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科幻作家、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多次斩获星云奖、银河奖、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等国内外奖项（图/受访者提供）

乘飞机抵达迪拜后，来参加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陈楸帆想，怎么把自己这一程的碳排放给抵消掉。

这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气候变化大会充满了争议，7万多人的参与让大会自身的碳排放就已经不可估量。在一座沙漠中的化石燃料之城，来自167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及官员探讨如何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然而直到原定的闭幕日12月12日也未能达成全球协议，会议在激烈谈判中不得不延期一天。面对全球变暖之下近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威胁。”

作为科幻作家，陈楸帆觉得这一次的参会过程就像走在科幻片里，“很多既讽刺又现实的场景，让你不停有一些反思和想法。”他准备把这些观察写进他的科幻小说。

陈楸帆（左）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图/受访者提供

近两年，陈楸帆过着全世界跑的生活，2023年的行程加起来已经可绕地球四圈。11月中旬，他受邀参加巴黎和平论坛，在一场围绕AI未来的讲座中，他说到新时期的“算法奴役”，人们被强化偏见的算法、放大自我的社交媒体，以及将最狭隘的观点不断反弹的信息孤岛所包围。在他看来，人类意识中的缺陷和弱点塑造着社会结构、左右着政策制定，“当这些局限性不仅是内在的，且被科技故意操纵和放大时，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份活动邀请，源于2022年陈楸帆的两本书《荒潮》《AI未来进行式》的法语和德语译本的出版及欧洲市场的反响。前者是讲述中国电子垃圾危机和气候不平等的小说。后者是他和李开复合著的书，两人是在谷歌工作时的同事。

2019年，李开复找到陈楸帆，想合力完成一本展现20年后被AI技术深刻改变的人类社会图景的作品。他们阅读了海量论文，与业内专家交流，参与AI工作坊，走访相关创业公司。成书《AI未来进行式》采用科幻小说加科技评论的形式，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推演人工智能将在20年后达到什么水平。

2023年，两人再见面时，都认为当时的预测太保守了。“书里写的很多故事都不需要20年，有可能5到10年就会变成现实。”陈楸帆说。当人们谈到AI，常说应该让AI与人类的价值观对齐，“但问题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价值观都不对齐。”

“整个世界的现实图景已经高度复杂化、抽象化，它远离了我们日常经验的限度。”陈楸帆觉得，这正是科幻小说在技术加速年代的魅力所在。在学者杨庆祥看来，好的科幻小说善于通过技术想象展开“思想实验”，“不停地与固化的秩序和意识形态进行思想的交锋，不惮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构模式——无论是在想象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陈楸帆刚刚落地韩国首尔，将参加另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与气候变化的峰会。几年前，陈楸帆就开始用AI写小说了，也亲身经历着AI技术迭代的过程，“因为未来不会等你。”他说。

陈楸帆在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右）赠书 图/受访者提供

“超级对齐”，还是“有效加速”？

人物周刊：前几天我要交一份材料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应该让ChatGPT来写，一是更高效，二是它可能比我的格式更准确。你已经在这条路上践行几年了，你经历的AI技术迭代过程是怎样的？

陈楸帆：我在2017年开始与AI共同写作，那时Google推出了Transformer模型架构，现在ChatGPT也是基于这个框架发展而来的。当时我找到了创新工场AI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咏刚，编写代码、构建模型、用数据训练，使用我的小说作为数据。这个项目虽然还处于早期阶段，算法和数据规模都很小，但我们进行了一些实验性尝试，还拿了一个上海思南文学选刊的奖项，赢了莫言老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过程。

在2020年，我们进行了升级，使用更大的参数规模，类似于GPT-2，并利用更多语料训练了一个名为“AI科幻世界”的工具。我们邀请了十几位作家参与创作，并在知乎上与网友互动，让大家猜测哪些是人写的，哪些是机器写的。我们发现AI在理解上下文、整体逻辑的自洽性以及语言风格的流畅程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之后我们就没再更新，因为没有必要了。GPT-3到GPT-3.5的出现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参数规模一上去，它就展现出了很多能力。这就是现在AI大模型创业的尴尬处境。2022年ChatGPT刚发布时，许多创业团队基于OpenAI的API接口开展了许多项目，我当时预测其中99.99%会很快消亡。因为OpenAI自己的大模型可以轻松地通过插件或定制化模型形式展现出新的功能，可以完全覆盖这些创业项目。

人物周刊：现在你和AI是什么样的创作关系？

陈楸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人可能会误解为它是一键下单的过程，但其实整个过程里人类需要付出的劳动，一点也不比自己独立创作少。因为在这过程中你需要不断迭代、试错，可能很多时候它不能给出特别满意的答案，会觉得挺有挫败感的。ChatGPT出来前，我们没有直接跟AI对话交互的界面。

现在我基本上都使用现成的ChatGPT和其他定制化AI工具作为日常工作的辅助，比如写邮件、起草发言稿、翻译、整理日程表，这些都很容易完成。如果跟创意写作相关，可能会用它做头脑风暴，它会给出很多方向，但大部分都比较平庸或者套路化。就现在来说，所谓的 AI也是个黑盒子。它会有很多不实数据和虚假事实，你得有判断力地使用，有选择、有策略地提升效率，甚至打破被局限在思维惯性里的套路或刻板印象。

我觉得这也是对AI的认知以及与AI协作不断深入的过程，需要有这样一个开放、积极、建设性的心态去对待它。在人机不断交互的过程中，人类也在不断学习，成为更好的创作者。如果人类用非常懒惰、被动的方式去使用AI，它就会给出让你变得更懒惰、更被动的答案。

陈楸帆（右二）参加布鲁塞尔欧洲之友峰会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过去一年，你参加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论坛中，各个国家、地区的讨论侧重点有哪些不同？国际上目前存在对AI具有约束力的监管协议吗？

陈楸帆：就我的感觉而言，欧洲主要偏重于风险监管，关注AI对传统人本价值、人文领域的冲击。这些讨论会有地域性差别，也和讨论者所在的行业、地位或阶层有关。比如美国硅谷的声音和美国南部普通老百姓的肯定不一样，所以没法一概而论。

但整个大环境是，资本一方肯定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AI 技术。所谓的“有效加速主义”，是硅谷很多大佬崇尚的一套哲学，技术尽可能快地加速，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即使技术发展在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也可以因为加速而得到解决，从而迫使人类文明进化到更高的维度。

另外也有更谨慎保守的声音，也即“对齐主义”，要求在人类制定出监管框架和手段前不应盲目追求速度，因为这和研发核武器一样，很可能会把人类文明带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所以11月1日，在英国举办的首届全球人工智能（AI）安全峰会上有二十几个国家联署了一份新的 AI 监管的整体性框架协议《布莱切利宣言》，这可能是第一个国际性的AI监管框架。这个宣言主要有两个议程，首先是识别风险，其次是建立起对这些风险的全球共识。然后，根据识别出来的风险，各国制定政策来确保安全，因为各国国情、法律框架都不一样，需要因地制宜地落实到政策层面。此外还会通过国际化合作来制定评估指标。峰会每年都要召开，目的是构建一个国际包容的AI前沿安全的研究网络。

至少能看到包括中国、美国、英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国和欧盟，都愿意放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分歧，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的大问题来开展对话和合作。这意味着一个全球性的、行星级别的议题的出现，就和气候变化一样，是现在两大需要全球协作的议题。

人物周刊：对比来看，中国对AI的认知处于什么位置？你说看待 AI我们目前还是处于太初期的阶段，为什么？

陈楸帆：我觉得这跟我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因为“技术”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晚近才引入中国的。而且我们可能在一百多年前才有“科学”这个词，它也是通过译介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的。所以，我们没有像欧洲那样几个世纪的基于人本主义、技术反思的一些哲学思考，包括上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已经进行过很深度、很全面的技术反思。

对我国而言，“技术”的话语真正进来确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它跟随所有的西方话语体系、价值观而来，我们一直在适应它，利用它来提升生产力和生产效率。19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说明科技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而基本上你能听到的关于技术的反思，也都是这十几年才慢慢形成的，而且更多是在小的学术圈范围内。在大众层面，我们更多是看到对科技新贵的赞美、对大科技公司狂飙突进的圈地运动的歌颂，因为它确实带来了很多生活上的便利，也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国力的上升。

无论是大众媒体层面，还是学术界的科普，很多的所谓“外部性”议题，也就是它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没有被充分讨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科学家、科学工作者站出来，不管是通过写作，还是以其他方式给大众宣传这样的知识。即使有宣传，多数还是处在非常基础的科普阶段，没有触及更深层的方面，比如对技术本身的反思。

总体来讲，我们社会对技术的认知还属于比较被动的接受、而且比较玫瑰色的乐观主义，相信它能给我们带来好处。而对负面的讨论，比如说国外的科幻作品《黑镜》《黑客帝国》《攻壳机动队》，这些带有反思性质的叙事还是处在一个小众的话语体系，更多人会把它们当作娱乐，而不是具有警醒意识的作品。尤其在AI时代，国内的大模型发展百家争鸣，而围绕大模型的深度探讨很难看到，或者很难被大众所认知，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陈楸帆参加米兰三年展 图/受访者提供

新的“中心化”，线上生活更难了吗？

人物周刊：今年全球关于AI的讨论中，有一个本质问题是，人这个物种的独特性，是否在AI来临时变得岌岌可危了？《AI未来进行式》的《幸福岛》写智能时代的机器与算法远比人类更了解自身，这可能是人们对AI感到恐惧的一个原因，即主体性被剥夺。当一切都可以被量化后，人的自我意识还有什么主体性？

陈楸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看。到底什么是最本质的幸福？比如小说里是说如果有一种生物学指标可以将它量化，那它就能被机器学习、读取，甚至施加影响，这是一种非常还原论的想法。

但我觉得，到最后人类还是不可能被如此简单机械地还原成一堆数据。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学到的也是非常有限的数据集，比如语言文字上的数据，还包括图像上的。但有更多更微妙复杂的、无法被量化的数据，比如情绪的变化、意识现在是无法被监测到的。因为意识本身需要通过表征外化成语言文字、标签、声音等等，需要一个外部化的过程。所以，当你的意识还没有被表征出来时，其实就无法被识别、探测和量化。

我觉得就是鲁迅先生老早说过的“绝望”与“希望”的辩证法，它们一直都在互相转化，互相依存。我不觉得人类历史上有绝对黑暗的绝望时刻，也不会有纯然光明、充满希望的瞬间，而是在不停地交织作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所以，最后还是取决于人类本身。不要小看每个个体，虽然力量很渺小，但是每个个体最后能够通过这样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凝聚起共识。这也是尤瓦尔·赫拉利说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独特的能力其实是讲故事，而不是使用工具或者语言——但我在这里存疑，其他动物肯定也有讲故事的能力，只不过这故事或许还不能被我们人类所理解、所认知——他认为这是我们能够超越个体去凝聚共识，完成更复杂、更大规模的工程的可能性。这工程可能是巨大的，比如造一座长城，或者建立起一套制度。所以我觉得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就在于我们能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去传递这种希望。

人物周刊：近几年讲到算法时，一方面是实用主义的进步语境，另一方面则是科技剥削如“算法外卖员”“短视频算法推送”。《幸福岛》讲的也是一个如何让AI更好地服务人类生活的故事，即让AI不再只专注于优化单一目标函数，而转向更丰富、更有弹性乃至更有人文属性的函数模型，这对我们当下已被技术渗透的生活有哪些现实启发？

陈楸帆：书里很多内容都在探讨媒介对人的影响，无论是deep-fake（深度伪造）还是沉浸式虚拟环境，包括虚拟偶像数字人。其实我们已经在进入一个虚拟时代了，经过疫情，很多行业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大家都习惯在家上班或上课。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包括信息的真伪辨别，在未来这种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可能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工具，很多人只要想就能够制造出以假乱真的信息，可能给社会带来干扰，甚至造成不良影响和风险。那我们怎么来防范？怎么来管控这些信息？

除此之外，当下一代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于虚拟社交，因为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这种交互过程是可控、舒适的，而且是高度定制化的。就像很多人会和AI谈恋爱，因为AI可能比真实的人类更知道怎么去说话、怎么去讨好对方，而真实的人很多时候做不到这样的事，所以他会恐惧和排斥真实的社交和关系。这已经在发生，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而这肯定会引起非常大的社会结构变化，包括人口出生率、结婚率的下降等等。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我们怎样去调整现有的观念和社会结构去适应这个过程？

当然，我鼓励人必须有真实的社交，物理世界的交流和交往非常重要。因为目前虚拟数据的解析度还非常低，比如可能是720的解析度，但真人渐变可能是4K或者8K的解析度，它的信息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下一代已经生活在未来了，以后代际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有可能隔了一代人，就是两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后人类，上一代人看下一代人就觉得他们是另一个物种。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加速发生，甚至有可能下一代也不认为自己是人类。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多的讨论和理论工具让我们做出一些及时的反应，而科幻就是帮你去做准备的类型。

陈楸帆（左）与项飙在法兰克福书展对谈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你曾说短视频短的原因，“就是把人的感官分辨率无限地切分到接近极限”，以刺激人的生物性本能作为终极目的，技术的发展让对人的剥削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年代，一个普通人面对多重算法的夹击，是否线上生存难度也太大了？

陈楸帆：难度是很大，但可能放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也是一样，只不过现在信息密度更大。比如说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时代，其实也是一样的，而且是更中心化的媒体权力结构，所有的媒体都掌握在位高权重者手中，那他可以控制你读到什么、读不到什么。到了互联网时代，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信息民主化的过程，大家可以平等、公开、透明地获取信息，打破了所谓的阶层和权力结构，好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你会发现它又重新中心化了。

因为资本主义的逻辑链条就是要圈地，它要做大做强，最大程度地垄断并且榨取剩余价值，所以又重新中心化成一个个的平台，一个个信息孤岛，由此产生各自的立场和偏见。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地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AI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环而已。

现在的AI也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东西，你很难设想一个没有钱、没有数据的个体创业者能在这个时代靠自己搞出一个大语言模型，因为没有钱买GPU、搞数据、训练机器。在之前那个草根互联网时代，已经出现了所谓新中心化的局面，而在即将到来的AI时代、大模型时代，会更加中心化，但这之后可能又会迎来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的时代。那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这个过程是不会消停的，这就是人类。

全球化的离散年代，人还需要故乡吗？

人物周刊：这两年你在全世界跑，大多时间都在国外，跳换在不同时区间的生活是怎样的？

陈楸帆：我感觉我这两年也是处于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不管是去的地方、见的人，还是思考的问题都超出了之前10年甚至20年的密度。对自身精力、时间管理等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也因为这两年去了太多地方，开始思考所谓的“在地性离散”、家乡这些问题。

以前没有如此具身地感受过，当自己不停换地方、换语境，我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中国性”。不管你去到哪个地方，哪怕你换了不同的身份，但你作为中国人的标签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它从语言，到身体的感官、到记忆，是你存在的一部分，这是你无法否定也无法剥离的。

陈楸帆（右）参加2023年巴黎和平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在竞争的世界中寻求共同点”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这让人想到多琳·马西的“全球地方感”，地方感也可以是外向的，察觉到与广大世界的关联，并以积极正面的方式整合全球和在地，你自己的观察呢？

陈楸帆：我在各个国家遇到的新的中国移民，他们也会寻求怎么融入这个环境，但他们跟老一代的移民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工作技能、视野上，都更国际化。甚至有一些我认识的年轻人会尝试用英文写作。但肯定不是所谓英语母语者的语言，他们也不想像白人作家那样去使用英语。

身份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但在这个时代会变得更加复杂。从科技层面来看，很多问题其实溢出了国界，而这些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身份和自我认同，包括他在多大程度上自我认同为一个世界公民。我现在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就是去到哪都不觉得陌生，以前我到国外，会觉得非常陌生，像一个游客，甚至会有点不安全感。但现在没有了，现在看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我感觉从他们身上能读解出很多共通的情感、价值和理念。

当然人类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同的文明。只不过很多时候差异分歧被放大，变成裂缝。这个时代到处都是裂缝，更难的是怎样找到共同的基底。这个基底是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最核心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要找到这个力量，很多时候需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尤其科幻。

这可能是科幻比较独特的一点，它既是在地的，又是普世的；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既是当下的，又是未来的。它在不停地打破各种边界，文学类型、媒介、文化的边界，我把这种突破性叫作跨界。它的跨界性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人物周刊：接下来还会继续这种生活状态吗，离散和数字游民会成为你接下来的关注对象吗？

陈楸帆：我觉得一旦走出去了，要再让自己固定下来可能会比较难。离散肯定会是我接下来的一个创作主题，现在也在写一系列跟离散相关的恐怖小说，不一定是科幻，但是带有恐怖类型的特点。这些故事都发生在离散的中国人身上，或者离散的群体身上，这里面有我想去探索的方向。

因为我现在处于一个游离的过程，一个不断接触新环境、新的人和信息的过程，自己的想法也会被极大地激发。但就是想法太多了，没有时间去完成它，所以还需要把一部分精力收回来，放在写作中。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是演说家，不是活动家，也不是旅行家，最后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

陈楸帆参加德国海德堡文学节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人还需要一个“故乡”吗，一个拥有全球视野的人，还需要与自己出生的地域和传统保持一定的亲密联系吗？

陈楸帆：还是需要的，虽然不一定需要物理上回到故乡的这种在地性。在法国我认识了一些潮汕后裔大学生，他们中有的是混血，也有柬埔寨的潮汕后裔，他们不会说潮汕话。但他们告诉我，如今在法国兴起了一个运动，这些年轻的潮汕后裔开始组织协会或自发组织，开展文化寻根活动。有位年轻导演叫杜来顺，拍了一部动画片讲述潮汕的故事。尽管他们离开很远很久了，但他们仍希望寻找自身文化的根源。

我觉得寻根的冲动是人类的本质之一，它不会因为你走得远而消失，它会以不同的形式重生。就好像我写在VR建一个潮汕祠堂，你的先辈们都是以这种虚拟的数字人的形式被供奉，你还可以跟他们去互动，其实也是一种对故乡的科幻式表达。

我觉得人最后还是需要回答一些最本质的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就这几个问题，人是逃不掉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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