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叛逆”加一些“生态”，科学少年的成长还需要哪些要素？
封面新闻记者 马晓玉 张峥 谭羽清 边雪
“人工智能的大爆发，会不会有上限？”
“基因工程如何真正用来帮人们解决健康问题，而不仅是减少风险？”
“在探索新一代环保材料中，如何平衡能源的消耗成本？”
“我们总认为大自然可以用规律和原理去解释，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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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晚，100名经历全国遴选的“Sci-Ter”（科学少年）带着疑问，走进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科学第一课”，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强大脑”对话。
“孩子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可能成为科学进步的催化剂”，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泉水表示。那么，面对这群充满热情与好奇的少年，我们不禁深思，究竟应当如何为他们铺设一条全新的教育路径？在“科学第一课”上，无论他们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还是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都能在思维的碰撞中和对知识边界的挑战中，汲取全新的灵感。
数字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在“科学T大会”上，科学家们共同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科学T大会”现场图
“中世纪的通识教育，主要目的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为了让公民能有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能够成为合格的公民。1千多年之后，各种远程医疗和可穿戴设备，GPS定位、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已经变得非常成熟。这时候，我们又该需要怎样的教育？”乔治·斯穆特表示。
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
郑泉水同样发出提问，“我们过去的教育只适应工业时代，要培养大批的满足生产所需要的人才。但是进入数字时代，尤其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后，这种能够运用知识的人大量且迅速地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未来人才应该要什么呢？”
乔治·斯穆特用一个新软件的普及来阐述自己的观点，“Doulingo是一个在线语言学习的App，现在它所教授的语言学生比世界上所有的大学和高中加起来都要多，我自己也用它学习西班牙语。在如此变化下，大学要教的东西显然不是跟Doulingo竞争。”
在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看来，大学要有新的使命，需要把科学发现、技术进步、文化发展等等转移到社会当中去进行实际的应用，让大家都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而首要任务便是明确研究方向，探索无人涉足的领域，寻求新技术与新方法。紧接着，便是扎实做好基础性工作。
成才之路，天赋与“生态”并重
“在复旦拿了硕士学位，从来没有去过一天；在清华拿了博士学位，只去了18天……”郑泉水的成长之路，似乎从未按部就班。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他想要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去探索未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去加速成长。
在郑泉水看来，清华大学的钱学森力学班（钱班）便是这样一个理想的摇篮。15年前，郑泉水在清华大学创立了钱班，致力于为X型学生打通“第二条成才通道”。所谓“X型学生”，是指那些由内在动力驱动，对创新有很强信念感的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泉水
这样有着极强信念感，“不走寻常路”者在钱班不胜枚举。有人大一就开始研究超级微发电机，获得全国首届大赛颠覆性奖；有人零生物基础，却在北大、清华、MIT多所老师的帮助下，自学了20门研究生的课程，成功开创了细胞群体研究领域；还有的人大四刚找到自己的目标所在，没几年就带领团队解决了气象预报难题，获得“中国十大科学进展”第一名。
同种类的树，一棵长到37米高，一棵却只能长到7米高。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泉水教授看来，是生态造就了他们的不同，“人的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生态对人的影响，良好的生态可以帮助学生加速成长。”
乔治·斯穆特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钓鱼的首要原则是在鱼群聚集的地方垂钓。”他强调，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应识别并培养人才的潜力，关注学生的兴趣与机遇，引导他们学习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
研究科学，还需要一点“叛逆”
科学的核心在于怀疑论，正是这种怀疑精神，使科学成为人类探索未知的重要工具。我们可以利用科学的怀疑论核心来不断提出疑问。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大家往往喜欢永恒真理所带来的安全感，而不喜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和思维的方式。
这让乔治·斯穆特感到无奈，在他看来，不管是作为科学家还是教育家，我们需要尽可能采用批判性的思维，摆脱人类的思维惯性，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到科学的前沿。
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这很重要。在演讲中，1998年沃尔夫物理学奖得主迈克尔·贝里用彩虹的研究历史，揭示出同一理念，“当物理学中有一个公理存在的话，世界上总会有人想要去探究它，找到它的一些反例，将它推到极限，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特殊的情况。”
图据2024年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