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狼人”和“吸血鬼”

“把德国人给我带过来；我要喝血，喝施瓦本人的血！我已经杀了170个人了，我还想要更多的血！”

——德国难民伊丽莎白•科维茨基，报告说她目睹了一名“喝血”的斯拉夫游击队员攻击人（1945年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过几年，历史学家罗伯特•艾斯勒在伦敦的皇家医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人变成狼：对施虐狂、受虐狂和变狼妄想症的人类学解释”。艾斯勒一上来就说，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德国盛行着一种对人变成狼的神通的信仰。许多德国人相信，“披上狼皮”，人就可以神奇地变成狼。

艾斯勒认为，对人可以变狼的信仰在纳粹德国得到了复兴。他指出，第三帝国用狼人来称呼暗中行事的恐怖分子和准军事组织——“狼人组织”。在“希姆莱对1945年新成立的人民冲锋队发表的疯狂演讲”中再次用到了这个词，这位党卫军全国领袖鼓励这些人要像狼人那样在德国被占领区骚扰盟军的交通线。希特勒本人也希望这种战时必需的事物也许会根除数千年来对人类的驯化。元首表示，没什么比“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年轻人眼中再次看到猛兽的骄傲和独立的光芒”更令人激动了，他们组成了“狼群，能在漆黑的夜里追杀德国的敌人”。

艾斯勒的那次演讲是在德国投降两年后发表的，演讲触及了第三帝国超自然思维中的一个突出层面：狼人和吸血鬼持续出现在战时想象之中。正如纳粹模仿狼人组织的游击战术一样，德裔人士逃离苏联时也指责斯拉夫游击队有吸血鬼倾向。

纳粹想要将德国士兵和游击队组织成狼人队的想法，在1944年冬季时首次出现。希特勒就不止一次的将自己比作狼，声称“我不需要害怕狼，我自己就是狼”。希特勒还用狼这一比喻来赞扬希特勒青年团和他的冲锋队员，说他们“八到十个人一组，像狼一样扑向敌人”。1942年至1943年，希特勒将其在乌克兰的总部叫做“狼人”营地，把他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附近那个更为有名的总部叫做“狼窝”。艾斯勒甚至推测希特勒“患有周期性躁郁型精神病”，这也解释了他的“变狼情结”转变为“茹毛饮血的狼人或狮人的可怕状态”。

在希特勒自己的超自然想象的范围之外，狼人组织的前身是存在的。德国祖先遗产研究学会的会长瓦尔特•伍斯特指出，“狼人的化身一直贯穿在雅利安和日耳曼的童话故事和命名传统之中”，这是日耳曼种族精神的元日耳曼特征之一。日耳曼游击队的原型可以在狼人的传说中找到，他们像荒野猎人一样保护日耳曼人不受敌人的伤害。照纳粹民俗学家麦肯森的说法，在“狼人和斯拉夫吸血鬼”之间并无关联。吸血鬼恶贯满盈，狼人则属于难得一见的英雄， 他们可变身为狼，比如英雄齐格蒙德便是。相信人类可以出于高尚的理由随意变身为狼，这在德语区很普遍。麦肯森还说，狼人只吃动物，永远不会“替魔鬼效劳”。他们是“神之犬”，是向善的力量，是对恶的制衡力量，可以保护人类不为恶所害并保护他们的灵魂。纳粹痴迷于狼人的另一个例证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一位副手写的一篇学位论文，题目是“狼人的本质与历史”。作者注意到，天主教会或许将狼人与巫术和撒旦崇拜联系在一起，但人变狼之说在“古代北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朋，奥丁的士兵变身野狗或野狼，却有着熊的力量(“狂暴战士”)，几乎刀枪不入。日耳曼狼人(相对于斯拉夫的吸血鬼)在日耳曼文学中都是正面形象，这是作者的结论。许多德国人(和纳粹分子)都想起了1813年吕佐夫将军为对抗拿破仑而组建的自由军团。吕佐夫的“野狩者”就是以亡灵的名字命名的，这些亡灵在夜晚出没，为给自己报仇，专杀德国的敌人，和他们一同出现的还有沃坦和他的狼群。党卫军的“骷髅头”和魏玛时代狼人的徽章都与这些“野狩者”颇为相似。在宣扬狼人和第三帝国游击抵抗之间关联方面，同样重要的还有上文提及的赫尔曼.伦斯的小说《狼人》(1910)。伦斯书里的主人公哈尔姆.武尔夫的家人被散兵游勇杀害，他自己也整日生活在这些人的骚扰和恐吓中，于是组织了一群“狼人”，在附近的森林里打游击，成功击退了入侵者。许多纳粹分子所属的魏玛时代的狼人准军事组织，都是受了伦斯小说的启发。受此影响，纳粹分子在1934年激动地宣称“诗人[伦斯]之墓”已在法国找到，纳粹政权会不惜任何代价将他的遗骸带回德国。第三帝国对伦斯作品的宣传卓有成效，以至于新版卖出了50万册。

鉴于这些之前就存在的文化事件，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山再起也就不足为奇了。1941 年，德国情报部门(阿勃维尔)创建了一支特种作战部队，代号为“狼人”，其任务是训练间谍在敌后作战。1943年，希姆莱和格洛博奇尼克将他们在乌克兰的种族移居项目命名为“狼人”。我们还记得希特勒在给自己的战时司令部命名时也引用了狼人之说。1944年末启动狼人行动时，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很明显借鉴了当地广泛的准军事组织和超自然传统。

但在选择行动名称时，纳粹狼人组织与它的那些准军事组织前辈之间却存在一个虽小却很重要的区别。 伦斯的《狼人》和两次大战期间的“狼人”运动在名称中都使用了 Wehr 一词，这是对德语中“防御”一词的模仿。尽管如此，希特勒和希姆莱还是选择了更直白的 Werwolf ,一个超自然的派生词——他们 前在给各自的总部和乌克兰的重新安置行动命名时就是这么做的。彼得•朗格里希注意到，希特勒和希姆莱与准军事传统进行了微妙的切割，毫无疑问，他们是想召唤“民间传说中的那个生物，一个在夜晚变身为兽的人类”。希姆莱特别“为这些来自日耳曼神话和民间神秘主义的狼人设想了一个方案”，鼓励大家戴上有骷髅和两骨交叉图案的黑色臂章，以及从吕佐夫的“野狩者”那里借鉴来的银色党卫军徽章。

对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而言，狼人行动远不只是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它构成了他们瓦格纳式的全面胜利或末日未来观的核心要素。

狼人行动的时间点，毕竟和盟军即将入侵德国本土以及东部地方民兵运动的兴起相关，东部的共产党游击队针对德国占领者进行了游击战、暗杀和破坏，越来越有效果。希姆莱相信他的狼人会有办法将第三帝国从战败的边缘拯救出来，同时又为阿塔曼纳传统中的战士农民“前哨”提供基础。1944年10月，他在一次电台广播中婉转提到了这种受超自然启发的政治、军事和种族重生愿景，他宣称:“即便在[盟军]认为自己已经征服的领土上，德国人也会不断死而复生，就像狼人、敢死队志愿者一样，从后方破坏和摧毁敌人”。戈培尔也把狼人视为他的末日宣传的中心人物。宣传部甚至还设立了自己的“狼人电台”。许多狼人广播节目都会以播放狼嚎的声音和一位名叫莉莉的女子唱的歌开始，歌中唱道“我是如此凶悍。我满腔怒火...狼人莉莉是我的名字。我咬人，吃人，我不好惹...我的狼人牙齿咬了敌人/然后他死了，完蛋了/嚯，嚯嚯”。还有一个狼人电台广播说“狼人组织的成员会采用一切最厉害的手段来收拾敌人。我们国家的敌人真的要倒霉了，但最倒霉的是那些叛徒，只能完全听候狼人的发落”。

这些(不切现实的)期望犹如重负落到了两个名声很响的党卫军军官身上，他们是汉斯阿道夫•普吕茨曼和奥托•斯科尔兹尼，由此可见希特勒和希姆莱对狼人行动有多看重。1941年6月至10月，普吕茨曼担任苏联北部党卫军和警队高级领袖(Hohere ss undPlizifihrer简称HSSPF),在于拉脱维亚发动大屠杀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到1944年，他已是苏联南部党卫军和警队高级领袖，还是党卫军特别情报处处长，率领对抗苏联人的作战部队。普吕茨曼驻守在乌克兰，曾近距离研究过苏联游击队的战术，这让他既佩服又害怕。照普吕茨曼自己的说法，和苏联游击队一样，狼人学员也因其狂热的意识形态和身经百战的残暴无情而被招募。不过，由于招不到经验丰富的战士，许多狼人组织新人都是希特勒青年团淘汰的。

狼人在柏林和莱茵兰地区的秘密地点受训，负责人是特种作战部队的著名领导人斯科尔兹尼，因指挥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而名声大噪。游击训练和盟军特种部队的训练大同小异，比如在艰苦环境下如何生存，如何搞破坏，如何打肉搏战，如何搞暗杀。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希姆莱和普吕茨曼欢迎女性加人狼人组织，因为苏联人也用女兵，再者人手短缺，而且女性也符合纳粹超自然想象中瓦格纳作品里女武神瓦尔基里的比喻。

狼人实施了大胆的恐怖主义行动，炸毁缴获的飞机，安放炸弹纵火焚烧军事设施。狼人还受命暗杀与盟军合作者，射杀撤退的国防军部队，杀害敌对的波兰人和苏联人。因此，狼人队伍更危险，相比盟军，他们在德国当地的“合作者” 和斯拉夫人中造成的恐慌要更厉害。

狼人团体也更组织严明，并且在德国东部更令当地人惧怕，在那里比较容易招收到逃离苏联的难民。照斯科尔兹尼的说法，狼人电台在东部战区更活跃，更有影响力，由此反映出在东部开展游击战的紧迫性，而且狼人概念也更容易在东部产生共鸣。出于这样的原因，狼人在苏台德区、西里西亚和南蒂罗尔的德裔人口中很受欢迎，他们在那里可以更名正言顺地把自己描绘成一支抵抗斯拉夫入侵者的德国“自卫”部队。

当然，一些法国和英国士兵分别在德国西南部和北部被狼人组织杀害。直到1945年5月底，即德国投降两周后，美国人还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和狼人作战。但即便在狼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微不足道的地区，仅仅是狼人的概念，再加上希姆莱和戈培尔的大力宣传，也对纳粹的死硬分子起到了鼓气作用，对与盟军合作的德国人起到了恐吓作用。狼人会在住宅和公共建筑上留下不祥的信息，在战死的同志的坟墓上写下:“我们会为你复仇。狼群正在等待一跃而起的时刻。”还有关于莱比锡的女狼人的报道，说她们会向“窗下经过的部队泼滚烫的开水”。就算有些死亡事件不是狼人下手，但普吕茨曼或戈培尔还是时常声称对此负责，以此在当地人中间制造焦虑。

戈培尔的狼人电台宣传有数千名狂暴的游击队员，说他们在德国各地集结力量，这个数字和现实出入很大，但这一招特别有效。这样的传言经过当地德国人的推波助澜，在入境的盟军中间造成了恐慌，他们害怕到处都有游击队行动，这些行动通过据传位于德国南部山区的“国家掩体”或称“阿尔卑斯堡垒”来协调。尽管并不存在阿尔卑斯堡垒，但艾森豪威尔将军还是颇为担心慕尼黑的狼人抵抗军，于是下令拘捕并关押数千名潜在的游击队员，并对游击队员展开报复。苏联人甚至下令格杀勿论。

归根结底，狼人是一个无处不在、广布恐惧的游击运动，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对焦虑的德国人和在乡间流窜的纳粹狂热分子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狼人从未得到过德国民众的全力支持。他们也并未产生重大的政治或军事影响。不过，他们确实操控住了民众的想象力，构成了第三帝国希望利用超自然想象做最后一搏创造的东西的缩影:冷酷无情的纳粹狼人作为英勇的德国人，对抗从东方涌入的斯拉夫恶魔。

狼人在元日耳曼民间传说中是“好的”魔鬼，而吸血鬼则是邪恶的“他者”。我们已经看到，斯拉夫人和犹太吸血鬼——作为吸血的殖民者和种族混血的祖先——是如何成为纳粹反犹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合理化依据的。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斯拉夫人以吸血的入侵者形象，再次出现在臭名昭著的党卫军民俗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拉塞克收集的各种叙述中。

卡拉塞克从巴纳特德国人（又称施瓦本人）中收集了一些斯拉夫人饮血的报告。 在被称为大驱逐(Vertiebung) 的强制移民潮中，数百万德裔人口向西逃亡，而巴纳特德国人就是其中一小支。不过，和许多德裔人口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才撤离不同，数千巴纳特德国人在东方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遭到了种族政治的野蛮报复。由于苏联害怕纳粹的“狼人”，他们的处境就更岌岌可危，在德国边境地区的攻击也更穷凶极恶。

根据逃离巴纳特的德国人所说，铁托的游击队(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普•铁托领导的抗击德国的队伍)已经变成了吸血鬼。数千目击者证实说自己亲眼见过，还报告说“受害者的身体会出现像癫痫一样的症状，像是被魔鬼附体，最后猛地摔在了地上”。然后“发出野兽般的声音，口鼻中喷出泡沫，身体剧烈扭动”。吸血鬼游击队“ 会先折磨受害者，再以稀奇古怪的方式杀了他们，然后割了他们的耳朵或鼻子，挖出他们的眼睛，撕下他们的脸皮”。其他游击队员就站在边上看着，“双眼充血， 一副吃人的模样”，“想要喝光‘法西斯’的血”。游击队员还会不由自主地喊出污言秽语以及自己所干的或者即将要干的恶行，听来令人心惊胆战。有个发狂的女人声称“已经杀了70个施瓦本人”，并“描述了种种极其恐怖的细节”。

还有个目击者报告说，即便游击队员没带武器，德国人仍然没法还击，因为斯拉夫人得了“信徒病”(partisan sckness,“力大无穷，见谁杀谁....他们如同着魔般大喊大叫要喝施瓦本人的血，威胁说要把他们杀个精光”。有时候，他们会“安静下来一会儿， 眼神空洞无物”，还喃喃自语道“哦，施瓦本人的血太好喝了”。一旦喝饱了血，游击队员就会精疲力竭，渐渐才会清醒过来，这就是为什么会把这叫作“信徒病”。

那些德国目击者指出这些发作具有种族特征化，声称和德国人偶遇就会触发“这番变化”。有个游击队军官在德国人开的餐馆里吃饭时发作了。还有个塞尔维亚平民在发现一名路人是德国人后，也突然发作了,许多目击者还提到信徒病会传染，即便只是待在塞尔维亚人中间。据目睹了三次发作的贝尔塔•索尔所说，这种病“许多人很容易就会染上，并且传染速度很快”。许多目击者证实只有斯拉夫人会变成魔鬼，“而那些在树林里、在打仗的德国士兵从来没得过这病，德国战俘或被抓的施瓦本人也没得过”。

这些报告并没有局限于巴纳特地区。1944年逃离巴纳特的斯蒂芬•阿帕采勒就报告过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甚至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德裔人口中间都有斯拉夫人喝血的传言。事实上，许多塞尔维亚平民也同样对游击队员心存警惕——偶尔也会证实德国人的说法——他们说即便发作并非超自然原因而起，但发作是千真万确的。

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也出现了有关共产主义分子暴虐无道的各种奇闻，但吸血鬼和嗜血的主题是巴尔干特有的。部分原因或许和当地的神话有关，因为塞尔维亚是现代吸血鬼传说的中心。当然，相比德国新教教徒，信奉天主教的施瓦本人更倾向于从(黑暗的)圣餐祭祀层面来看待吸血行为。

有意思的是，有报告认为斯拉夫游击队员经常从森林里冒出来，这么说会让“信徒病”带有一种特别狂野、邪恶的形式。德国人菲利普•翁加尔看到过一个“狂野的魔鬼”旧病复发，“战斗时期”此人住在林子里，时常捕杀德国囚犯。塞尔维亚人会时不时地“发作”，在此过程中生出超人般的力量，一心想要“施瓦本人的血”，还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在林子里做下的残暴之举。三个游击队员在穿过公园时遇见了德国平民，就发作了，应该是受了刺激，勾起了“林子里的游击队员”的记忆。三个人全都倒在地上，狂乱地“徒手挖洞，啃咬草地”。和野狗或野狼的行为如出一辙。

没人管束的斯拉夫游击队员在森林里游荡，变身为听起来很像狼人的吸血野兽，这个想法挺有意思。这也表明了独特的民间传统在定义整个第三帝国的超自然思维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尽管在纳粹的超自然想象中，狼人与吸血鬼从人种和语言上截然不同(对狼人的看法更为正面)，但这两个概念在东欧的想象中其实紧密相关。毕竟，古斯拉夫语中的吸血鬼（varkolak或vrykolak；塞尔维亚语是vukodlak）也可以指狼人，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生物都是邪恶的。同狼人神话相似的是，许多目击者都注意到了游击队员变身时身体状况很不好，信徒病发作时会伴有可怕的暴力行为和对性器官的损坏。

在此，“野性的”嗜血恶魔从森林里冒出来对德国士兵和平民发动游击战的场景，成了德国狼人运动的镜像，这比关于游击队员吸血的报道才早了几个月。除了德裔人口对“狼人”持正面态度，与斯拉夫民间传说中杂交的“吸血鬼”形成鲜明对比之外，似乎施瓦本人不会用狼人的比喻来描述斯拉夫人。不管其表现如何，来自哪里，在森林里游荡的狂野的斯拉夫游击队员都一再被人跟吸血鬼关联。

嗜血的斯拉夫游击队员形象也有性别之分。照许多目击者的说法，女性特别容易受感染，成为食人恶魔。一群施瓦本中学生描述有个女游击队员“在营地四周走来走去，举止很正常，然后突然就不行了，又是扯自己头发，又是尖叫，‘我要喝血!’....战斗期间，许多游击队员还在林子里，她的状况算是最糟的.....如果这个游击队员抓到了一名德国俘虏，[她] 就会用最残忍的方式杀了俘虏”。芭芭拉•普卢姆看到过一个塞尔维亚女人在贝尔格来德市中心“信徒病”发作，开始口吐白沫，大喊“万岁，向施瓦本人冲啊!”还有个女游击队员“总是在晚上”发作，结果就得了个绰号“黑纳达”(Der Schwarze Nada)。黑纳达有一张特别“邪恶”的脸，“谁见了都怕”。有个难民嘲笑她，“她立马就发作了”。“突然口吐白沫”，“勃然大怒，使出全身力气”攻击那个冲她喊的人。

这种认为斯拉夫女性更易感染“信徒病”的看法，和德国人对“低等人种”布尔什维克中的斯拉夫“持枪女”(Flintenweib) 的普遍惧怕是相符的，布尔什维克经常招募女性参军。德国人把苏联第588夜间轰炸机团中的女兵称作“深夜女巫”并非偶然，德国人对该团的恐惧甚于苏联轰炸机。尽管女兵和男兵一样能干， 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深夜女巫”的每次出击都能得胜而回。关于“深夜女巫”冷酷无情的传言主要与对斯拉夫(布尔什维克)女性的性别观念有关，认为她们特别可怕，特别不合常理。和斯拉夫吸血鬼相比，纳粹狼人总是男性，这表明了他们的元日耳曼种族力量和男子气概。

这些叙述中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因素当然是因为对塞尔维亚游击队的实在的恐惧所致。照马格达案纳•耶里希的说法，许多患有斑疹伤寒的施瓦本人都被隔离在一栋单独的房子里， 表面上是让他们在里面“康复”。一天晚上， 他们被喝得醉醺醺的游击队员带出来，被逼脱了衣服，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悉数杀害——那些人头骨破裂，脑浆四溅，身体吊在天花板上，烧成了焦炭。营地里的施瓦本人被迫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装上一辆马车，这样胳膊和大腿之类的残肢就不会掉到地上。据说，1946年7月，当地一名波斯尼亚政党候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消灭了树干和树枝，但遗憾的是，树根还在;不过，我们也会确保树根再也不会成为威胁。”难民们进一步声称，“他们不在的时候，他们无奈留下的坟墓都受到了亵渎.....死者的金牙都被撬走了”——让人想起了纳粹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

确实有一些证据表明，巴纳特德国人表现出来的恐惧“既是由真实的暴力所致，也是因为无凭无据地想象施瓦本人做尽坏事，对此感到焦虑所引发的"。吸血鬼行为在地方上的强大历史以及德裔人口在地方上的少数族裔地位，可能放大了施瓦本人看待其斯拉夫邻居时的超自然视角。尽管如此，关于游击队员吸血的那些故事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时局混乱痛苦，所以非理性行为层出不穷”。这样的报告在德国(和纳粹)的超自然想象中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它们道出了中欧的“征战和灭绝战争中存在的许多幻象元素”，而且提供了某种惯用语，以便许多德国人用来“对自己和他人解释战时的暴力和战后的遭遇”。

                ——【美】埃里克•柯兰德《希特勒的恶魔：第三帝国的超自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