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人长期处在“天子脚下”，从元代“腹里”，到明代北直隶，再到清代直隶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拱卫京都的“畿辅”人。对于河北人的人文特征，有一句民谣云：“东北虎，西北狼，河北人，小绵羊。”[1]此民谣把河北人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一 文化底蕴深厚的河北人

河北人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几乎承载了汉民族文化最厚重的部分。

汉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是古史传说时代三个不同族群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姬姓，为游牧民族；炎帝姜姓，为农耕民族；蚩尤是东夷族。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今河北一带活动。黄帝先是在阪泉（今河北怀来）与炎帝打了三仗，炎帝战败，部族并入黄帝部落。之后，蚩尤带领九黎部众由南向北发展，与黄帝族发生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九黎部众一部分与黄帝族融合。涿鹿之战后，黄帝作为盟主，与各部落首领“合符釜山”，即黄帝各部落在釜山（河北境内）会盟庆祝胜利。整个部落联盟出现了兵祸息、万国和的局面。“千古文明开涿鹿”，通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最后以合符釜山为标志，成就了以黄帝为首的众多部落的大联合，初步奠定了汉民族的人文基础。

先秦商民族的祖先长期活动于河北中南部。据《世本》记载，契居于蕃，封于商。蕃地，学者一般认为在今河北平山县境。契之子昭明，居于砥石，砥石在今河北元氏、平山一带。到了王季、王亥、上甲微时，商族活动于易水流域。王亥是商朝开国之君汤的七世祖，上甲微为其子。《竹书纪年》明确记载了王亥上甲微父子在易水流域活动的确凿事实。商祖祖乙时期，迁都今河北邢台。后来，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市），商王朝以殷为中心进入极盛时期，但追溯其源，商族祖先出自河北，河北是商王朝的肇源地。这就把河北人的文化之根扎进了历史的深处。

河北又是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基地。荀子、董仲舒是河北学术思想的开创者，二人的学说奠定了汉民族“北学”[2]的基础。战国时期，赵国人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最具客观精神和实用精神，兼收并蓄，集成众家，并由此构成了北学的基本特征，他的外王之学也成为北学的重要标志。西汉时，董仲舒承袭了孔孟道统，对儒学加以改造，构建了一套新的儒学理论体系，强调君权受命于天、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等，还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从民间走向庙堂，成为延续两千余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西汉时期，河北是《诗经》研究的中心，当时能讲解《诗经》的只有韩、鲁、齐、毛四家，其中有韩、毛两家在河北，特别是毛诗影响尤大，以后齐、鲁、韩三家诗逐渐散佚，只有毛诗流传下来，成为《诗经》的独脉。自东汉以来，河北经学盛行，并始终处于北方学术的中心。东汉卢植为当时大儒，门生弟子遍天下。魏晋北朝以来，河北地区有崔、卢、李等世家大族，这些大族以经学传家，在北方战乱纷扰中延续了学术薪火。隋代全国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使经学上的南北统一也开始提上了日程，刘炫和刘焯为隋代最著名的经学融合之先声。唐初，冀州衡水人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兼采南北学，促成了儒学的统一，南北经学之争随之终结。唐代各级学校均以此为教材，科举考试亦以此为标准答案。除了孔颖达外，贾公彦、啖助、李翱等也是当时大儒。于是，河北进一步巩固了北方学术中心的地位。宋明时期，儒学在批判吸收佛、道等诸家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范阳（今河北涿州）邵雍名列北宋五子，为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元代时，河北理学家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元代三大儒之一的刘因。刘因独承有元一代儒学之坠绪，使理学广播于北方，对元初北方思想文化的重振产生了积极影响，更对北学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初，学术界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主张躬行实践，与黄宗羲代表的南学、李颐代表的关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北方学者多受其影响，尊其为泰山北斗。颜元和其弟子李蜷所创的颜李学派，重视实践和实用，是清初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崔述《考信录》对于先秦诸书，即使奉为经典的六经也大胆质疑，其学术精神对后来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出现有直接影响。晚清时，河北南皮人张之洞不仅为著名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中坚，还是著名的学者、思想家，著有《书目答问》《劝学篇》等，影响深远。晚清保定莲池书院人才辈出，士子书生云集，直隶学术之盛，甲于全国。总之，自先秦至清代，河北名儒硕学辈出，率治趋实之学，与南学长于思辨，崇尚心性的治学路数迥异，具有典型的北方学术风格，堪称北方学术的代表地[3]，同时也为河北人人文特征的熔铸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这种传统儒学文化土壤上形成的河北人只能是“羊”，绝不会是“虎”和“狼”。

二 侠义忠诚：河北人的特质

唐人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曾云：“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4]的确，燕赵之地，自古英雄辈出，产生过一批享誉中国历史的豪杰侠士。有不食周粟、饥饿而死的商末孤竹国（今河北卢龙西）君长子伯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地刺客荆轲；有擅长于用兵之术，接连攻破齐城七十余座的战国时燕国将领，中山国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乐毅；有黄巾起义军首领，太平道创始人，钜鹿（今河北宁晋）人张角；有三国时蜀汉政权的创立者，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刘备；有“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猛张飞；有三国时蜀国将领，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云；有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窦建德；有武艺高强，创太祖长拳的宋朝开国君主，涿州人赵匡胤；有刺配沧州道、雪夜上梁山的好汉林冲；有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领袖，原为栾城（今河北栾城）人的韩山童；有血染沙场、舍身报国的狼牙山五壮士；有舍身炸碉堡的怀来县人董存瑞……古往今来，唱出了一曲又一曲激烈、高亢的浩浩燕赵之歌。于是后人将“感慨”改为“慷慨”，“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成为河北人侠义忠诚特质的生动写照。

侠义而尚武，这是一种源于古代燕赵习武之风的人文性格特征，这种特征在河北人中一直被保存下来。其中的原因是河北地理位置特殊，兵家争战频繁，人们为了自卫生存，不得不习武以自保。燕赵人“只能在血气的夹缝中寻找一小片适合自己的生存夹缝，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力量更强大，斗志更坚贞勇敢，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将很难存在下去”。[5]因此，河北的武进士、武举人也就特别多，明清时雄县有武进士23人，武举人74人；文安县有武进士25人，武举人128人；枣强、饶阳、冀、深四县有武进士武举人364人。[6]有关河北人习武并出产著名拳师之类的传说和史事，在民间有流传在典籍中也有记载。《水浒传》大名府的卢俊义，蓟州的公孙胜、石秀，沧州的柴进和清河的武松便都是河北人。在近代，王子平、霍元甲、朱国福等都是河北籍的著名拳师，他们在上海击败欧美各国的拳击家大力士。如沧州全能武术家王子平，号称“神力千斤王”，1902年应邀到上海与欧人康斯顿比武。“王至沪后住孟渊旅馆，当晚在旅馆练功时，曾在高楼栏杆上做一‘倒立’，康斯顿闻讯后，连夜离沪逃走。次年，王子平再次击败在沪摆擂的美人沙利文、英人乔治、法人彼得。名画家齐白石欣然书写了‘南山搏猛虎，深潭驱长蛟’贺联，赠送王子平。”[7]

河北人的尚武性格，使河北的沧州等地成为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许多武术拳种在河北形成或在河北发扬光大，如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六合拳、八极拳、八闪翻等。这些拳种目前在全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说河北人的侠义之气已经不再有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只不过侠义已经化作河北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河北古道热肠，真诚相助的事随处可见。比如简单的问路，河北人会非常热情地为你解说半天，若你还是没明白，干脆他就会带你去。你要问河北人借钱，只要他身上有，保准会不假思索地掏出来。因此，在他们的身上依然流淌着侠义的热血，河北人的侠义忠厚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民间流传这样一个段子：

说有一天，东北人、广东人、河南人、上海人、北京人、浙江人和河北人共乘一架飞机，飞机升空后发现超重，需要一个人跳下去才能确保安全。谁该跳下去？广东人掏出一张支票：“哪位跳下去，这张支票就是他的了。”北京人慷慨陈词：“生命是能用钱买的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就一条命吗？我——”当众人敬佩地看着他的时候，北京人却话头一转：“我今天要和联合国秘书长特使谈论国际维和问题，事关全人类的大事，我不能死，只好把青史留名的机会留给诸位了。”上海人说：“我认为谁该跳下去，要由一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来决定。我的宝贵生命是为大上海的经济地位服务的，没有理由不珍惜！”河南人忽然泪流满面：“俺是农民，俺该跳下去，可俺家还有80岁老娘。”东北人不耐烦了，亮出拳头说：“整那么多废话干吗？谁的拳头硬谁就留下！”于是大家都看着瘦小的浙江人，浙江人拿出一个小秤说：“我才80斤4两，即使我跳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时河北人站出来了，啥也没说就拉开了舱门。从驾驶舱又过来一个河北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关键时刻还得看咱河北爷们，老哥陪着你一起跳！”机舱里一片赞叹声！突然，飞机剧烈下坠了——陪老乡一同跳下去的河北人是驾驶员。[8]

正因为河北人侠义忠厚，所以，河北人说话虽不好听，一口浓浓的地方口音，伴着憨厚朴实的语言，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格，从而熔铸了河北人忠诚的品质。而这忠诚的品质，渗透沉淀在河北人的心灵深处，一旦他们认准了值得为之忠心耿耿的事或人，就会忠诚有加，不会有丝毫懈怠，为朋友同生死，共患难，两肋插刀，忠于爱人，忠于家庭，忠于朋友。笔者有一个学生是河北人，才华横溢而待人忠诚，爱上了一个柳州妹，呵护有加，毅然放弃考博，落户柳州，做了上门女婿。所以，跟河北人交朋友，你可放心地去交往，绝对可交！可见，从侠义忠厚中化出来的忠诚，是河北人历来的优良品德。[9]

三 恋家恋乡：河北人的心态

农耕和近畿文化又锤炼出了河北人的“内陆心态”。所谓“内陆心态”，即恋家恋乡的自我封闭意识。

河北人恋家恋乡其实就是恋土，这是由河北人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当面对的是决定你生存质量的土地，而一旦失去这土地，你就失去生存的机会，那么，谁也不会放弃对土地的执着。河北人的恋土就来源于对土地的热爱，还加上移民者若失去土地将变得一无所有这一空前的压力。《高邑县志》这样描述生活于他们土地上的人民：“居民多耕读相兼，勤作苦俭，用度务实践，不尚文采。以故见闻不广，失之固陋，而淳谨朴讷，犹存敦庞忠厚之风。务本力田，衣食粗恶，长于保守，少进取性。”[10]这样一种足不出户老死于土地上的正宗传统的农民，岂能不养成恋土的习惯。

恋土的性格也可以从河北农村中以村为单位的宗族聚居得到诠释。河北是平原，少有山水可依，村落星散地建造于大路两侧，各村内部布局严密，房屋错落、等级有序，各村之间有田地相隔相望，但只有小路相通。每村多以一姓为主，各村之间除了集市贸易、争夺水源或婚丧嫁娶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有人说原因是“河北人经历了太多战乱与动荡，头脑里早生了一层保护壳，求稳怕乱是河北人的一大心理特征，所以河北人虽在平原，犹如处于深山；虽距京都不过百余里，却如在天涯海角一般”。[11]其实不仅是河北人怕乱，更深层的是河北人的恋土。宗法社会就是这样铸造着传统农民的人格：在有序的人伦血缘温情下，磨合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族人，使性格脾胃都符合社会宗族的口味。而一旦这种口味形成，那么你就再也离不开这个环境了。否则，你就无法正常地生存下去，更何况你还有家庭的牵累呢？这正合了那句北方盛传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俗语，而如果一个中国农民，土地能满足他们的最低生存需要时，他们更是决不会贸然离开而去做他们并不熟悉的活计。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河北人恋家恋乡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充分和突出。河北人普遍认为，千好万好不如家好，这亲那亲不如乡亲。反映到眼界上，就是只有我家、我村、我乡、我县、我市；反映到关系上，就是只有我爸、我妈、我哥、我弟、我姐、我妹、我同学、我同乡；反映到行动上，就是只愿在一亩三分地上打转转，一切围着老家转，一切围着老乡转，一切围着老事转，交友找老乡，出门靠老乡，做买卖认老乡。这样的恋家恋乡心态，必然造成故步自封、自我封闭的意识。[12]于是不少河北人取得一点成绩就容易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小进即满、甘愿平庸；不少人追求稳定与舒适，不愿意闯荡，不愿意“吃苦受罪”，对安稳的祈求胜过对发展的祈求；还有不少人过分留恋单位，留恋“吃公家饭”，不想自谋职业，更不敢自主创业，对做“单位人”的祈求胜过对做“社会人”的祈求。对此，有人举例说：在张家口，一些青年农民冬天蹲在墙根晒太阳，当问他们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时，他们说：“我们又没有饿着，所以就愿意坐着”，“虽然我们很穷，但是我们闲着。”这种懒文化，慢腾腾地、“幸福指数”很高地到处游荡，说它慢，它也没有停下来；说它快，它又跑不起来，就是在屁股上抽两鞭子，它也跑不到前面去。[13]

恋家恋乡无可厚非，但异化成自我封闭的内陆心态，就会成为河北人的精神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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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人的性格特点》（http://blog.sina.com.cn/s/blog＿50323e3b0100begi.html）。

[2]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南人、北人之分，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以黄河、淮河为界，或以长江为界，在古代学术界也相应产生了“南学”和“北学”的概念。作为学术范畴的“北学”一词，较早出现在唐初编纂的《隋书·儒林列传》中，云“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本书所说的“北学”，特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明清以来，“北学”往往特指以河北之学为核心的北方之学。河北之学被称为“北学”，不仅缘于河北的地理位置，更缘于北方之学长期以河北为中心。

[3] 戴长江、孙继民、李社军：《论河北历史文化的阶段和地位》，《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4] （唐）韩愈：《送董邵南序》，《韩昌黎全集》卷二十，世界书局1935年版。

[5] 和文军：《人文地理与中华伟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6] 蒋宝德、李鑫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下册，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0页。

[7] 蒋宝德、李鑫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下册，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0页。

[8] 《河北人的性格》（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8571737＿767396244.html）。

[9] 同上。

[10] 民国三十年《高邑县志》卷十二，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11] 倪建中主编：《人文中国》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页。

[12] 李炳亮：《河北人的“内陆心态”亟待改变》，《领导之友》2007年第1期。

[13] 李炳亮：《河北人的“内陆心态”亟待改变》，《领导之友》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