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寇”而起的交邻

二月 倭寇固城·竹枺·巨濟, 合浦千戶崔禪, 都領梁琯等, 戰破之, 斬獲三百餘級, 倭寇之侵, 始此.

这是《高丽史》中忠定王二年，公元1350年的记载，此时中国大陆正陷入元末农民起义战争的热潮，日本北朝改元观应，尊氏与直义在南北朝时代浪潮下的兄弟反目即将上演。而王氏高丽王朝也在这年，进入朝鲜半岛倭寇骚乱的起点，大多学者以此年为准，称为“庚寅以降倭寇”。《高丽史》中“倭寇之侵, 始此”的说法严格来说并不准确，13世纪时，已有零星的倭寇记载，高宗与元宗世家皆有，但从庚寅以后，倭寇对于朝鲜半岛的劫掠频率与烈度，给予了高丽以及此后朝鲜王朝更为深刻的历史记忆

• 辛丑 倭寇長興府安壤鄕.

• 己巳 倭寇東萊郡.

• 倭寇江陵道.

• 戊子 倭寇喬桐, 京城戒嚴.

• 丙辰朔 倭寇江華, 殺三百餘人, 掠米四萬餘石

• 倭寇安邊咸州. 以安邊府使張伯顔不能備禦, 杖八十七

等等记载，不胜累计，据统计，仅从1350年至1391年期间40年，一共发生了394起倭寇入侵事件，平均每年近10起，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倭寇肆虐朝鲜半岛范围几乎举国，令高丽王朝蒙受巨大损失

自庚寅倭寇以來, 州郡蕩然失所, 或邑無孑遺而長闕

庚寅以來, 倭奴肆虐, 侵陵郡邑, 剽掠人民. 郡縣無城堡, 難以固守, 望風奔潰. 使賊如入無人之境, 以致四十年生民之患. 

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丽以及朝鲜王朝都采取两种措施：武力抵抗和外交交涉

自庚寅倭寇侵犯开始，高丽王朝便不断命令沿海州郡加强军事防御，军事将领领兵与倭寇作战。恭愍王二十一年（公元1372年）10月，出现了倭寇船只进入阳川，领兵诸将居然“未習水戰故, 大敗. 賊奪元帥旗鼓”的战况，为此恭愍王亲率五军前往升龙府督师观兵，并表示“庚寅以來之倭賊, 非不可敵, 而民被虜掠, 國至播越者, 以用兵無律, 號令不嚴耳. 今予親臨, 尙有不用命者, 况諸將代行者乎? 卿其體予至意, 曉諭衆人, 自今軍令, 毋或不謹.”以此激励与告诫诸将。在此基础上，丽末涌现出一群以抗倭战功而升迁的将领和以抗倭事业为自己加持荣誉军功的大臣，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崔莹的鸿山大捷、李成桂的荒山大捷、崔李二人合作的海丰大捷、朴葳征伐对马等等。

在武力抵抗外，高丽也采取着与其配套的外交手段，与倭寇的发源地日本进行交涉。日本贞治六年、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京都北朝迎来了两位高丽使者，二者携带着一份“征东行省的箚付”。全文如下

从这里可看出，这篇国书便是恭愍王以征东行省作为名义向日本发送的要求约束乱民，禁止倭寇的文书，也因文书中以皇帝圣旨作为起头和掩护，日本方面也有认为这是“蒙古幷高麗使持牒狀來朝”。而从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看，现在京都的高丽使节其旅程也并不顺利，使臣金龙和重文自去年出使，在去年九月时抵达出云国，被当地恶党打劫，所携带的物件全被劫去了，被迫停滞在隐岐国，直到十二月十六日, 才渡海伯耆国，但又由于“正月山雪多, 路惡”，所以直到二月下旬方到京都。使臣下榻于城外的天龙寺，并在天龙寺得以面见征夷大将军足利义诠，一同观赏了舞乐，但对于国书的回复，当时北朝的公家与武家都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公家先前打算以文永之后旧例回复，并为此查阅了许多先于与高丽和宋元两朝文书交往的历史，但在之后的会议中，除了按察使三条实继外，关白二条良基，左大臣鹰司冬通等大部分公卿都反对回复，反对原因则是“鎭西九國悉非管領, 非禁遏之限”即当时九州等地在南朝怀良亲王控制之下，北朝公家与武家都无法禁止，如果以此实情告知高丽则是“本朝之恥”，但如果不以实情告知，北朝也无法做到，既然如此，不如不做回复。也正因如此，公家决定不做任何回复，而将武家进行回复（自武家遣返牒）。而武家将军足利义诠，则以禅僧春屋妙葩以当时日本所没有的“僧录（又称僧禄）”官职代为回复。并随使臣返回高丽传达，为之后室町幕府的五山外交奠定基础。这一次外交事件虽然并没有达到恭愍王所期待，但却打开了高丽与日本的使节往来的外交渠道，为之后朝鲜王朝所继承。（不过经过此次外交后，1368年果真没有倭寇入侵“ 丙午年閒, 差萬戶金龍等報事意, 卽蒙征夷大將軍禁約, 稍得寧息.”不过按照先前北朝公家所说，北朝方面是无法禁止倭寇的，所以只能说凑巧而已）

王禑时期，高丽先后派遣罗兴儒和安吉祥出使日本，继续对倭寇问题进行交涉，而室町方面也如前两次一样，只以五山禅僧的代为回复，表示倭寇都是“我西海道一路九州, 亂臣割據”“西邊海道頑民, 觀釁出寇, 非我所爲”“草竊之賊, 是逋逃輩”所以无法禁止，希望朝鲜稍安勿躁,待我“克復九州, 則誓天指日, 禁約海寇”。当然除去与北朝官方外交以外，王禑则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与当时九州探题今川贞世（朝鲜称源了俊）频繁交流，并从今川处获得许多被掳人口，这种不仅仅局限于室町官方而多接受九州西国等地方实权大名的外交，为之后朝鲜王朝的“诸酋使”多元化外交，奠定了基础。

朝鲜王朝建立后，依旧延续了这系列政策，从太祖李成桂即位，筑前、九州、肥前、对马等等地方大名遣使与朝鲜外交，或遣还被掳人口，或献上当地土产，以此来换取朝鲜方面赏赐和贸易权，而朝鲜方面也频繁遣使日本，以为交涉倭寇和返还人口等问题，其中以朴惇之出使最具代表性。朝鲜太祖六年、日本应永四年（公元1397年）大内义弘派遣使者来朝，朝鲜太祖令秘书监朴惇之作为回礼使出使日本，同时给予其一封给大内义弘的书信，要求其征讨对马、壹岐等三岛倭寇，抵达日本后，朴惇之得见当时的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告知其朝鲜征讨三岛倭寇的请求，随之足利义满下令大内义弘追捕倭寇，大获全胜，朴惇之也于两年后还朝。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高丽末期和朝鲜初期与日本外交的特点：

一、朝鲜半岛方面的主动性更为积极，从恭愍王到朝鲜初期，朝鲜方面不断遣使日本并接纳来朝日使，可谓积极参与，这与朝鲜中后期对日本外交应对来看形成鲜明对比。

二、外交对象的多元化，由于丽末鲜初大部分时期，日本处于南北朝分立割据时代，即使义满统合南北后，室町幕府整体实力也没有全面压制各地方实权大名，这一点在己亥东征后回礼使团的通事尹仁甫也发现了

“命令只行於近都地面而已。 土地皆瓜分於强宗, 每事依違而已。”

所以仅靠与京都官方交涉，无法彻底解决倭寇问题，所以朝鲜方面在与京都官方交涉同时，也与三职七头、九州、西国、对马等等中央或地方实权人物进行外交，并形成一套独特且多元的外交体系，朝鲜方面称呼室町殿官方使节为国王使，待遇最高、称呼各个实权大名使臣为诸巨酋使，待遇仅次国王、九州节度使（即九州探题的唐名）和对马宗家使者次于巨酋使、除此之外的守护大名使者和受职倭人最低，形成严格等级，并以此规定来船、迎接、住行等等待遇。

館待諸使有四例。國王使爲一例。○諸巨酋使爲一例。日本畠山、細川、左武衛（斯波）、京極、山名、大內、小二等爲巨酋 ○九州節度使。對馬島主。特送爲一例。○諸酋使。對馬島人受職人。爲一例。

因幼主的入寇and因上王的东征

朝鲜太宗十八年、日本应永二十五年（公元1418年）对马岛主宗贞茂病入膏肓，遣人往朝鲜求药，朝鲜方面正准备派人送药，但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宗贞茂便因病去世，朝鲜太宗遣使者入岛吊唁，对于宗贞茂同志进行高度评价

貞茂之在對馬島也, 威行諸島, 向慕國家, 禁制群盜, 使不得數侵邊境

代替宗贞茂接任对马岛主与宗家当主的是其子宗贞盛，虽然对于宗贞盛的生年不详，但从当时朝鲜和日本方面皆称以其幼名都都熊丸（朝鲜称都都熊瓦）来看，此时的宗贞盛，极有可能尚未元服（成人），算得上是幼主登位。而主少国疑的老套路，便是大权旁落，对马实权被对马武士早田左卫门太郎所窃取，而其有着另外一重身份便是“对马倭寇头目”。

对马岛是14世纪倭寇的主要据点和来源地，朝鲜方面对这一点最为熟悉，“叛民據對馬·一歧諸島, 近我東鄙, 入寇無時.”“自庚寅以來, 貴治（对马）及一歧兩島無賴之人, 相聚爲寇, 侵掠邊境, 爲害不小”等等，故而对于清理倭寇，朝鲜方面一直以对马为第一目标，朴葳出征对马如此，朝鲜太祖的三岛倭寇清除外交如此，之后的己亥东征也是如此。而此时，作为倭寇头目的早田上位，则势必重新开启原先的倭寇活动，恰巧此时正是新任将军足利义持执行与其父不同的外交政策，选择与明断交，原先义满时期所进行的禁寇政策不再严格执行（后文将详细说明），于是原先沉寂已久的倭寇活动，又开始出没。

朝鲜世宗元年、大明永乐十七年、日本应永26年（公元1419年）正月，从倭寇处逃出来的被虏中国人金得观向朝鲜汇报了一个消息“倭賊造戰艦, 要於三月, 作耗中國沿海之地”，对于金得观是否要遣返中国和该情报是否奏知明朝，朝鲜君臣还进行了一番讨论，礼判许稠主张朝鲜自身以金得观说法先行奏报明朝，吏判朴信主张不遣返金得观，但最终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上王太宗李芳远听从左议政朴訔的建议，遣还金得观，令其转奏。在明朝得知金得观汇报的情况后，明太宗朱棣给东南沿海的军官下令：

○勑捕倭都指揮谷祥、張翥、浙江福建緣海衛所曰：今朝鮮送回倭賊掠去軍士二人，言賊欲來濱海為寇，又海寧乍浦千戶所瞭見赭山西南海洋等處，有倭船十餘艘望東南行，爾等宜嚴備之

虽然金得观并没有说明是哪处沿海之地，但明朝方面认为是指倭寇常常来袭的东南沿海，所以特意下此敕令。同年四月，朝鲜派成揜入朝贺千秋节，同时告知明朝辽东方面也可能被入侵，于是明太宗朱棣又给辽东总兵刘江下令：

○勑遼東縂兵官都督劉江曰：今朝鮮報，倭寇飢困已極，欲寇邊，宜令緣海諸衛嚴謹備之，如有机可乘，即盡力剿捕，無遺民患

然而一个月之后，本该出现在明朝沿海的倭寇，却出现在朝鲜沿海。五月初，全罗与忠清两道都节制使报告在其境内发现倭船踪迹，之后，忠清道观察使报告，倭寇突袭庇仁县，焚烧官船，劫掠城外民居，包围县城。上王得知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调动，甚至强制要求向化倭人平道全出战以表忠心。根据后来被捕的倭寇交待“吾係對馬島人。島中飢饉, 以船數十艘, 欲掠浙江等處, 只緣乏糧, 侵突庇仁, 遂至海州, 窺欲行劫。”可知按照这批倭寇的想法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劫掠目标，然而庇仁县并不在对马与东南沿海航道之上，故而吴大昕在其著作中认为倭寇的目标原本是明朝的南方，但先头部队发现浙江、福建等地戒备森严，加上饥困难忍，于是将目标转向辽东。几日后，海州方面果然得来消息“倭賊七艘寇海州”，倭船三十八艘包围了朝鲜兵船，向海州方面官员索取粮食，声称“我等非爲朝鮮來, 本欲向中國, 因絶糧而至此, 若給我糧, 我當退去矣”，黄海道助战节制使李思俭前后向倭寇提供粮食四十五斛，双方相持数日后，倭寇方才离去。

这两次的倭寇入侵给当时上王太宗和世宗大王带来很大的忧虑，也引发朝鲜庙堂高度的重视，在一系列军事和人事调度后，两上（太宗和世宗）召集朴訔等重臣，商量着一个计划“乘虛殄殲對馬, 退邀賊還之策”，会议直到深夜方散。严格来说，这种计划并非是太宗和世宗的原创，早在王禑时期，郑地针对当时倭寇之乱便上书献策：

倭非擧國爲盜, 其叛民據對馬·一歧諸島, 近我東鄙, 入寇無時. 若聲罪, 大擧先攻諸島, 覆其巢穴, 又移書日本, 盡刷漏賊, 使之歸順, 則倭患可以永除. 

针对对马这倭寇据点，提出直接征讨，以此根除倭患，而次年后便是朴葳出征对马，焚烧三百倭船，大破倭寇。朝鲜太祖也曾打算令金士衡出兵对马。可见，太宗和世宗的对马征服提议也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次日，上王太宗继续召集群臣商讨对马征讨计划，大部分大臣认为不当出兵，只续等待倭寇南还时攻击，而赵末生主张征讨。而最终由太宗这位掌握军事大权的太上王做出决断，作为当了二十四年朝鲜实权话事人，水里进火里出，诛杀梦周，两次政变闯荡出来的铁骨头，硬汉子，太宗最后决定，出征！

今日之議, 異於前日之策。 若不掃除, 而每被侵擾, 則可異於漢之見辱於凶奴乎? 不如乘虛伐之, 取其妻孥, 退師巨濟, 待賊還邀擊之, 奪其船而焚之

不可示弱也。 後日之患, 庸有極乎?

于是在太宗决定下，朝鲜朝廷对出征将领，人事，军数，战船等开展工作。

当然，这次的军事行动只针对对马岛，所以对于其余日本人尤其是九州地方的日本人都不进行敌对措施，太宗下令对“爲商販而來者及留船者”日本人进行拘留，但“其九州倭人, 毋令拘留驚動”，庆尚道捕获的“到泊倭人及販賣倭人”也是九州节度使（即九州探题）的使人除外。此外对于来此的日本诸位使节也是告诉其征讨对马的缘由令其不要惊慌，如在九州节度使源道镇（即九州探题涉川满赖）的使僧和筑前州石城府管事平万京（板仓满景）的使者到来时，便告知二使“國家討對馬島之意, 使不驚動”“近日對馬島賊徒背恩構釁, 寇我邊境, 殺掠人物, 自稱日本賊人, 以累貴國之名, 罪莫大焉”“本國與貴國交好有年, 不圖近日對馬賊徒背恩生釁, 侵我邊境, 燒毁軍船, 殺掠人物, 自速天禍”，甚至特意下旨告诫东征三军：

九州節度使不知國家征對馬島本意, 必致疑惑。 我國兵船發行後, 遣還九州使船, 諭以不干九州之意

可知，朝鲜方面对对马的征讨范围仅控制在对马一处，并不愿因此与其余日本大名和整体日本国家宣战。而对于对马岛，先前对马岛宗俊遣使到来，朝鲜便令元肃告知朝鲜将要伐岛，令其转告对马岛主，令其早早处决倭寇头目，刷还被掳人。并在出征前给三军都体察使李从茂一封谕书令其战前交给宗贞盛，书中一直强调对马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朝鲜对对马的抚恤之恩以及列举宗氏纵容倭寇的种种劣迹，但最后依旧安抚宗家表示“其往討也, 愼勿殺守護親眷及前日效順歸附者與今望風投降者, 但執入寇者之妻孥枝黨以還”并感叹我们上王殿下仁义捏，要求对马速速交出剩余倭寇，返还被掳人口，以免生灵涂炭（嗚呼! 我聖德神功上王殿下之至仁大義, 夐越古今, 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也。 守護其體我殿下之旨, 賊黨之在島者, 推刷發遣, 無有遺者, 以繼先父之輸誠, 以篤永世之和好, 豈非一島之福也耶? 如其不然, 悔不可追）。可见对于对马岛主人宗氏家族，朝鲜王朝依旧保持保护与安抚的态度，只将问题矛头指向倭寇。

朝鲜世宗元年、大明永乐十七年、日本应永26年（公元1419年）六月，朝鲜以李从茂将军为三军都体察使，领议政柳廷显为三军都节制使，禹博、李叔亩、黄象为中军节制使，柳湿为左军都节制使，朴础、朴实为左军节制使，李之实为右军都节制使，金乙、李顺蒙为右军节制使，召集兵船二百二十七艘、士兵一万七千名，携带六十五日的军粮，出征对马。然而军队刚出征就遇到了问题。。。。原定于十一日的发船吉日，结果诸将并不发船，直到十二日才发船到巨济岛，而十七日从巨济发船前往对马，但因为风向问题，被迫留在了巨济，直到十九日才发船，二十日方到对马。二十日午时，军队先行的十艘军船已到对马尾崎浦，此处是对马倭寇一大据点，岸上倭寇以为是自己人劫掠归来，于是“持酒肉以待之”，结果等大军上岸后方知是敌军，大部分人便落荒而逃。都体察使李从茂先派降倭池文将先前太宗给宗贞盛书信转交宗贞盛。但没有回复，之后便分道搜捕，东征三军夺得129艘日本船，烧掉了109艘，留下了20艘备用，烧毁1939户倭寇的房屋，斩首了114个倭寇，生擒了21人，还找到并释放了131名被倭寇俘虏的中国人，并从被掳中国人口中得知“島中飢甚且倉卒, 雖富者不過持糧一二斗而走, 以爲久圍, 則必餓死”于是驻扎岛上，设置栅栏于与良郡，阻断岛中交通，表示久留之意，希望迫使对马屈服。随后李从茂率军每日下陆搜捕，又烧毁68户房屋，焚毁船只15艘，斩首倭寇9人，救出被俘虏的15名中国人和8名朝鲜人。同时朝鲜朝廷方面，兵曹主张让庆尚、忠清、全罗三道助战节制使各率兵船，分泊要害之地，邀击日后南下返回的倭寇。一切似乎都往好处发展，柳廷显派遣从事官，来向两上报捷，上王对东征三军下旨，劝说七月风暴无常且倭寇奸诈难测，既然大捷，早日回师，不要久留海上，并告知将领呼吁对马宗家和岛上头目早日来降。然而，战况却并没有如太宗想到一帆风顺。二十六日，东征军在仁位郡登岸，遭遇了对马军队的伏击，与此前遇到的倭寇作战不同，这次对战，在《仁位郡御判写》、《比田胜文书》、《波多野文书》、《看闻日记》、《对马丛书》等日本方面史料都有谈及，证明这是与对马岛正规军队进行的战斗，甚至在参战并牺牲的《朴弘信墓志铭》中提及，交战日军甚至可能从壹岐和松浦找来了援军。回到战况，左军遭遇伏击后，左军节制使朴实率军“登高欲戰, 伏發突前”但结果是败绩，麾下褊将朴弘信、朴茂阳、金该、金熹等战死，左军将士慌忙逃回船上，但太多人登船导致“舟沈而浮。又登而覆。如是而猶登之不已”，右军节制使李顺蒙用弓箭射杀一名日将，随后和兵马使金孝诚力战，方才使日军退去。三军中只有中军损失最少，因为根本没下陆参战。。。本次战役朝鲜方面“戰死及墜崖死者百數十人”。这次战役使得朝鲜军队士气受到很大打击，是日本获胜的，但对于对马岛方面来说，他们也不愿意与朝鲜军队彻底对立，且岛上长期驻军，对对马民生经济也不利，于是在该战过后，对马岛主宗贞盛向朝鲜东征军遣使乞和，并劝告军队“七月之間, 恒有風變, 不宜久留”。于是在上王的旨意和对马的屈服下，东征军于七月三日回师巨济。至此，第一次己亥东征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宣告结束。同时，在朝鲜方面，七月四日，一队倭寇从黄海道转移到忠清道，并在全罗抢劫了九艘贡船，向对马岛方面而去，这应该是上次北上的倭寇，现在南返。次日，黄海监司汇报“倭寇之還自中國者, 約數十艘, 今月初三日, 出沒於小靑島海洋”上王太宗令沿海加强防备。此时左议政朴訔上言认为应该趁倭寇回巢机会，再次出征对马。该建议得到上王的认可，次日上王进行新一轮军事调度，准备再征对马岛。但此举遭到右议政李原的反对，他认为“士卒銳氣旣衰, 舟楫機械又弊, 加以天漸風高, 遠涉不測之險, 倘有不虞, 悔不可追”应该放缓再征的期限。就在朝鲜上下准备再征对马的时候，千秋使通事金听的报告抵达朝鲜，带来了明朝望海埚之战的消息。早在李从茂率军渡海的五天前，明朝辽东总兵都督刘江已在望海埚大败先前来犯的倭寇，取得了空前的大捷。

東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堝上下堡備之。翌日，倭舡三十一艘泊馬雄島，衆登岸，徑奔望堝，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圍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真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剛等領步隊逆戰，寇衆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軍圍殺之。自辰至酉，擒戮盡絕，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

这一战果在几个月后，明朝返还的被倭寇虏掠得救的三名朝鲜人中也可以证实“賊寇中國之境, 爲都督劉江所敗, 斬首一千五百級, 生擒一百三名”。而在路上亲眼看到献俘车队的金听汇报的情况更为壮观，刘江用五辆车装载首级，五十辆车押送俘虏，发往京城

倭賊寇金州衛, 都督劉江設伏以誘之, 水陸夾攻, 生擒百十餘人, 斬七百餘級, 奪賊船十餘艘。 以車五兩載首級, 五十兩載俘, 悉送于京。 聽於路上目見而來。

倭寇被明军全歼，原先再征对马，邀击回军倭寇的目的便以达成，于是上王太宗当即宣布“ 罷再征對馬之擧”，自此，第二次己亥东征计划不了了之，己亥东征事件完美结束。纵观这个东征，朝鲜军队不能说是大获全胜尤其是仁位郡那场耻辱性大败，已经成了对马方面武士家传文书最大的邀功话题。以至于朝鲜方面对于是否遣返宋官童等在对马救出来的中国被掳人都出现分歧，因为部分大臣认为宋官童等人“備知我師見敗之狀, 不可解送中國, 以見我國之弱”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东征，沉重的打击了对马方面的倭寇势力，给对马带来了足够的军事威慑，且借助于及时的情报传递，朝鲜促成明朝在望海埚一举歼灭倭寇主力，客观上达成了原计划中再征对马岛的战略目标，事后对马倭寇陷入沉寂，朝鲜与对马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回归正常，朝鲜虽然战术层面并不光彩但战略层面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新·蒙古袭来？

己亥东征，或者对日本来说应该是应永外寇，日本方面又作何反应呢？日本应永二十六年、朝鲜世宗元年（公元1419年）在东征军尚未发动的五月，战争的传闻便传到京都，伏见宫贞成亲王的《看闻日记》记录

抑只今闻，大唐国、高丽、南蛮等日本可责来，自高丽告申云。

而得知此事的将军足利义持反应则是“室町殿御仰天，但神国有何事乎”感到惊讶和无奈。公家中原康富的《康富记》也记录了这一风传“自异国可责上本朝之由风闻”并表示了这一风闻是由九州探题涉川满赖向将军汇报情况所引起的。除去这些流言外，由于当时应永饥馑的环境下，以此外寇事件为基础的灵异传说，也不少。日本学者伊藤俊一在其著作研究发现，应永 (1394—1428) 至宽正 (1461—1466) 期间是日本列岛气候由寒冷期转向温暖期的重要时期，急剧的气候变动引发了洪水和旱灾，自应永二十四年（公元1417年）起，连续三年的旱灾和秋季绵延降雨，引发了全国性大饥馑，故而在此环境下的应永外寇，则被加上了许多灵异色彩，如京都流传着山阴出云大社发生“震动流血”的传闻，摄津广田社也传闻有一位“女骑之武者”率军兵数十骑向东而去的逸话，同时如《神明镜》、《看闻日记》中收录的“探题持范注进状”(伪文书)都记录在战场上出现一个神明化身女大将，呼风唤雨，引发大风，淹没“蒙古”船只，大败异国贼。

此外，将军足利义持参拜八幡宫后一日，八幡宫东鸟居出现了倒塌事件，也被人认为与应永外寇有关。而东征次年京都流传伊势神宫的 “神讬”更是将饥馑的源头直接指为是外寇所为，是“蒙古袭来”之时，被日本的神明杀死的“异贼”作祟所致。可见在当时特殊环境下，对外寇的灵异色彩加重。

估计到此，许多看官会疑惑为什么日本方面会将东征军称为蒙古？其实不止是远在京都的公家和武家，即使留存下来的对马岛文书甚至参战的武士文书，以及宗贞盛给予仁位郡的战功褒奖文书等等都写蒙古或蒙古高丽联军。

除去对蒙古的加入，对战况和战果的夸大也是这些文书的要素，根据朝鲜方面说法“對馬島戰亡者, 百八十人”，但在对马方面的记录要远超该数目，如《波多野文书》中仅斩首敌军便有一万五千多首级、《对州编年略》中斩杀敌军两千五百多人、《对马国记》中斩杀俘虏敌军共两千五百多人等等。此外对于东征军人数的记载也是如此，朝鲜派出兵船二百二十七艘、士兵一万七千名，但在《神明镜》和《南方纪传》中，敌军一共有五百艘军船、《皇代略记》中更是高达一千三百多艘。当然，除了蒙古，这次军队中“大唐（明朝）”要素，在这些史料记录中也不少见。如《看闻日记》中便认为是“唐人”入侵萨摩，被国人“合战”击退，其中的唐人形象也灵异化，说“有如鬼形者，以人力难责”。而东征事后，作为对马宗氏的主家，少贰家当主少贰满贞向幕府报告的战争汇报更是以上要素的“集大成者”：

在此报告中表示，先前有蒙古五百艘军船在对马登陆，后被对马击败，并生擒了两名大将，方得知此五百船乃是高丽军，而后有唐船两万艘前往日本，但因风浪，过半沉没

通过以上史料展示，可见日本当时对西来外寇的混乱认识，为什么蒙古的身影一直跟随着东征的朝鲜军，恐怕和日本长期以来的“蒙古袭来”记忆有关。1648年刊印的俳书《山之井》记载了江户时期京都人在节分日驱魔除鬼的一种仪式

可见在这种民俗仪式和认知中，将被驱赶的疫鬼称为蒙古和高丽，这属于对元日战争中蒙古和高丽军队入侵日本的残存记忆的民俗化表现。因此对于日本史料中将蒙古和高丽用在己亥东征上也并非不可能。而为什么大唐入侵和唐船入侵的观念也在其中，那我们便要追溯一下义持的前任，义满的时代说起。

北山殿or日本王

应永二年（公元1395年）六月，室町幕府第三任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辞去太政大臣官位，出家为僧，法号道义，并在两年后，移居京都西北方向的北山第，因此其称呼从原先的“室町殿”转为“北山殿”。对于义满出家的猜测，日本学界有许多说法，但结合其实结合先前义满的辞位行为，出家举动也并非不能理解。从武家来看，作为征夷大将军，武家领袖的“室町殿”，其之地位，不用多说。从公家来看，应安六年（公元1373年）义满升叙从四位下，担任参议兼左中将，进入公卿行列，两年后升叙从三位，永和四年（公元1378年）升任为权大纳言兼右大将并在同年升叙从二位，康历二年（公元1380年）升叙从一位并于次年担任内大臣进入大臣行列，永德三年（公元1383年）义满获封“准三宫”，这是先前只授予皇族和摄关的封号，应永元年（公元1394年），升任太政大臣，这更是除了平清盛外，从未有过的先例，以三十七岁之龄位极人臣，统合公武社会，已到封无可封的境界，可能正是因此，足利义满选择出家辞官的方式，从公武体制中脱离出来，既解决为位极人臣无法再封的困境，也可以脱离现有官职约束，以更自由的身份掌握政务。出家后的北山殿依旧牢牢掌握政局，从公家官职的任免、到领地承认、幕府管领的任免，不分公家还是武家，北山殿的指示涉及全部国政。当然，做室町殿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北山殿对我来说更加的海阔天空嘛

那么该时期的足利义满抛弃一切官职，是以何种政治身份行事，日本学界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应该放眼于义满当时的外交头衔“日本国王”

对于与明外交，足利义满一向上心，大明洪武七年、应安七年（公元1374年），明朝方面接待了日本使僧宣闻溪、净业喜春，但二僧携带了贡马和方物，且无有国王（当时明朝册封认可的日本国王良怀，即怀良亲王）表文，只有一封日本国臣之书，因此明太祖朱元璋并不接受此次朝贡，拒绝接受贡物，只将二僧赏赐物件后便遣还回去。这一事件大多数学者被认为应是足利义满方面进行的遣使外交，但可惜以失败收场。大明洪武十三年、康历二年（公元1380年）日本使僧明悟法助来朝，此次遣使也是足利义满所安排，但如同上次一般，没有国王表文，只有足利义满署名的“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且文书内容“辭意倨慢”更遭到明太祖的厌恶，于是此次外交依旧是失败收场。终洪武一朝，足利方的外交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也并非一无所获，在次年“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匹”（此处使节并非怀良亲王使节，极大可能是伪称国王的使团），明太祖拒绝贡物，并令礼部移书斥责日本国王，同时又另外撰文“移書責日本征夷將軍”，可见此时随着足利方的外交和明朝方面对日本的深入了解，已经认识到了“将军”这一政治主体的存在并开始尝试与之交涉。

随着南北统一，室町幕府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日趋成熟，与明的外交再次提上日程，应永八年、大明建文三年、日本应永八年（公元1401年）已为北山殿的义满，听从博多商人肥富建议，以其近侍僧祖阿为正使、肥富为副使出使明朝，使团中携带其亲写的“日本准三后上大明皇帝书”

义满的来朝，对于当时疲于燕军的建文朝廷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彰显自身正统性的机会，所以对于义满的朝贡，建文朝廷给予积极回应。次年，明朝册封使节与日本使团一起前往日本，颁布诏书，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给予大统历。但在册封时，明朝方面的政治格局发生新的洗牌，靖难之役以燕军获胜收尾，建文帝不知所踪，燕王朱棣登基，是为明太宗永乐皇帝。在册封次年，日本给建文皇帝谢恩的僧使，抵达中国后发现永乐登基这一变故，随即转换策略，声称是来贺新君之使，对于刚登基的明太宗来说，即位不久，外夷来朝，这是宣扬国朝正统性和即位正当性的极好手段，于是明太宗对此也给予极为热烈的回应，并另遣使日本，册封义满为日本国王，赐予“國王冠服、錦綺、紗羅及龜紐金印”以及百道外交和贸易使用的勘合（一说是永乐二年方赐），自此明日外交走上正轨。

对于足利义满接受明朝册封，成为日本国王，古今都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对于部分人来说，义满的行为过于谄媚，甚至是损国威于异朝。义满迎接明使的举动和仪式十分隆重，在从九州探题方面得到明使将到的消息后，义满提前前往兵库港迎接，甚至连自己儿子、下一届室町殿义持的笙始仪都没参加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而在日本方面所谓的“引见礼”倒不如说是义满的“迎接礼”。当天，为了完成礼仪，义满特意下令要求清扫路道，并出动大量武士进行警备和壮容，在日本史料中留下“警固武士惊目”“官路严兵卫其仪式甚盛云”等等的记载。外门令内大臣近卫良嗣和权大纳言菊亭公两位公卿迎接，义满则在内侧的四脚门迎接。随后明使将圣旨举过头顶前进，将圣旨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义满焚香三拜而跪坐，打开圣旨，完成仪式。

不知道各位看官对于此仪式有何看法，但对于当时参与的公武家成员来说，有着很大的冲击，公卿二条满基在其日记里得知圣旨内容对于其中视日本为属国的用词直呼荒唐“今度返牒，书樣以外也，是天下重事也”，在《南方纪传》中，这样的批评也存在着

日本虽小国，皇统相继，独立而为天下皇帝，人皇百余，代为夷国，不受王号，而今源道义代为武臣，如斯似彰日本耻辱于异朝者乎。

此外义满的近侍三宝院住持满济与管领斯波义将都认为仪式过于隆重，有损日本国威。

且当年是土御门里内里新建完毕，正是后圆融天皇迁居的国家大事的年份，结果因为明使的到来和接待，导致这场活动的热闹气氛完全被抹杀了，无视天子樣的礼仪，而一味款待明使，义满的“不忠之臣”的形象在公家和禁里开始传播。

而在近世中，新井白石、太宰春台等主张幕府主体中心的儒学家眼中，义满获封日本国王是国威外扬的举动。

“今之大將軍，海內則是日本國王也。室町家之時，明永樂天子國書賜鹿苑院殿‘日本王’ ，當代東照宮敬山城天皇，不稱王號，謙虛至德。

“不独日本，其获大明国皇帝推崇为日本国王，声名扬威外国”

到了近代的皇国史观与“逆臣义满”的认知下，对于册封日本国王则又是其一大“罪状”

而现代，对于义满受封日本国王的意义和用心，日本学界有着不同方面与不同学者的讨论，如政治方面有百王篡位请封说、经济层面有勘合贸易获取说、文化角度的中华崇拜思想说、外交意义有中华体系加入说等等，当然因为以上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中，所以不过多深究主要是我发现现在写的字太多了，得压一压了，不然太长了

总之，在义满的努力下，明日外交步入正轨，对于明朝方面要求的严禁倭寇，义满也努力完成，在《明太宗实录》中，时常有“大明忠臣源道义”禁倭入贡的记录

而明朝方面对于日本禁寇和朝贡的回赐也不吝啬，明太宗永乐皇帝对于日本朝贡的回赐可谓“赐赏颇丰”

甚至在永乐十三年（公元1405年），为了嘉奖日本禁寇入贡有功，特赐“九章冕服”，这是明朝老牌朝贡国越南黎朝和琉球都未能享受的待遇，可见恩荣优渥。并且明太宗对于足利义满的好感也不时出现在史料中，如“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王之尊敬朕命，虽身在海外而心实在朝廷，海东之国，从古贤达，未如王者，朕心喜慰，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无劫掠之虞者，王之功也”“日本國老王, 事大以誠, 無有寇竊”等等。

当然，这种蜜月期，终究是短暂的。

梅开二度的明使和遥遥无期的征日

应永十五年、大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前太政大臣前征夷大将軍准三宮従一位足利義満薨ズ，享年五十一岁。对于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明朝方面遣使吊唁，赐谥恭献。同时，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持继承义满衣钵，成为新的室町幕府掌权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义持上位后，便对原先的北山殿体制进行改变，在重臣斯波义将的辅佐下，重组以武家为核心的政务模式，解除原先北山殿的公家政务管理模式，叫停晚年义满的人事安排，并于次年义持从北山第迁到了祖父义诠的旧邸三条坊门第，并在应永二十六年以后逐渐拆除北山第，部分建筑被拆除并移至等持寺、建仁寺、南禅寺等地，旧址成了寺院即鹿苑寺，宣告着北山殿义满的政务体制彻底瓦解。

而在去旧立新的过程中，对明外交也在其中，相对于义满的积极对明外交和严厉的禁寇政策，义持则选择与明朝断交、禁寇政策不了了之得报笙始仪之仇。这便使得原先沉寂下来的倭寇活动再次活跃起来，此前明日关系融洽的前提便是禁寇政策的严格执行和日本定期朝贡的坚持。在义持治下，这两个前提都被破坏了，于是明朝方面也进行相应的对策。永乐九年、应永十八年（公元1411年）明朝派遣中官王进前往日本，结果“其君臣谋阻进不使归”，最后还是在“倭妇”引导下才得以逃出，从此开始“自是，久不贡”。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年接一年的倭寇入侵记录

是年，倭寇盘石。

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岛，都督刘荣率精兵疾驰入望海埚。

二十年，倭寇象山。

其中以十五年倭寇入侵为由，明朝派出使者以应对重新活跃的倭寇问题。永乐十五年、应永二十四年（公元1417年）倭寇入侵松门、金乡、平阳等地，当地捕倭将士生擒了数十名倭寇至京，在明朝方面审讯其头目后得知他们都是日本人，以此为由，明太宗朱棣派遣使者吕渊将这些倭寇送还日本令国王处置，并带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圣旨，圣旨中先是追忆足利义满的功德表示他“敬天事大，恭脩職貢，國人用安，盜賊不作”转而批评义持“朝貢不供，屢為邊患，豈事大之道”“爾居海東蕞爾之地，乃憑恃險阻，肆為桀驁”并表示群臣要求发兵问罪，皇帝因念及义满功绩不忍心为之，故而将倭寇送还要求国王“迪父之行，深自克責，以圖自新”归还被掳人口，不然“爾罪益重，悔將無及”。从这份圣旨可以看出你还是忘不了他，想你了老满对于义持执政以来断交和倭寇问题，明太宗已经无法忍耐了，以至于圣旨中直接以为一种几乎痛斥的口气表达，甚至文中以武力威胁的暗示（在朝鲜方面的使臣所看到的敕书这种威胁性更为强烈，详述后文）来迫使义持回复和悔改，但吕渊抵达日本后，却没有达到明太宗朱棣预想的效果。吕渊抵达日本，在兵库登陆，但室町幕府方面，并不允许吕渊进入京都，只让禅僧古幢长老前往接见，随后便打发吕渊返还中国了。不过据后面日本方面对回礼使宋希景所说，吕渊滞留时期透露出了明朝将和朝鲜一同发兵问罪日本的话语，导致义持曾派海盗去杀死吕渊，但因风浪所阻无果。但吕渊回来，并非全无收获，按《明太宗实录》记载，跟随吕渊回来的，还有一位日本谢罪使

國王源義持遣日隅薩三州刺史島津滕存忠等奉表隨來謝罪

无独有偶，《善邻国宝记》中也记录吕渊回去时“续有本国日向州口人，驾船一隻装硫磺马匹进贡，因无国王文书，不领”由此可知此处的島津滕存忠应是当时萨摩、日向、大隅等地的守护大名岛津久丰，这次遣使只是岛津氏个人商业行为，只是与吕渊到来恰好同时，故而被明朝认为是日本国王特派的谢罪使或是吕渊与岛津氏私下交涉，假冒谢罪使者来朝。不明真相的明太宗朱棣对于使者的到来大为欢喜，以礼相待，但此事之后“海寇犹不绝”。于是明太宗朱棣于永乐十七年、应永二十六年（公元1419年）再此渡日，这一次与先前一样，依旧是不许进入京都，依旧是遣派僧人慰问，但可能是受到当年己亥东征的影响，也可能是为了让明朝彻底死心，足利义持令使僧元容西堂将两封文书转告吕渊。

这两篇文书中关于明朝所关注的入贡与禁寇两个方面都进行详细的回答，在入贡问题上，义持以传统的日本神国思想为挡箭牌，日本自古为神国，万事听神意和先例，从不向外国称臣，甚至将义满的死因归咎为违背神意和先例、向外国称臣而导致的报应，故而义持出于维护日本神国和先君遗命决意与明断交。而对于禁寇问题，义持则表示这些都是自己治下无法控制的乱民贼寇，并非是自己教唆良民特意入侵，并调侃明朝抓捕后处决即可，何必带来日本耀武扬威。对于圣旨中的武力威胁，义持着拿出元日战争的典故，表示即使百万元兵依旧是舟溺大海，日本有神明护佑，明朝若敢来犯大宝：必教你大败而归尽管来战。纵观全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二文与其是回答吕渊的回复信，不如说是义持对明断交的诀别书，里面详细讲述了义持对于明日外交和倭寇问题的观点，并因此观点而做出与明断交的决定，但文中还是没有用过于严厉刻薄的文字进行陈述，依旧保持着相对的礼貌和外交措辞，可见即使选择与明断交的义持幕府依旧不愿意和明朝彻底决裂甚至开战，只是要“彼不来，此不往，各保封疆”罢了。

不过相对于义持在回复文书中对明朝军事威胁的从容，其实明太宗圣旨中对日的武力威胁和明初长期流传的征日风闻倒是给东亚各国更多的影响和震动。最早的明朝征日风闻的记载出自从江南回来的日本入元留学僧兴东藏主，其回来时期正是元末农民战争时期，江南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刚建号大明不久，但其回到日本的话语中并无太多对新兴王朝的印象，而是对“江南大乱，佛法之厄，莫甚于斯时”的乱世感叹，但同时他又带来一个不安的消息“今江南于明州海边造船，将伐高丽国，恐当及吾国”此时明朝尚未获得全国性的统治，这种征日的风闻便已开始。而到洪武朝时，因倭寇问题和为与日本外交占据主导权，使得在明太祖朱元璋对日本外交上的措辞中常常出现武力威胁和即将征日的内容

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飭巨舟，致罰于爾邦

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

今吾與日本止隔滄溟，順風揚帆止五日夜耳

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数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

可见，永乐年间对义持的圣旨用语，也不过是效法太祖旧例。而这些风闻也影响着日本方面的认知，如在吕渊第一次出使日本回去的次年，便发生了己亥东征，《康富记》中记载的风闻里便认为正是因为去年拒绝明使进入京都，故而明朝发怒引发这次的外寇。

而再次碰巧的是，在己亥东征结束后，吕渊第二次出使抵达了日本，故而在《看闻日记》东征者从朝鲜变成了鬼形的唐人和二万五千艘的唐船。

不止日本，征日风闻也影响着朝鲜，不过朝鲜方面的传说一开始并不是针对征日，而是联合征朝。朝鲜太宗四年、大明永乐二年、日本应永十一年（公元1404年）朝鲜派遣典书吕义孙出使日本，那时正是明太宗和足利义满进行册封，恢复外交的时期，于是在京都的朝鲜使团和明朝使团碰面了，由于朝鲜方面并未向明朝表示自己与日本存在外交关系甚至否认，所以明朝使团将朝鲜使团的通事黄奇夺走，并回国奏闻，恰好当时朝鲜为猛哥帖木儿入朝事务的奏闻使李玄在京，于是礼部官员直接向李玄发难“汝國在前自云: ‘不與日本交通。’ 今朝廷使臣回自日本, 告曰: ‘朝鮮使臣, 先已在彼矣’ ”，并将日本使者的座次安排在朝鲜之上，而从日本返回的吕义孙也开始传闻“上國諭日本挾攻我國之語”，皇帝对使节礼仪的降低和从日本方面传来的进攻的传闻都使得明日联合攻朝的传言甚嚣尘上。忠清道观察使成石因因此传说曾劝说太宗停止忠淸、江原两道的土木徭役。太宗在此后承认过“曩者帝與日本和親, 群臣皆曰: ‘當與日本共侵于我’”。但这种担忧随着足利义满的去世和明日关系的恶化，慢慢褪去，转而变为了明朝将要伐日的传闻。至迟在永乐十一年、朝鲜太宗十三年(公元1413年)，明太宗朱棣向朝鲜使团通事林密透露明朝即将攻打日本，朝鲜也应早做准备的消息。

“日本國老王, 事大以誠, 無有寇竊。 今嗣王, 不禁草竊, 侵擾我疆, 又掛父眞於壁, 而剌其目, 其不道如此。 朕欲發船萬艘討之, 爾朝鮮宜預知之”

此消息传回朝鲜朝廷，引发了极大的轰动，太宗召集大臣商量应对，在其间太宗表现出了对此事的许多担忧，如是否应该遣使上表表示支持？是否应该早做准备？若果真征讨日本？如元代借道朝鲜又当如何应对？是否要拘禁所有在朝日本人以防泄露消息等等，足见此事对朝鲜方面对此事的重视，太宗认为“征倭之擧, 必在五六月”，为此朝鲜方面做了许多准备以防万一，如令各道检阅兵船，整顿兵马，全罗道准备军需免除今年漕运，甚至议政府列举武臣八十人请求代替沿海守令官员，为了迎接可能到来的征日，朝鲜方面进行了充足的准备，但可惜的是，在太宗笃定的五六月间，明朝方面并没有任何动静，直到七月，出使明朝的皇亲权永均又从明朝宦官尹凤口中得知“造戰艦三千, 將攻日本”的传闻（关于皇亲权永均的身份问题，可以观看鄙人以往烂活“结婚天朝，属国皇亲”——浅析永、宣年间朝鲜贡女与皇亲）。但可能是经过了五六月后的证明，太宗对此流言已经并不太相信了，直言到“卿等勿疑。 曩者帝與日本和親, 群臣皆曰: ‘當與日本共侵于我。’ 我固曰無之, 不其有驗乎? 今者帝之待永均, 無異平昔, 其征北巡遼, 固其境內之事耳。 豈有意於我乎”。可见其心性和第一次得知征日传闻已然不同。直到永乐十五年、朝鲜太宗十七年（公元1417年）遣还被掳中国人的使臣偰耐从北京带回一个新征日消息，明太宗在审讯完返回的中国人，得知“倭島如蓼葉小, 若唐船與朝鮮船共伐, 則猶運手也”的消息后，“皇帝有征倭之志”。同年年底，卢龟山等使臣返回汉城，他们在明朝期间，正是吕渊第一次出使日本的时候，于是明太宗向朝鲜使臣透露了新的征日想法，甚至给朝鲜使臣看了吕渊所带去的圣旨原文草本

爾父王某, 至誠事大, 以朝廷大恩, 封王誥命, 印章厚對, 今爾不遵父道, 使人邊海軍民, 侵擾擄去, 當以朝廷大法, 遣善射善戰人往討, 今差行人呂淵到爾國, 凡朝廷擄去人物, 盡數送來。 似朝鮮國王某自太祖 洪武以後, 至誠事大, 至今混同一家, 豈不美哉?

此外，还向同样前来的琉球国使臣表示“汝國與日本國交親, 後日征日本, 則汝國必先引路”。但对于此情报，太宗依旧处于不信任的态度，并反问表示“日本勑草、琉球國勑命, 何以使陪臣知之?”，最终事实也确实如此，明朝的征日行动依旧没有后续。

不过，虽然对于此后两次明朝征日消息，太宗嗤之以鼻。但长期以来的明朝征日流言也确实影响了朝鲜之后对日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在朝鲜太宗十五年、大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朝鲜方面得知“倭賊入旅順口, 盡收天妃娘娘殿寶物, 殺傷二萬餘人, 擄掠一百五十餘人, 盡焚登州戰艦而歸”的消息，太宗还是担忧地向大臣表示

“倭寇中國數矣, 而今也爲甚。 帝若怒而欲征之, 則必有助征之命, 將若之何? 且我國交通日本, 倭使絡繹, 帝若知之, 則必歸咎我國, 亦將如之何?”

次年，礼曹请求“倭使所進, 若非其國所産, 勿受。 謂是必盜竊上國之物也”，并请求“日本客人及興利倭人所賣中國物色, 勿許貿易”此举遭到庆尚道方面的反对，但太宗认为“稱臣於上國, 而許納中國之物可乎?”表示反对，经过议政府、六曹和台谏的劝说下，允许将从日本方面引入的中国物件卖于外方，不许流通国内。

朝鲜太宗十七年、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针对南海岛日本船匠藤次郎请求木材建船，领议政柳廷显和礼曹参判许稠反对，认为“倭人性狠難信。 常居海島, 以造船橫行爲事, 一開其請, 則後實難遏。 且上國聞之, 則不可私交”但其余大臣认为“此材木非爲倭人斫取, 乃造船餘材也, 宜從其請”

可见因明日关系的恶化和明朝征日流言的盛行，已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朝鲜方面对日本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因此吴大昕和马云超等学者认为己亥东征也是朝鲜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了其中影响而进行的军事行动。

唔，可以和解吗

扯了这么多，让我们把时间再拉回己亥东征以后。虽然作为上王的太宗停止了再征对马，但战后与对马重新恢复外交，依旧需要这种武力威慑，朝鲜世宗元年、日本应永二十六年（公元1419年）上王太宗给朝鲜投化倭人藤贤等人一封兵曹致对马岛主的书信，事实上是太宗假借兵曹之名给对马岛内的招降信，文书内先追溯对马历史表示“對馬爲島, 隷於慶尙道之雞林, 本是我國之地, 載在文籍, 昭然可考”只是“倭奴之黜於其國而無所歸者, 咸來投集, 以爲窟穴”，朝鲜对对马恩荣有加，但对马“刦掠平民, 攘奪錢穀, 因肆賊殺孤寡人妻子, 焚蕩人室廬, 窮凶極惡, 積有年紀”故而引发己亥东征，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并表示对马岛内物产匮乏，惟靠朝鲜接济养活，若“飜然悔悟, 卷土來降, 則其都都熊瓦錫之好爵, 頒以厚祿, 其代官等, 如平道全例, 其餘群小, 亦皆優給衣糧, 處之沃饒之地, 咸獲耕稼之利, 齒於吾民, 一視同仁”但要是还是不知悔改，一心做贼，则“當大備兵船, 厚載糧餉, 環島而攻之, 歷時旣久, 必將自斃”“精選勇士十萬餘人, 面面入攻, 則囊中之物, 進退無據, 其必孩稚婦女, 靡有孑遺, 而陸爲烏鳶之食; 水充魚鼈之腹也無疑矣”奉劝对马之人耗子尾汁好自为之。

在向对马发布劝降书信的同时，又给三军都统使柳廷显等东征将领表示已派人去招降对马，如果对马依旧执迷不悟，那九、十月份再行东征！甚至为此免除今年秋季的土木徭役，督令各道整理兵船，可见除了正常的外交手段，太宗也继续以东征作为武力威慑，以便朝鲜占据外交主动权。几个月后，藤贤从对马岛回来了，效果果然显著，同藤贤一同回来的还有宗贞盛的使者都伊端都老“通書于禮曹判書乞降, 請賜印信, 仍獻土物”但太宗对这一成果依旧不太满意，他表示对马不过是势穷来降，如果不卷土来降，难以相信，但在李原的劝说下，也同意了“面許交好耳, 必不卷土投降矣”。于是令礼判许稠回复都伊端都老，大体接受了对马方面的投降。

次年，对马岛主宗贞盛再派遣使者，表示因对马贫瘠，请求让部分岛民戍卫加罗山附近耕种并请求朝鲜以州郡名称赐予对马，给予印信，同时还献上入侵过朝鲜的倭寇（但这次使节所提出的要求是否是对马方面官方的外交指令尚有疑问，详见下文）。朝鲜对于对马这番回应十分满意，于是同意请求并令今后对马道名义上隶属庆尚道“對馬島隷於慶尙道, 凡有啓稟之事, 必須呈報本道觀察使, 傳報施行, 毋得直呈本曹”还赐下“宗氏都都熊瓦”印信。大体上，朝鲜与对马的外交恢复平静。

那么还有的便是和日本官方的外交问题了。虽然经历了己亥东征，但出于经济上的需求，当年日本各地大名向朝鲜派遣的使者也不少，但幕府官方的国王使，则要等到年末了。朝鲜世宗元年、日本应永二十六年（公元1419年）年末，日本国王使亮倪和平方久吉（日本归化华人，汉名：陈吉久）来到朝鲜索求大藏经。对于国王使的到来，上王太宗以此为窗口，准备安排回礼使，以打开恢复和日本官方外交的渠道“今日本國王遣使, 必爲賀主上卽位也。 其回禮使, 亦預議之”于是世宗特意召见日本国使，表示“上乃諭以兩國通好, 永堅毋渝之意, 且告以去年征討對馬島之故”同时任名仁宁府少尹宋希璟作为回礼使，跟随日本国王使，前往日本。

宋様の不思議な旅

朝鲜世宗二年、应永二十七年（公元1420年）闰正月十五日，宋希璟从汉城出发前往日本，不禁作诗一首

特奉綸音出漢陽。馬頭佳致柳初黃。此去匆匆人未識。好傳王語奏明光。

至二月十三日，抵达对马岛，由于对马岛刚经历己亥东征，为了解除对马对朝鲜船只的官员的敌视和恐惧，宋希璟先人亮倪上岸说明情况，再派人给早田左卫门太郎和宗贞盛及其家眷送米，以表友好。效果果然显著，当天夜里，早田左卫门太郎便来拜访。宋希璟向早田讲述东征的缘由和如今出使的目的，令早田大为欢喜，表示因先前两国关系恶劣，不知之后如何处理，今日得知使者来意“吾輩始安寢食家舍。又可造居矣”。作为对马倭寇头目，其对于朝鲜方面的倭寇入侵本应负有直接责任，但在面对宋希璟时，早田直接将自己和倭寇撇清关系，表示东征是明智选择哎呀，太伟大了，朝鲜

向者。此島悖逆之人侵犯上國。一欺都都熊瓦。二欺上天。又欺殿下。天乃厭之。如此人安得久生乎。其類今已盡滅矣。去年行兵之時。天討合宜。故吾不放一箭。

不过对于早田在对马的权势，宋希璟早已知晓，并认定其与倭寇缘由有着密切关系，但看到早田如此“忠顺”，也不禁感叹“今觀事勢。馬島凡事。皆出此人。去年行兵。家產蕩盡。今無一言及之。向國家語言。皆出至誠。見吾接待。最爲勤厚”。同时，宋希璟在对马岛也见到在东征以后，对马的困顿民生“大抵此島倭奴多有菜色。飢饉之患。丁寧有之矣”

此外，早田还给宋希璟带来一个讯息，早田将已经传达到对马的隶对马岛属庆尚道的文书，对宋希璟表示担忧“此島乃小二殿（即少贰氏，对马宗氏的主家）祖上相傳之地。二殿若聞。則雖百戰百死。爭之不已矣”所有请求宋希璟允许他将文书扣押、封闭消息，不让九州方面得知。宋希璟则回应是对马所求，故而隶属，并非是朝鲜自己所为，并同意早田的主意。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次隶属庆尚道的文书确实是对马方面遣使请求后才下达的，为何作为对马实际掌权人早田口中则全然不知，宋希璟猜测是“蓋行兵以後。多羅等本國所送倭等。一以畏死。一以疑拘留。以其島願屬朝鮮爲假言。冀其免死回還耳。實非二殿，多羅等之所知也”将责任推给了害怕外交风险的对马使臣，念及于此，宋希璟不禁赋诗感慨

瘠地頑民無所用。古來中國厭玆奴。渠今慕義自求屬。非是朝鮮强籍圖。

三月三日，宋希璟等人抵达志贺岛，在途中遇到一支船队，船员都披甲持箭，使节船队以为是海盗，于是全副武装，准备作战，但在亮倪的交涉下方才得知是来迎接使节的船队，虚惊一场，可见此前义持所说无法控制倭寇的确如此，连日朝两国联合使节船都有所恐惧，要全副武装应对。。。

四月十六日，宋希璟等人抵达兵库，距离京都只有两日路程，亮倪等人先回京都安排，宋希璟等人则留在兵库等待消息，不日便要面见日本国王，完成外交工作，宋希璟又当下赋诗一首

高低板屋若蜂屯。數日停帆滯海門。殊俗亦能知禮義。慇懃來謁更停樽。

然而之后的外交，可远没这么容易。

四月二十一日，宋希璟登入抵达京都，入住在一名华人通事魏天家中，这位魏大人可谓大有来历，虽然在宋希璟的介绍中不过百余字，但我愿称其为“中日韩三国圣体”。

魏天。中國人。少時被虜。來日本。後歸我國。爲李子安先生（即丽末大儒陶隐先生李崇仁）家奴。又隨回禮使還日本。江南使適來見之。以爲中國人奪歸。帝（明太宗永乐皇帝）見而還送日本。爲通事。天娶妻。生二女。又見愛於前王（足利义满）。有錢財。年過七十。聞朝鮮回禮使來。持酒喜迎於冬至寺。能解我國言。與我言如舊識。至迎於其家。陳外郞先來。共坐於廳。天以私錢設酒食以慰余。因宿焉。

不知道各位看官看完作何感想，但这离奇经历，大概令宋希璟也感到奇特，故而又双赋诗一首

茫茫滄海隔中華。服異言殊法度差。田租皆收入私第。賓來續食富人家。

二十一日，陈外郎（即陈宗希，陈吉久的父亲，幕府典医）向宋希璟传达义持命令，请使团将礼物放在等持寺，使团入住深修庵。次日陈外郎又再强调了一遍，但这样的礼仪安排对于宋希璟等传统朝鲜两班士大夫不能理解，他认为“奉我殿下書而來。不見王開讀。還奉書。出在深修庵。於禮不可”，但陈外郎则表示将军已在相国寺致斋了，无法传达消息。并未理睬宋希璟的反对，而是用轿子，强行将宋希璟送入深修庵。

抵达深修庵后，陈外郎和魏天便和宋希璟开始了外交谈判。陈外郎先向宋希璟表示，在两年前，吕渊出使日本（即吕渊第一次出使），言语有明朝将和朝鲜联合伐日的话语，惹怒了将军，将军于是派海盗前去击杀吕渊但因风向未果

去去年。皇帝使臣內官呂淵來兵庫。以 皇帝語向御所言。汝父及朝鮮王皆事我。汝獨不事我。將遣將同朝鮮行兵。汝可高城深池以待之。御所怒。不見其使。令海賊殺之。適風順。賊不追。故呂淵得還。

而后去年，朝鲜便发动己亥东征，少贰家给幕府汇报的战果是宗氏和少贰氏族击败了来犯的“江南兵船一千隻。朝鮮兵船三百隻”，故而导致将军“向朝鮮致怨甚矣”，所以对于今天朝鲜使臣的来访，日本方面不知是何用意，烦请说明。

宋希璟面对这样来势汹汹的质问，则做出自己的回答，宋希璟表示原先宗贞茂在时，朝鲜对马秋毫无犯，共享太平，但自此宗贞盛即位却纵容倭寇“馬島賊徒侵犯上國邊鄙。殺掠人民。盜取兵船”，所以我朝鲜大王震怒之下，进行讨伐。同时又将东征的矛头指向只在倭寇，其余“其都都熊瓦與九州。則咸令安存。況本國乎”，并以此次出使为例表示如果我殿下果真和日本断交绝好“則今王之請經。豈肯給之。禮物及回禮使。又何以委遣於此。可知我殿下之意何如也”，此外还将心比心认为帮助日本清除倭寇，即便对于将军来说也是好事吧“馬島在日本朝鮮間。常事寇盜。於其王令則不從。故今予討之。其王聞之則必喜也”，最后对于明、朝联合攻打对马则是子虚乌有。宋希璟的回答可谓滴水不漏，不但简单叙述完了己亥东征的缘由过程，在其中表明朝鲜和好立场，还以灵活的思路将征伐对马的原因转换为倭寇侵犯上国，将朝鲜自身在东征中的私心掩盖，塑造朝鲜的中立人设，方面之后的谈判。

以上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陈外郎询问宋希璟使团所携带的国书写何年号，宋希璟等人回答是永乐。但这就触犯了义持与明断交的逆鳞，于是陈外郎劝说宋希璟将原国书隐藏，另写一份，年号处只写龙集这个天干地支名号即可。但宋希璟则坚决不许，消息传到义持处，引起大怒，下令将宋希璟软禁在深修庵，逼使节团服软。义持令二十名武士把手庵门，禁止人流出入，在软禁之余，宋希璟心中烦闷，又双叒赋诗一首

泛舟滄海到王城。移置僧家事可驚。寂寞園林多鳥語。荒涼庭院少人聲。狂風吹急紅顏損。皓月昇遲白髮生。男子此行雖有數。思君日日意難平。

软禁期间，不时还会受到一些武力威胁的暗示，二十三日黄昏，把手庵中的日本武士突然也引发骚乱，各个持剑拿弓，往北苑竹林而去，这一骚动，吓到了宋希璟等人，他们开门窗，点蜡烛，各自持剑跟随武士们而去，但没过多久武士们便散去，宋希璟事后询问方得知是有贼进入北苑偷笋。宋希璟于次日向寺院方面反应情况，要求转告将军，但斯波氏家臣甲斐家则表示这种小事没必要打扰将军，劝说宋希璟不要上报，于是此事不了了之。此时看起来是一次抓贼的小事，但恰逢宋希璟软禁期间，难说没有幕府方面的故意为之。

二十五日，经历了三日的对抗，最终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解除了宋希璟等人的软禁，将国书转交给将军义持。再听说了宋希璟等人的解释，义持对朝鲜的敌意终于下降并“使倪問疾。又命各寺饋餉”这令宋希璟稍喜，又双叒叕再次赋诗

宿雨初晴日色回。上人傳語好懷開。送來樽酒猶香味。我識君心亦樂哉。

六月二十五日，宋希璟得到将军义持的国书并于当日出发返回朝鲜

十月二十五日，宋希璟最终抵达汉城，完成使命。

后事

当然，宋希璟回京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宋希璟和使团中的通事都反应了少贰家和对马宗家对于朝鲜还有着极大的敌意。

筑前州守藤滿員、一岐島主皆有怨言, 小二殿亦曰: ‘去年朝鮮來攻我對馬島。 我欲請兵船二三百, 攻破朝鮮沿海數邑, 然後快於心矣。’ 對馬島 都都熊瓦弟熊壽亦曰: ‘吾欲拘汝等, 以當島人之被留者, 然與本國通好, 不敢耳。 其被留人須速刷還。’"

余聞小二殿向本國。欲爲報復之言。余歷擧利害。解說之。孔達，仁輔皆曰。宜默。以余解說爲非。

二殿送僧曰。朝鮮行兵之後。忿心至今未平。

得知消息的上王太宗，立刻召集大臣表示“小二殿欲侵我邊邑, 熊壽又言: ‘今後不令興利船出去。’ 其絶交之意已著。 吾欲遣水軍都節制使, 大備兵船, 聚于巨濟等處要害之地, 使對馬島 倭不得耕田、捕魚、煮鹽, 則必與小二殿請降, 如其不降, 則令諸將, 更迭入攻可也”再次东征的气氛占据了朝野。同时上王太宗还准备拘留九州和对马的倭使，但因许稠等大臣谏言，拘留之事得免，但依旧扣押了在朝的对马倭人。同时在太宗和世宗共同主持下决定厚待九州使者，怠慢对马使者，并同时向对马和九州使者传达对马罪状要求他们转告对马和九州早早悔改。对于朝鲜方面的斥责，两方使者回答是：啊？

九州使者马上表示“吾等之來也, 到對馬島, 知島倭之無禮也。 島倭誠服則實收兵船乎? 吾將備達于節度使”。而对马使者也立刻表示“熊瓦歸九州不還, 熊壽年少, 宗俊被黜, 無人主島事, 故回禮使之往還也, 無禮如此。 吾欲速還達於島主”

二十天后，庆尚道便报告了有对马商船来到，上王本打算按断交原则扣押该船，但考察次船发行时间应该是熊寿发出断交言论之前，所以大臣李原建议先询问一番。之后上王令礼曹宣谕对马商船，表示

“通信使宋希璟之還也, 貞盛弟熊壽言: ‘今後不與互市。’ 以此觀之, 其欲絶交明矣, 故一應商倭, 竝令勿許接待。 厥後商船受熊壽文契而來者至五隻, 國家以希璟所啓, 或是傳聞之誤, 故許令買賣而歸。 今爾等之來也, 又無熊壽辨明之言, 然爾等不與熊壽同居, 容或不知。 今後商船之來也, 明知其事以來”

可见此时朝鲜方面对于宋希璟使团言论的信任开始下降，但依旧不愿意服软，必要对马方面自己认错辨明方才罢休。两个月后，对马岛主宗贞盛遣使来朝，表示服软，同时请求释放扣押的对马岛人，但朝鲜方面“以書辭不恭, 不禮待其使, 却其所獻禮物”。并令礼曹严厉质问对马使者。最终上王语重心长的宣谕对马使者“汝書辭不恭, 不得啓達。 若能誠心歸順, 則待之如舊”许使者贸易完毕而后回岛。三个月后，早田左卫门太郎遣使给庆尚道方面官员送礼，但被上告给了朝鲜中央，议政府令庆尚道给另外礼物回赠。此后日本西国各地和对马依旧遣使来朝，并请求归还对马人口，朝鲜都接待欢迎但不允许归还人口，直到太上王太宗病逝，世宗正式掌握全体国政，和归还对马人口行动，陆续进行，世宗五年至六年，应对马和其余日本大名之请求，陆续查询对马扣留人口，归还日本。

○禮曹參議成槪奉復對馬州守護宗公: "諭及人口, 行移各道推刷, 見得幾名送還。 今貴國殿下差人修好, 我殿下差某官某等回禮, 希發船護送。 

諭及人口, 行移各道檢刷, 見得幾名發還

近來對馬人, 已得還定

 "對馬州守護宗貞盛等請還人口, 請以兵曹倭案載錄倭人三十一名內, 遐道住九名, 隨後入送京中, 京畿、忠淸、慶尙等道住二十二名, 遣知印推刷, 送于乃而浦交割, 其中願留者留之

幷諭被留人口, 行移各道挨究, 姑將見得十一名及土宜正布二百四十匹, 就付回价。

至此，朝鲜和对马的外交重新步入正轨。朝鲜世宗二十五年、日本嘉吉三年（公元1443年），朝鲜和对马岛签订《癸亥条约》正式将两国外交关系规范化，至此朝鲜方面的外交逐渐由原先的多元化外交转变为对马和幕府为目标的二元外交。

此外，明日之间，亦有新转变。日本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持去世，在管领等推举下，将军之位由其同母弟足利义教担任，为了确立自身权威和解决日本国内货币流通问题，义教恢复与明外交，为此日本永亨元年、朝鲜世宗十一年（公元1429年），义教向朝鲜回礼使关瑞生朴瑞生透露其愿与明复合的想法，请求朝鲜从中协助，世宗对此表示欣慰，但又担心如果朝鲜帮助转奏日后日本出现过错，明朝恐怕将过错也加在朝鲜身上，要朝鲜问罪日本；如果不帮助其转奏，又怕明朝和日本以此责难朝鲜。左右大臣也认为“此國自古乍臣乍叛, 未可以信今日之言, 而轉奏之也。 儻後日背之, 則反爲我國之患, 而悔無及矣”故而只向日本传达事大之道并不帮助转奏。但这并未影响到幕府与明朝的复交进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5年）明太宗朱棣病逝于漠北军营，即位的仁宗不到一年也相继去世，明宣宗宣德皇帝即位为帝，即位的宣宗得见“四方番國皆來朝貢，惟日本未至”，于是遣使往琉球国，令其转告日本国来朝。这与义教希望复合的心意不谋而合。大明宣德八年、日本永享五年（公元1433年），足利义教的使者抵达明朝朝贡，明宣宗设宴厚赍使者，并派内官雷春等与日使一起回国，赐予宣德勘合百道。至此明日外交重新复合。

在经历了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一系列动荡后，东亚局势重新恢复平静，暂时的平静......

（本文章仅为交流学习，不具有学术性质，胡乱写作，还望看官见谅，如有错误，望大佬指正）

参考资料

赵莹波著《浅析明朝初期日本与朝鲜的“大藏经外交”》

刘晓东著《【倭寇】与明代的东亚秩序》

新田一郎著、钟放译《《太平记》的时代》

王来特著《近世中日通商关系史研究》

朱莉丽著《浅析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幕府的对明认识及其政策》

康昊著《瘟疫、饥馑与施饿鬼仪式———朝鲜“己亥东征”背景下日本的饥疫对策》

韩文钟著《朝鲜时代的对日使行和对马岛》

朱莉丽著《围绕“己亥东征”的朝日交涉及其背后的明朝因素》

马云超著《己亥东征”与 15 世纪前期的东亚外交博弈———以朝鲜王朝初期的对外政策为中心
》

吴大昕著《朝鲜 己亥东征与明朝望海埚之役———15世纪初东亚秩序形成期的“明朝征 日" 因素》

小岛毅著《足利義満 消された日本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