或应对内部政治压力。例如，在680年，君士坦丁四世与阿斯巴鲁赫签订的协议确立了保加利亚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边界。此后，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双方确认了这一边界。从组织角度看，共同的防御措施逐步发展成为一支负责保卫帝国领土的力量，并成为政府收复失地的手段。
战争需要两个派系跨越此边界，调动军队进行战斗以击败或摧毁对方。但双方均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其导致战役特点主要为消耗战。这种优势的转变主要取决于双方在转移对方注意力方面的活动程度，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东部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与其他地区类似。然而，山区和森林中盗匪活动的猖獗意味着和平对于双方的农村和城市人口而言仍是相对的概念。此外，孤立拜占庭堡垒的定居点主要依靠自身资源和策略来生存，直至最终被同化为九世纪初不断扩大的帝国领土的一部分。无论是保加利亚人还是拜占庭人，他们都积极推动当地人口群体进行重新安置，让他们在边境地区居住并担任边防士兵。【29】
防御性均衡：“军区体系”的短命
帝国战略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军区体系在部队配置、指挥架构和行政层面逐步发生演变。初始阶段，各地区仅由不同军队负责驻防，构成了行省的布局。在700-730年间，军区体系具备独特的地理特征，并在“军区的行省”这一术语的使用中得以体现。此外，在八世纪后期，财政管理和军事组织的一些方面以军区为基础，同时罗马晚期的行省仍然存在（参见地图VIA和地图VIB）。
到了九世纪中期，很明显，罗马的“军区部队”同时拥有行政和军事管理结构，而这两种结构正在迅速取代晚期罗马的残余。这些“统领将军”实际上是他所在行省的最高统帅，而其至少对财政和司法官员有监督权——图表3.1描述了这一制度从建立到十世纪中叶的扩展过程（见地图VII）。【30】
从军事部署的角度看，帝国政治局势稳定时期（尤其是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军区部队”的数量持续扩大。这种扩展最初是通过内部分支的建立来实现的，旨在创建更便于管理的政治和后勤部队。随后，自八世纪后期开始，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南部重新确立了权威。到了九世纪，帝国在东部的军事力量得到了重建，全职“战团部队”的角色和比例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发展的体现形式是设立了一个集中的指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支野战军，也就是“战团部队”，并由内院殿内主帅（domestikos ton scholon）负责。与此同时，该指挥体系进一步被划分为东、西两个作战区域。
在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在帝国东部及巴尔干边境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后，新的自治军区应运而生。这要求对原有的“峡谷要冲”进行军区部队的升级调整，并将新拓展的区域纳入军区管辖范围。但这些部队的规模都相对较小，其通常会以特定的堡垒为中心，并明确划定地缘政治实体，由“小”统领将军（strategoi）负责。这些军区在东部边境被指定为“边境”或“亚美尼亚式”军区，因为亚美尼亚人在这些地区的人口中占据很大的比例。同时，在组织上和文化上，这种命名法有助于将其与旧的“大型”或“罗马式”军区分开来。【31】随着帝国“战团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其军事效果的日益显著，这一体系经过进一步改进，并在众多设防中心招募了类似的专业部队，其中大部分是新成立的较小“战团部队”的总部。自960年代后期起，这些地区被划归为一系列更为庞大的指挥机构，每个机构都由领军都督（doux）或至高督军（katepano）负责，并独立于地方的行政管理之外。在赋予下级将领普遍权力的同时，这些上级将领也相应获得了军事权力。
这些新的指挥机构通常包括一组新式的小型“军区部队”，以及在其背后的大型“军区部队”。这些新指挥机构的建立形成了一个战略缓冲区，旨在保护已经成为内陆腹地的“军区部队”，每个军区部队都覆盖了扩展边界的一部分，并为进攻行动提供战略支持。此外，就现有人力而言，各军区独立运作，西部地区也做出了类似安排。因此，这种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旧有的军区民兵逐渐失去其军事重要性和能力。相比之下，在帝国边境和行省驻扎的野战军越来越多地由职业雇佣军或帝国周边各小国诸侯和统治者派遣的军队组成。
在东西部的边界上新涌现的机构及其地位，有力证明了帝国进行扩张和征服的战略。例如，在970年代，新兴的指挥机构，如哈尔迪亚、美索不达米亚、安条克等“都督辖区”已覆盖了整个东部边境。这些机构在1000-1045年间进一步扩展到伊比利亚、瓦斯普拉坎、埃德萨和阿尼等地。同样，在970年代和980年代建立的军事机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部边境的进展以及这些“都督辖区”或“督军辖区”的功能——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阿德里安堡和塞萨洛尼基等西部地区；而在保加利亚帝国被巴西尔二世摧毁后（1015年），锡尔米乌姆、帕里斯特里翁和保加利亚也相继建立了相应的指挥机构。如所示，类似的指挥机构后来在拜占庭所有意大利南部地区涌现，这一现象与诺曼人在该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进行侵略活动有关（见图VIII）。【32】在“图表3.2”中，则详细阐释了这个体系从十世纪中期到十一世纪后期的演变。
从战略到危机管理（1025-1090）
巴西尔二世成功地瓦解了保加利亚帝国，并将其领土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同时，巴西尔及其前任也在收复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西北部的大片领土方面取得了成果。然而，此举却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帝国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到严重的外部攻击，因为原先作为边境屏障的一些地区和缓冲国现已被直接纳入帝国统治之下；与此同时，这种变革也对自七世纪后期至九世纪期间形成的军区架构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帝国境内各地区与边境地带之间，尽管“都督辖区”与“督军辖区”的指挥体系构建了一道由缓冲区组成的防御屏障，但新设立的“都督辖区”呈现出分散特性，其主要目标，则是应对地方性的威胁或更大规模远征的动员需求。虽然这种防御策略没有遵循线性结构，而是强调主动的纵深防御，但由于外围指挥的碎片化，确实存在一定缺点。在面临重大威胁时，皇帝或两位总指挥官中的一位有责任召集一支适当的部队并进军解决，而不是依靠地方指挥官。例如，在995年，巴西尔二世进行远征的目标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去解救阿勒颇。尽管他只用了平时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了旅程，但他所带领的部队规模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同样，在970年代对保加利亚人和罗斯人进行战争时，约翰一世高度依赖于他本人及其精锐部队，以有效应对威胁。而在1030年代早期，罗马诺斯三世发动的不太成功的战役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33】
该战略具有明显的局部性，并在应对同等规模的威胁方面表现出色。然而，其并不适用于抗击大规模入侵军队，除了继续采用游击战和骚扰战术外。这种固有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关键的弱点，因为这阻碍了皇帝或总指挥官以及他们的主要军队在多个战线之间进行即时的调动（而无需付出特别的努力）。因此，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初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拥有战术和战略眼光以及能够明智地调配军队和各类资源的杰出的军人皇帝。结果，这一制度严重依赖于个别总指挥官及其下属的能力。总体而言，都督区体系有效地阻止了大多数攻击或攻击威胁。在十世纪后期和十一世纪时，旧机构体系的重心从防御和骚扰转向了进攻性的野战军。因此，帝国忽视或允许旧机构的防御能力恶化，以应对全职雇佣军所带来的军费开支增加。
此外，该问题的实质可以通过1040年代发生的事情来阐述：在马尼亚基斯背叛并进军君士坦丁堡时，由于首都附近缺乏可调动的地方部队，君士坦丁九世被迫匆忙募集和雇佣军队来抵抗。在1047年的利奥·托尔尼基斯（Leo Tornikes）叛乱期间，作为事件目击者的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os）明确表示，东部野战军在亚美尼亚作战时，西部野战军已经集结到托尔尼基斯一边时，所以根本没有力量保卫首都。他明确指出，地方上几乎没有可用的部队（除了皇宫卫队中的一些佣兵外），也没有联盟军或辅助军。结果，皇帝别无选择只能召集一支临时部队，在这支部队中，包括了那些因各种罪名被关押在君士坦丁堡监狱里的人以及从街头招募的人。公元1057年，将领伊萨克·科穆尼诺斯（Isaac Komnenos）率领东部野战军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军。然而，当时的皇帝米哈伊尔六世仅能依靠分散在巴尔干地区西部军队和首都内的一支小型佣兵部队来应对这一重大威胁。【34】
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实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政策，并在帝国边界建立了缓冲国或地区。然而，这些措施似乎忽视了旧有军区力量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发展对海军领土及其军事潜力产生了多大影响。在沿海地区，海上“军区部队”的改变必然导致地方海军建设资源的减少。同时，从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开始，似乎是皇帝们发现依靠同盟国或附属国（如威尼斯等）来获得海军力量比在君士坦丁堡维持一支昂贵的常备舰队更为划算。因此，在十一世纪，帝国舰队数量似乎显著减少了。尽管阿莱克西奥斯一世和马努埃尔曾努力重建高效本土舰队，但罗马帝国仍越来越依赖非拜占庭势力，而这些势力最终将自身利益转化为对罗马国家的敌意。可以认为，这是导致帝国在十一、十二世纪后期面临政治和军事挑战的主要原因。【35】
巴西尔二世深知在边境维持大量常备军的必要性和风险，可到了1040年代，同盟国或缓冲国的政治外交体系，使得这些高昂的军队变得不再那么关键。在多瑙河东端的北部边境地区，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拜占庭的防御部署需要直接面对没有中间缓冲区的潜在敌对民族。为了积极促进北部草原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整合，政府通过贸易和商业手段来减少与维持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建立的复杂前沿哨所和堡垒网络相关的费用。同时，在西巴尔干地区实施的税收减免政策可能增加了现金的需求。【36】当然，此过程不仅涵盖了军事战略层面的内容，还牵涉到君士坦丁堡的权力精英与地方随员及指挥官之间的庇护关系，以及军区士兵的忧虑。这些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决定了财政和战略应对的性质。【37】然而，伊萨克一世也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常备军和长期战争将给国家带来其无法承受的财政压力。因此，他积极倡导一种外交政策，旨在争取诸侯和邻国统治者的军事支持，而非在帝国范围内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38】
然而，仅通过削减军区部队的资源并缩减（解散）边疆部队来疏远“军事”贵族，这种短视行为所招致的压力是不应得的。在十一世纪中期，帝国防御的崩溃主要源于内战和军事叛乱，而这些叛乱起因于错误的财政决策破坏了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平衡。在1071年之后，本土军队的解体进一步地突显了这一问题。【39】帝国对佣兵的依赖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法兰克军队在其最成功的领袖鲁塞尔·德·巴约勒（Russel de Bailleul）的率领下进攻安纳托利亚时，帝国政府很难组建一支能够对抗其威胁的军队。帝国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付如此庞大部队的薪酬，同时，其短时间内也几乎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士兵。因此，叛乱者成功占领了阿玛西亚和位于帝国东北部的旧亚尔美尼亚孔军区。【40】
在1030-1060年间，受政府财政决策的影响，传统的军区民兵（即季节性征募的地方部队）消失殆尽。此前，帝国军队中很大一部分有效的部队，是由从各个行省招募来的全职士兵所组成的领薪部队，这种构图在阿莱克西奥斯统治时期持续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其连续性在1071年曼齐刻尔特之战及随后爆发的内战之前可能是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外族雇佣军，特别是西方的骑士（如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和诺曼人）在其各自的指挥结构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41】
中央政府对佣兵的依赖度显著增加，这一现象常被人们以消极的视角看待。这种观点基于一种假设，即旧有的军区部队对帝国及其家园更为忠诚，因此他们在可靠性及性价比上相较于雇佣军更胜一筹。然而，现有的一些研究对这种误解提出了质疑。首先，使用这些部队是针对不断变化的战略背景逐渐作出的反应，这反映了帝国在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后期从主要防御战略向进攻战略的转变。在此情况下，帝国雇佣全职的“专业”雇佣军在战术上相较于廉价但效率较低的军区民兵更具优势，通常也更能物尽其用。在规模上，后者无法执行长期的扩张战略及其所有影响（例如永久边境驻军、快速动员、持续的军事准备等）。需要记住的是，帝国的许多核心部队实际上都是本土佣兵单位，包括从八世纪末到十世纪初君士坦丁堡周围的皇家特遣队以及每个地区的中小型常备部队。其次，全职的专业士兵通常比大多数地方的民兵接受过更好的训练，因此所需的人数更少。招募到的人员整体素质更高，并能更有效地平衡特定武器领域的专业人员（例如弓箭手、重骑兵或轻骑兵等）。尽管外族雇佣军在帝国内的数量不多，但他们的服务却极为有效。在接受定期支付时，这些雇佣军通常与当地或帝国政治关系保持一定距离，因此通常比地方的征募部队更加可靠。无论他们是否是拜占庭人，这一点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反，像雇佣军一样的本土征募部队如果没有得到适当报酬或待遇也有可能造反，这一点已经被证明过了。第三，雇佣军的使用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对其军队更高级的权威掌控，因为其保持了对这些部队薪酬、招募和部署的控制。与地方征兵相比，佣兵更依赖给予他们发放工资者，并因此不愿意参与地方政治事务。事实表明，这对于巴西尔二世等统治者具有积极影响，他试图在东部地区挑战地方军事势力在统治地位上的稳固；同时，这也对君士坦丁九世等统治者有益，他试图降低对地方精英在军事和政治事务上的依赖程度。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复杂局面；然而，帝国招募的佣兵始终表现出忠诚和高效，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涉及拜占庭本土军队的政治背景下，叛乱或背叛指挥官和皇帝的事件屡见不鲜（例如，乔治·马尼亚基斯在1030年代的叛乱以及曼齐刻尔特之战的前后）。这些情况通常发生在其战略地位较为有利的时候，比如在巴约勒的叛乱中，为皇帝效力的法兰克佣兵中较大部分似乎被安排在亚尔美尼亚孔军区。这使得德·巴约勒得以掌握充足的军事力量，并获得维持地位所需的后续支持和资源。当阿莱克西奥斯一世执掌大权时，他积极避免在各地部署大量集中的外族军队，并更加重视由拜占庭军官来掌控雇佣军。【42】
阿莱克西奥斯一世（1081-1118）重建的防御体系不仅有继承以往的发展，也借鉴了他在击退佩切涅格人、诺曼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过程中取得成功的策略。在其统治初期，由于皇帝需要应对帝国各地区的紧急情况，因此缺乏全面的战略规划。然而，在此期间，他明确地将解决巴尔干战区的问题置于优先地位。同时，在统治的首年时，他仍拥有规模小但高效的军队，该军队是由尼基弗罗斯三世（1078-1081）和米哈伊尔七世（1071-1078）的统治时期组建起来，并由外族佣兵（如瓦兰吉人）和精锐士兵组成：值宿守卫（Exkoubitoi）、不朽守卫（Athanatoi）和衣库守卫（Vestiaritai），以及来自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战团部队”，如巴尔干半岛保禄派、瓦尔达尔地区的瓦尔达尔部众（Vardariotoi），还有其他外族佣兵（主要是突厥人和法兰克人）被组织起来。然而，在阿莱克西奥斯的统治初期，该力量也遭受了重创：他于1081年在底拉希翁被诺曼人击败，随后在1089-1090年间又遭到了佩切涅格人的重创。实际上，在1089年集结的军队主要由皇帝的卫兵、500名由佛兰德斯的罗伯特指挥的骑士、匆忙招募的农民以及约2,000名新兵组成——即首领子弟（Archontopouloi），该部队由退役老兵和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子弟所组成。然而，尽管如此，皇帝的军队仍然遭受了失败并解体。因此，到了1090年冬天，皇帝只能召集到500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一直依靠佣兵和地方豪强家族的随从进行作战。公元1091年，当皇帝于莱布尼翁成功击退佩切涅格人后，他将幸存的敌军纳入军队，成为军队的核心力量。然而，帝国仍面临着资源紧张的问题，地方的防御单位寥寥无几。除了混乱无序的城镇民兵及地主和帝国官员的随从之外，只有帝国军队能够有效地抵抗来自三个不同战线的攻击。【43】
不稳定的平衡：科穆尼诺斯王朝和安杰洛斯王朝时期的战略（1090-1203）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的1097-1098年间，局势逐渐趋于稳定。在这个过程中，阿莱克西奥斯成功地重新构建了一套连贯且精妙的防御策略，以应对可能的外来侵略。在当时，帝国的军队主要由以下三类主要部队组成：由外族佣兵和本土指挥官统领的雇佣军，以及来自特定地区（如色雷斯、马其顿等）的本土部队，还有由佩切涅格人和各类豪族及其门客组成的军队，这些部队现在作为皇室家族的代表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延伸。同时，这些部队逐渐地垄断了高级的军事职位。此外，阿莱克西奥斯致力于恢复土地的所有权与兵役之间的紧密联系，并要求居住在帝国内的外族人口提供士兵，以换取保留他们拥有土地。
在约翰二世（1118-1143）及马努埃尔一世（1143-1180）及其继任者的统治时期，为了加强这种联系，可能更广泛地实施了普罗尼亚（pronoia）。名为“普罗尼亚”的制度是一种将特定地区或庄园的国家收入授予个人或团体的机制，而作为回报，他们则需要提供士兵和装备。有观点认为，在拉丁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的时期（包括在西方人所统治的领土以及仍在拜占庭统治下的领土），这一制度得到了广泛应用。【44】
公元1094年，帝国成功地恢复了其对巴尔干地区的统治，此时诺曼人被困在伊利里亚海岸的一小块飞地上。在此之前，佩切涅格人在战斗中被帝国击败，并根据相关条约加入了帝国军队。该地区局势的稳定导致了类似于十一世纪中期行政安排的恢复，即巴尔干的行省提供资源，使皇帝能够在东部重建帝国权威。马努埃尔一世非常注重维护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他竭尽全力保护边境以外的领土，并牢牢控制多瑙河边境要塞。这表明帝国政府深知这些资源对其生存至关重要。西方的观察者指出，帝国减少多瑙河以南人口的行为是为了阻止匈牙利或加利西亚罗斯人发动攻击。【45】
约翰二世和马努埃尔一世（尤其是后者）所构建的联盟网络，在维护帝国整体战略稳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与匈牙利的关系存在波动，但塞尔维亚人巧妙地利用拜占庭和匈牙利之间的利益冲突，促使拜占庭展示其军事实力，以维持帝国在该地区的政治主导地位。这些举措大多取得了成功。然而，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行动加剧了匈牙利在多瑙河沿岸的侵略行为，导致帝国暂时无法获得来自塞尔维亚的贡品和人力资源，并可能触发了周边地区对多瑙河流域的进攻。巴尔干半岛的分离主义情绪，则是由地方王朝和贵族在东西部地区煽动的，因此君士坦丁堡政府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投入大量资金来维持当地的驻军和帝国军事政治权威中心。为了应对西西里岛上的诺曼人构成的威胁，帝国必须在对外交往上进行持续的努力，这对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维持一个联盟网络并不同的反西西里联盟成员相互牵制，对于帝国来说至关重要。然而，联盟成员的利益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正因如此，进行军事行动并定期重组联盟是必要的。马努埃尔特别强调加强与西方的联盟，以保护拜占庭在欧洲西部的利益，因为这对于确保帝国在该地区边界的稳固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无法永久性地保卫和驻军于巴尔干沿岸，在财政方面上，这种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行手段来维护帝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如果忽视或疏远这个体系内的前盟友，尤其是意大利的海上城市和罗马教廷，将暴露出其脆弱性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46】
在小亚细亚地区，战略态势错综复杂，其源于突厥人在该地区的广泛范围内强大的军事统治。当阿莱克西奥斯一世于1081年即位时，其在小亚细亚西部的权威已基本瓦解。通过联合第一次十字军，阿莱克西奥斯部分恢复了权威（详情可参考其女安娜的描述）。构建新的边界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不仅是为了明确帝国军队所需防御的地区，更是为了在此范围内确保安全、获取资源并推动帝国经济的发展。阿莱克西奥斯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成果，可以从他设立多个指挥机构以应对敌方挑战、巩固领土等方面（特别是小亚细亚）加以审视：在西部，阿比多斯（1086年）、安希亚洛斯（1087年）、克里特（1088-1089）、菲利波波利斯（1094-1096）、辛吉杜努姆（1096年）和卡尔帕索斯（1090-1100）等都标志着帝国的成功；在东部，特拉佩祖斯（1091年）、尼凯亚、埃弗索斯、斯米尔纳（1097年）、塞浦路斯（1099年）、库里科斯和塞莱夫基亚（1103年）、科孚（1104-1105）和萨摩斯（1100年）。约翰和马努埃尔在重塑军事和民事行政格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充分展示了阿莱克西奥斯所取得的成就（见地图IX）。
在十一世纪，拜占庭帝国在军事部署上采取了一种稳健的策略。其核心策略是维持一支强大且独立的帝国野战军，并根据实际情况为特定的战役增援所需的额外部队。这支军队主要驻扎在巴尔干半岛地区，旨在巩固帝国的控制并获取财政资源。此外，帝国的军事指挥权被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部分，这种划分遵循了传统的军事组织方式。地方领主和地主则承担了边防和保护当地社区的职责，他们在军事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帝国还继承了一种传统做法，即接纳外来族群并在其领土内提供防御性的支援。在阿莱克西奥斯一世统治时期，佩切涅格人在战败后被授予马其顿的土地；在约翰二世统治时期，塞尔维亚人和佩切涅格人则在安纳托利亚获得了土地。这些举措旨在激励士兵为帝国军队和当地防御做出贡献。同样，马努埃尔统治时期，库曼士兵在马其顿获得了军事封地，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帝国灭亡。【47】
在阿莱克西奥斯的统治下，被凯卡夫梅诺斯誉为“罗马人的荣耀”的帝国海军，经历了一次小规模复苏。阿莱克西奥斯起初依赖威尼斯对抗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但在随后，他设立了大领军府都督（megas doux）一职作为帝国舰队的总指挥官，并将残存的地方舰队和君士坦丁堡的帝国舰队汇集在了一起；在此期间，约翰二世重建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一支强大海军力量，恢复或维持了对爱琴海群岛所加的海军义务，要求其向帝国舰队提供战舰、水手、粮食、补给或货币捐助。然而，马努埃尔似乎允许这些义务可以被豁免。尽管如此，在他的统治下，帝国在庞大的联合作战中召集了由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据当时的赞美者所述，这些船队由本土的罗马公民组成，并与佣兵和其他水手并肩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马努埃尔的统治结束后，他的继任者却再次放任了帝国舰队的衰败。到本世纪末时，帝国无法与威尼斯（其他主要的意大利海上共和国）组建起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海军相抗衡。【48】
此外，在小亚细亚重新建立统治之初，沿海和沿岸平原上的战略要塞和重镇得到了显著加强，从而成为扩大帝国权威的重要基石。从这些关键地点出发，帝国军队将向外围或敌占领区推进，在夺取关键中心后进行驻守，并作为进一步扩张领土的据点。尽管这个过程是逐渐进行的，但事实证明，在1118年阿莱克西奥斯一世去世至1160年代期间，帝国成功地收复了以前大量失去的领土。在马努埃尔统治时期，他们还在高原上建立了前沿哨所。可由于随后就被敌人重新占领，这些成果往往只是暂时性的。在第二阶段，约翰二世不仅重新建立了一个地理位置相同、但规模较小的色拉基西翁军区，还在古老的基维雷奥通军区北部和色拉基西翁军区南部之间划设了一个新的“军区部队”，其名为米拉萨和米拉努迪翁，以取代前塞尔柱时代那些陈旧而已经消失无踪的“军区部队”。而在马努埃尔一世的统治下，尼奥卡斯特拉军区以阿德拉米提翁、佩尔加蒙和赫利亚拉等地为基石建立起来，并修筑了许多覆盖安纳托利亚高原重要路线的小型堡垒，当地民兵常驻其中，他们则通过提供土地和财务优惠获得回报。
在马努埃尔的统治下，拜占庭式的军区（现仅指一个行省，不再具有军事含义）的管辖范围自庞都斯海岸的哈尔迪亚和特拉比宗，延伸到了帕夫拉戈尼亚（部刻拉里翁）、奥普提马通、尼科米底亚、奥普西基翁、尼奥卡斯特拉、特拉比宗、米拉萨-梅兰努迪翁、基维雷奥通和奇里乞亚。这些地区的“战团部队”及其据点的指挥官都是领军都督（doukes），他们通常也是这些地区的管理者，因为他们的指挥机构与所属“军区部队”保持一致。【49】
尽管小亚细亚的陆地边界使其频繁遭受敌对势力的威胁，但建造昂贵的堡垒和城堡、部署驻军以及维持雇佣军确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实际上，在马努埃尔统治的末期，他深思熟虑地考虑了重新征服卡帕多奇亚的计划。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围困位于科尼亚的塞尔柱苏丹国，还有助于与北方的达尼什曼德王朝的酋长们建立联系。然而，这一宏伟的战略最终未能实现，原因之一是马努埃尔的野战军在密里奥凯法隆之战中败给了罗姆苏丹基利杰·阿尔斯兰二世（Kilic Asian II）；另一方面，大规模军事行动对帝国的财政及皇帝的资源构成了沉重的负担。然而，“科穆尼诺斯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这在1180年马努埃尔去世后的内部纷争、诺曼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以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等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些事件导致拜占庭帝国永久性地丧失了恢复小亚细亚的机会。公元1204年，君士坦丁堡遭受十字军侵占与掠夺。尼凯亚帝国历经艰辛终在西部小亚细亚地区实现复兴，这一成就离不开约翰二世和马努埃尔一世两位皇帝的不懈努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261年君士坦丁堡重归怀抱之后，后续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关注逐渐减弱，致使安纳托利亚土地在帝国重建的一个世纪里，无可挽回地丧失。【50】
人数
六至七世纪
在不同时间和背景下，参与军事行动的人数会存在巨大的差异，无论是作为士兵还是其他与军队行动相关的角色。然而，这些个体都需要供应衣食，给城市和农村地区普通居民带来沉重负担。因此，在这一时期提供关于参与军事行动人数规模的一般性指引将具有显著益处。
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准确推测该历史时期军队的人数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特别是考虑到关于参与战斗或其他事件的军队数字存在多种不同的资料来源，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基于目击者观察的叙述被广泛认为不可靠，这一点也得到了拜占庭人自己的承认。
“若欲隐匿敌人对我庞大军队之认知，明智之举为命令其步行并保持紧密阵列。此策略或能产生诱骗效果，并妨碍敌方对我军实力数量作出明确评估。”【51】
不幸的是，尽管官方文献提供了一些关于罗马军队总人数的数字，但这些文献的存在并未显著地简化问题。对于这些文献的价值、可靠性和地位，历史学家一直存在广泛的辩论和分歧。尽管存在分歧，但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初不同类别军队大致数量方面已经达成了特定共识。
关于六世纪军队的总体数量，历史学家阿加提亚斯给出了一个全面而唯一的估计。他指出，尤士提尼安的军队规模仅为150,000人，而这一数字远远小于前几位皇帝最初所能拥有的645,000人。由于可能未将边防部众（limitanei）纳入考虑范围，阿加提亚斯可能遗漏了这一点。根据普罗柯比乌斯的记载，尤士提尼安并未取消这些部队的军事地位。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尽管如此，普罗柯比乌斯修正后的数字与莫里斯在其著作——将军策略（Strategikon）中所描述或假设的野战军规模相吻合。在讨论范围内，部队的平均规模通常为5,000-15,000人，而更大部队的规模则通常为15,000-20,000人。与此同时，这些数字与五世纪早期的“官方”文献——百官记录名册（Notitia dignitatum）中可以推测得出来的数据相符。【52】这一文献详细列举了各类部队，并明确了各指挥官所属的野战军及“边防部众”。关于部队实力的评估存在一定的争议，如狄奥克列颠新组建的军团人数是1,000人还是3,000-4,000人，这一数据的变化会对整体实力评估产生重要影响。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些数据，并以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述。【53】此外，下文所列表格可被视为对各“军事统领主官”麾下军队人数的合理近似值。
根据估算，总人数为104,000人。若考虑到驻扎在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军队，总人数将上升至170,000人，这与阿加提亚斯所述的数字几乎相当。五世纪的杰出军事作家维吉提乌斯，在战役规模方面给出了类似于《将军策略》中描述的数字：小战役需要12,000人，而对于较大规模行动则需要多达24,000人。【54】此外，根据普罗柯比乌斯和阿加提亚斯等历史学家的记载，在五世纪后期至六世纪期间，野战军的规模相对较小，这些部队的总人数为7,500-30,000人，具体数量会因不同的历史背景而有变化。在统领主官（magistri）的指挥之下，作战部队的人数为16,000-20,000人。这些数据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和特点，也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普罗柯比乌斯所述，在533年，根据贝利撒里乌斯所统领的野战军以及阿加提亚斯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帝国在550年代的阿非利加地区可能部署了约15,000名士兵，同时在意大利拥有18,000名士兵。由于数据可能存在不准确性，因此可以推断伊利里库姆地区的军队数量可能有所减少。【55】根据已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并得出与阿加提亚斯所提供的数据相符的结论。据估算，帝国“野战部众”的总人数为150,000-160,000人。而“边防部众”的规模可能会翻倍，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数量为300,000-350,000人的庞大军队。必须明确的是，该结论是基于一系列假设的。由于现役部队和驻军之间存在差异，以及不同部队类别的兵力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无法确定实际的可动员士兵的数量。此外，各种因素可能会显著改变军队的书面实力，例如疾病、替换延迟及相关后果，因此无法确定如此庞大的士兵群体是否能够实际动员。另外，在城镇停留时间过长也可能导致军队的人数减少，因为有些成员更多地参与了当地事务。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应该被视为一个估计值，而不是确切的数字。【56】然而，这些数字可以作为粗略估算拜占庭军队规模的参考基础。
七至十世纪
如同晚期罗马军队的情况一样，拜占庭早期和中期军队的规模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根据所提及的“军事统领主官”及其所管辖的“野战部众”的原始数据，【57】如果将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不包括伊利里姆）的军队考虑在内，可以推测七世纪末25年间罗马晚期野战军人数可能达到140,000人。然而，这个假设的建立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a) 现存的御前军事统领主官（magistri militum praesentales）麾下的两支军队虽然声称保持完整，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b) 这些军队在与波斯人的冲突中以及阿拉伯人征服初期均声称保持其假定的全部兵力，这一假设值得怀疑；
(c)关于意大利境内的军队是否能够维持此前的实力，在提比里乌斯·君士坦丁（Tiberius Constantine）统治时期已经发出要求派遣士兵来看，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太大。【58】
实际上，普遍认为在波斯战争中，各支军队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尽管在感受到阿拉伯战争的影响之前，其中的部分损失得以局部补偿，可由于战斗伤亡和其他形式的消耗（阿拉伯战争），兵力进一步锐减。正如前文所述，七世纪初小亚细亚野战军的重组显示，奥普西基翁（Opsikion）的两支“御前”野战军和其他剩余军队的规模相当。然而，历史记载（官方和半官方）和非拜占庭来源的相关证据显示，在这段时间内直至十世纪，这些野战军的规模大幅减少，在很多情况下可能达到原来的一半。遗憾的是，无论是每支部队的兵力还是远征军的兵力，都没有可靠且令人信服的确切数字；尽管历史记载提供了各种估计，但在解释当时的情况时必须谨慎。事实上，拜占庭编年史家所提供的数据从夸张到可信度参差不齐。因此，在778年，将军米哈伊尔·拉哈诺德拉孔（Michael Lachanodrakon）统领着一支由色拉基西翁、部刻拉里翁、亚尔美尼亚孔以及阿纳托利孔等军区联合组成的十万大军，向日耳马尼凯亚进军。【59】根据同一编年史的记载，不久之后，皇帝组建了一支由12,000名骑兵和舰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发动了对保加利亚人的进攻。尽管第一个数字夸大了实际情况，但更为接近实际情况的第二个数字仍需进一步考证。换句话说，这些数字可能只能作为当时常规战役中军队数量的一种参考。【60】例如，关于821年由索马斯率领的军队人数存在一定的争议。尽管有数据显示该军队人数高达80,000人，但这个数字可能存在夸大之嫌，因此其准确性有待进一步考证。【61】公元797年，君士坦丁六世征召了20,000名士兵以抗击阿拉伯军队。必须明确指出，此举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尚且无法完全确定。【62】在773年的一次远征中，编年史家塞奥菲洛斯曾详细地记录，君士坦丁五世曾统领过一支规模十分庞大的军队，该军队由80,000名士兵组成，涵盖了各支“军区部队”和“战团部队”。尽管这个数字对于一支远征军来说似乎过于庞大，但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代表了当时分布在各地以及名义上归属于君士坦丁堡的全部军队总数。【63】
此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此最终数字作为军队整体人数的依据：到了八世纪后期，由于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阿非利加军队在690年代之后的损失以及意大利军队在740年代之后的损失（尽管他们在此之前已经大幅减少），征兵和补偿政策的变化，以及战略环境的转变，小亚细亚野战军的驻军数量相较于六世纪末期减少了约35%。【64】与此同时，这一观察结果也证实了广为接受的假设，即“边防部众”已经不再依赖于其最初的边界地区。【65】
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一些阿拉伯资料来源所提供的九世纪上半叶军队数据，这些结论得到了证实。特别是贾尔米（Al Jarmi）所述的内容，其中可能包含了840年代之前甚至更早的信息。【66】其他阿拉伯作家在阐述这一叙述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推论，并援引了一些数据作为支撑。根据他们的推导，帝国理论上可动员的士兵总数有可能达到120,000人。然而，这一数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军区部队”的高估，并假设在君士坦丁堡或其附近驻扎的士兵总数约为24,000人（包括战团部队和相关部队）。此外，该假设还做出了内部战术组织完全规范化的假设，即类似单位拥有相同数量的人员。需要明确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在考虑这些作者给出的个别军区的数据时，将上述“军区部队”合并起来，并考虑到这些“军区部队”最初属于同一野战指挥机构，那么在八世纪或九世纪上半叶实施改革和变化之前，确实可以得出这支军队整体名义实力。【67】
然而，先前提到的约120,000人的数字可能仅代表军队的名义编制，而非实际活跃的部队总数。根据其他来源（包括关于战斗和战役的记载、一些官方和半官方文件等）所呈现出来的数据显示，帝国的四支战团部队（共计约4,000人）以及野战军的规模都远远小于此数字。因此，可以推断军事登记册上所列的现役士兵人数要远低于这一数字。【68】根据一份阿拉伯资料记载，在九世纪下半叶，罗马帝国的骑兵部队总数被估计为40,000人。除此之外，利奥的《战术准则》以及十世纪后期战争的描绘表明，野战军的规模为3,000-4,000人在当时是较为常见的军队规模。相比之下，比这更大规模的军队反而是较为罕见的——哈尔萨马（Harthama b. A‘yan）在九世纪所著的《战争简短政策》证实了这一点，这一论著明确指出军队通常由800-12,000人组成。当军队人数超过4,000人时，即被视为规模较大；而在超过12,000人时，则被认为是巨大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建议军队保持4,000名士兵的规模。在进行大型远征时，士兵数量可达到12,000名。然而，实际情况中的军队规模往往小于这个数字。例如，在878年对瓦西斯-里亚克斯（Bathys Ryax）据点发动进攻时，亚尔美尼亚孔军区和哈尔西亚农军区的罗马士兵被整合为两支部队。其中，一支部队由600名精锐士兵组成，他们在各自“统领将军”的指挥下，以巨大的噪音作为掩护，迅速发起进攻，旨在震慑敌方，打乱其阵脚。另一支部队则负责占据山脊周围的有利地形，以阻止敌方营地的支援和逃脱。在收到特定的信号后，两支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形成了夹击之势。【69】根据阿拉伯文献对拜占庭地方军队的总数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数据并未涵盖帝国舰队。这种情况下，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可能被忽视了。在910-911年间，帝国舰队拥有约13,500名水手，而军区舰队则共计约17,540名士兵和水手。在评估整体军事人力资源时，需要将帝国维持的数千名水手和士兵纳入考虑范畴。【70】
再征服和再收缩（950-1204）
关于“战团部队”的情况，各地的证据存在一定的差异。在1020年代和1030年代，亚美尼亚的“战团部队”约有1,000名成员；而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有证据表明“军区部队”也多次派遣了类似的“战团部队”，因此其整体实力相对较大。假设每个“军区部队”拥有约4,000名有效士兵，自970年代以来建立的六十个较新、更小规模的“军区部队”分别拥有500名有效士兵。虽然这两个数字可能因不同军区而有所差异，但根据这些估计，帝国军队在十世纪晚期总兵力约为110,000人。此外，还需要加上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战团部队。当然，其中大部分是步兵。野战军的总量为在15,000-16,000人。考虑到这一数字是在一个规模比前者大一倍以上的帝国中得出的，这一估计可能仍稍高。然而，与当时皇帝理论上所拥有的纸面人力相比，这一数字相差并不远——因为这一估计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以及对当时军事制度的深入了解。【71】
根据目前所能提供的资料，军队的规模并没有固定的单位大小，而是取决于不同外族部队的来源和组织。在990年代，巴西尔二世曾雇佣了一支名为瓦兰吉人的部队，并将其发展成为一支永久性雇佣军，其规模为4,000-6,000人；阿莱克西奥斯一世组建了一支名为“首领子弟”的部队，规模约2,000人。在历史上，许多外族王公曾数次派遣大规模军队协助拜占庭皇帝进行特定战役。亚美尼亚的阿肖特在970年代派遣了大约10,000名骑兵，协助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John I Tzimiskes）；在979年，位于小亚细亚东北的泰克或陶（位于亚美尼亚西北部和格鲁吉亚之间）的统治者据传派遣12,000名骑兵支援巴西尔二世。【72】相较于其他时期，十一世纪中期的“战团部队”作为雇佣军的规模为400-500人。因此，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这样的部队总人数大约为3,000人。在相关的历史资料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关于个别部队规模为400-500人的记载；同东部边境各地区的军队规模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军队只有几百人，而另一些部队拥有4,000-5,000名步兵和骑兵。在1070年代的叛乱中，鲁塞尔·德·巴约勒（Russel de Bailleul）展现了作为一名杰出指挥官的实力，他成功地调动了大约2,700人的军队。尽管当时的评论者们纷纷认为这支军队的规模较小，但他们并未将其视为是不可能的。同时，没有充分理由认为拜占庭帝国的作战部队会超过这一数量。【73】在当时，一支军队的规模通常为8,000-25,000人。虽然在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更大规模的军队数字（如300,000人），但这些数字似乎不太可靠。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该时期的军队规模是相当庞大的。
在1071年之后，直到阿莱克西奥斯一世统治伊始，帝国的人力和资源在战争方面的可用性明显地减少了，这并不令人意外，考虑到1090年代末之前帝国因领土损失和政治局势的困境。然而，在帝国部分地区的统治秩序恢复之后，其力量有所回升。在约翰二世和马努埃尔一世的统治时期，帝国再现了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早期所描述的强大军队。尽管如此，许多战役中野战军的规模都不到10,000人。在1176年对伊科尼翁的远征中，马努埃尔集结到多达30,000人的军队的可能性较低。在这场战役只能怪，他动用了帝国大部分的专业雇佣军，而主要城镇和堡垒则只留有主要的守军和类似民兵的部队。因此，综合考虑到各支军队不同的素质和水平，西部和东部各行省的士兵总数不可能超过50,000人。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这些士兵中只有一半（50%）是有效的战斗人员。【74】在马努埃尔的继任者安德罗尼科斯·科穆尼诺斯（Andronikos Komnenos）和伊萨克二世·安杰洛斯（Isaac II Angelos）的统治下，霍尼亚提斯所记载的军队规模似乎反映了当时的标准情况。根据历史文献的描述，在通常的情况下，一支军队会由三至四支分队组成，其中每支分队的人数约为2,000人。但在一些情况下，军队的规模可能会相对较小。就以1186年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发生的伊萨克二世与阿莱克西奥斯·弗拉纳斯（Alexios Branas）之间战役为例，这一事件具有代表性：根据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Niketas Choniates）的目击记述，帝国方面已经部署了250名拉丁骑士和500名全副武装的步兵，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格鲁吉亚和突厥佣兵。此外，当时还有大约1,000名拜占庭雇佣军和宫廷卫队也加入了战斗。在城墙上驻扎的雇佣军数量不详，但总体实力似乎与上述军队相当。这支临时组建的军队成功击败了由野战军组成的叛军，并曾与约翰·阿森（John Asen）、彼得·阿森（Peter Asen）及其库曼盟友交战。因此，我们可以推导出野战军的总人数最多不超过3,000-4,000人。此外，在塞雷斯可能还存在一支实力相当的驻守部队。霍尼亚提斯指出，帝国军队在各地分布广泛且分散。一旦野战军撤退至君士坦丁堡附近，弗拉赫人、库曼人和保加利亚人将有机会对色雷斯进行肆意侵略。类似情况也适用于安纳托利亚，罗马人在那里掌握着关键的要塞和城镇。尽管罗马人偶尔能取得胜利（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对抗装备较差的弗拉赫人和保加利亚人时），但他们对帝国领土的控制实际上非常薄弱。【75】
在考虑到维持一名重骑兵所需的庞大开销，包括其坐骑（以及额外的马匹）和随从（通常至少两人，有时甚至更多）之后，这些相对适度的数字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惊讶了。有资料表明，在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期间参与十字军东征的西方军队中，全副武装的骑兵数量通常不超过1,500人。这些部队通常还配有辅助的轻骑兵和步兵，数量可以达到重骑兵分遣队的三至四倍。因此，整体来看，军队规模通常在10,000人以下，甚至更少。尽管来自拜占庭的证据相对有限，但通过与拉丁或阿拉伯语的叙述相互印证，不仅增强了其可信度，也进一步提高了相关整体描述的可信度。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中世纪西方社会在十一世纪时期的军队规模也是相对适中。【76】
在研究拜占庭中期的数据时，我们应以审慎的态度来权衡关于军队人数的总体估计，有理由相信这个数字可能远低于先前提出的。此外，我们还需深入思考其他几个重要因素。首先，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范围内，资源和后勤安排的可用性对于确定具体数字以及机动部队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同时，将大量士兵部署在政治敏感地区往往伴随着风险。其次，我们必须考虑特定人数和部队类型所带来的后勤挑战，这将在第五章中进一步探讨。例如，与同等规模的骑兵部队相比，一支小型步兵单位所需的后勤支援人员数量要少得多。皇帝参加的远征军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援人员，具体取决于皇家辎重车队的规模。举例来说，骑兵的坐骑和驮畜通常会使对饲料和水资源需求增加三到四倍。在下面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这个问题将进一步探讨）。因此，虽然由12,000名骑兵组成的军队可能需要两倍甚至更多的牲畜，但具体情况还需考虑。由于中世纪的资料对于这些问题提供的细节极少，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此外，考察目的、季节和地形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历史记录显示，拜占庭军队及其对手并未建立良好的道路网络，因此指挥官需要敏锐地意识到所处地形特点，并相应调整部队规模。此外，人口的密度也会影响到部队的规模，因为在无法控制情况下，运送大量物资的部队人数是有限的。
确实，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根据军事论著中反复强调的帝国军队与对手之间存在的潜在差距，我们很难证实帝国军队通常是由数万名士兵所组成的。在一些特定情境和场合当中，帝国可能会集结多达20,000名士兵的部队，但支持这些数字的证据相对较少。这表明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认为的拜占庭军队数量庞大的观点，可能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并未与现实相符。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来源于拜占庭的书面资料，但其与现实数字并不相符。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罗马晚期还是拜占庭（亦或是他们大多数对手），都只是部署了规模较小的军队。
翻译：Mark54/君士坦丁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