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封面|数码产品“过载”损害学校教育

参考消息网9月3日报道美国《国民评论》半月刊10月号（提前出版）刊发题为《数码产品“过载”正在损害我们的学校》的文章，作者为弗雷德里克·赫斯。全文摘编如下：

过去10年，学校和技术相互兼并，既带来“这是怎么回事”的挫败感，也带来“下一步会怎样”的无限欣喜。有种间或出现的想法是：“尽管上一代技术让人失望，但新技术必将改变局面。”20年前，斯坦福大学的拉里·库班就在他名为《卖得太多，用得太少》的教育技术史著作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教育与技术角力由来已久

新冠疫情释放出一大波科技热情。美国《教育周报》2022年调查发现，疫情暴发前，只有三分之二的教区向中学里的每名学生提供设备(通常是平板电脑)；到了2021年3月，这一比例在中学上升至90%，在小学达到84%。这足以让学校负责人和科技爱好者大肆庆祝。

然而，教师和家长却没这么兴奋。家长谴责现实中的在线教育正在异化，抱怨学校网站和软件用着费劲。那教师呢？60%的受访教师向《教育周报》表示，技术的最大问题是让学生分心；80%的受访教师说，屏幕时间越长，学生行为越糟糕。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清楚地表明，很难明确技术和提高学习成绩之间有任何关系。

但大众对科技的热情有增无减。学校忙着把数十亿即将逾期的新冠疫情联邦救助资金花完，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新技术上。教育技术吹捧者和TED演讲者越发狂热地大谈人工智能、互联互通和数字工具的前景。

就在这一切上演的同时，却有人紧急推动手机不得进学校，还有源源不断的数据表明手机不利于孩子的学习和健康。

在禁用手机的学校，学生告诉记者和研究人员，他们能从持续占用精力的短信和社交平台中暂时解脱出来，并为此感到庆幸。全天候接触通信应用软件、社交平台和游戏所造成的干扰令人震惊，尤其是考虑到青少年每天通过手机接收通知的中位数高达237个。

仅仅几年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还让家长放心，学校关闭没什么大不了，在线学习是理想的替代方式。现在，同样是这些媒体，却炮制出一连串头条新闻，“让技术远离课堂，别等到为时已晚”，“学生的手机‘殖民头脑’”，还有“学校要禁用智能手机，家长要帮忙”。

这种大吹大擂与心怀不满的交替循环并不陌生。

一个多世纪前，教育工作者发现了电影的神奇之处。1922年，托马斯·爱迪生预言：“电影势必为我们的教育体系带来革命。”但形势并没有完全朝那个方向发展，事实证明，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虽然足以改变局面，但既没能让人全身心投入，也没能提供特别充分的信息。

然后是广播。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教育部设有广播处，各州也定期播放教育节目。1932年，本杰明·达罗的《广播：助理教师》一书称赞广播是“空中教科书”，专家预言广播很快就会“像黑板一样在课堂上随处可见”。但事实证明，广播的用处没那么大，原因包括很难确定时间表，以及节目与课程无关。

如今，学校在与人工智能角力。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优选的作弊途径、虚假信息的源头。无论是科技爱好者天花乱坠的展望，还是教师沉闷乏味的哀叹，这一切都不陌生。

数字设备瓦解学生注意力

怀疑论者不禁要问：捣毁科技派有道理吗？不，没什么道理。学校不会回归粉笔和石板的时代，也不该回归。就连“禁用科技”的学校也没有把电脑从图书馆里扔出来，没有要求孩子手写所有作文。但学校的确必须以严肃得多的态度明确技术的用途和限制。近期，智能手机的问题得到大量关注——这是应当的，但一直受到忽视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技术不仅对教学无益，甚至起到腐蚀作用。

教育需要注意力集中。不管是篮球、代数，还是笛子，学习都必须专注、投入、练习。这正是学生习得知识、掌握技能的方式。然而，如今的数字设备和社交平台算法日渐优化，越发成为分心的原动力，瓦解持续不断的注意力。

现在，学生总有办法逃课，而把通向八卦和游戏、易上瘾且能互动的数码产品塞入学生口袋更是雪上加霜。这使得手机（包括平板电脑）的破坏性远远超过几十年前的课堂电脑或录像。任何一个只要讲课时有学生打开笔记本电脑的教师，都会严重怀疑这些学生中有多少在做笔记，又有多少在购物或刷社交平台。

答案很明确：走神的往往占多数。关于这一问题，最有说服力的或许是针对西点军校大二学生某核心经济学课程50节课表现的研究，其结果已发表在美国《教育经济评论》双月刊。

在这项研究中，部分学生分配到禁用科技的课堂，另一些分配到有平板电脑但网络连接受限的课堂，还有一些分配到可以自由使用任何技术的课堂。结果显示，即使在这个守纪律、有才能的群体中，学生在禁用科技课堂上的表现也明显超过其他同学。

哈佛大学经济学者苏珊·戴纳尔斯基在回顾教育技术的研究中恰当地总结道：“对于一般教学场景而言，最有力的证据表明学生应该拿起笔，放下笔记本电脑。”

教育技术须为学习服务

话虽如此，科技还是有助于学习。毕竟，任何技术都是工具。无论用什么工具，最重要的是怎么用。

事实上，学校里遍布我们习以为常的技术，比如计算器和白板等，这些都曾是某个人的前沿创新。结果证明这些工具很有用：中学生不必再花很长时间摆弄滑尺，教师也不必日复一日地从黑板擦中抖落粉笔灰。当然，这些新工具的有些使用方式也会让人不安，比如有激进教育者认为，使用计算器意味着小学生不再需要掌握乘法或长除法。

教学中只有一项技术真正让它的变革性前景成为现实：毫不起眼的书。很久以前，学生只能师从当地教师，而且只能口口相传。印刷术的发明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从任何人身上学习。就算教师不熟练、没意思，学生也能通过反复阅读书中段落来学习，而教师也可以少说教、多解释。当然，教师可以这样做并不代表会这样做。即使到了今天，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了5个世纪后，还是经常看到教师上课单调呆板，重复着本应由学生前一晚阅读的东西。

问题在于，教育技术往往更多关注技术，而非教育。其实不一定要这样。要想一窥未来如何最大限度利用教育技术，走进出色教学法的圣地——某中学足球强队的教练办公室——就可以了。不久前，教练传授战术还要在黑板上画很多X和O，展示对手战术还要通过画质粗糙的录像画面，指导阻击技巧还要高声呼喊。

现在，球员在预装程序的平板电脑上学习战术，教练无需一遍又一遍地手工绘制每种打法。这样不仅节省时间，动态的X和O（可以反复暂停或慢动作播放）也能让球员更直观地看到各种打法的全过程。教练可以掏出手机，拍下尝试新技术的球员，立即与他一起审视效果。技术帮助球员和教练相互沟通，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实时提供反馈。

需要重申，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使用。如果技术用于联通学生与教师，增进家庭参与，提供更丰富、更规范的指导，以及更有效利用学生和教师的时间，那么技术就能丰富教学。

利用技术并不是加入对新鲜数码产品的混乱拼抢，也不是放任算法驱动的分心文化。教育技术需要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学习。明天的技术是否对学生有利，最终的决定因素远不是硅谷的梦想，而是学校能否挺身迎接挑战。（编译/张熠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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