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ChatGPT一定会替代“伪专家”，但不能破除真专家

人工智能本身内置了一定的界限，而它的训练数据也无法摆脱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内容的客观性，所以人工智能背后仍需要人——有鉴别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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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新知大会第五季

智慧之镜：

生命、智能与人类的“近未来”

4.24（周一）19:30-22:00

02  赛博空间的说书人：

互联网平台时代的知识与文化

嘉宾：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周忆粟（澳门大学教育学院）

金方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周安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今日的知识与文化生产。在中国互联网产业狂飙突进式发展的过去十年中，原本由出版社、唱片公司、电视台等机构所主导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机构均遭遇了互联网平台这一全新媒介生产机制的巨大冲击。今天，我们在视频平台上观影并制作“二创”，在网络小说平台上阅读和创作，在微博和朋友圈中获知新闻并形成意见。大学这一人类最古老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命运也由此产生分殊：学院知识以视频公开课的形式广为传播，集聚起大量热情的学习者；专业技术知识则通过开发者社区和“知识付费”等平台连接起学习者和职场。

在平台时代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创作者与受众这对二元关系的边界前所未有地模糊，挑战了关于创造与版权的旧制度；经验与伦理构筑的编辑准则被去中心化的智能算法所取代，引发关于真实与趣味的新一轮焦虑。“作者性”“集体生产”“知识民主”等概念在互联网时代中被征用、被预言其消失，又一次次在具体的作品和事件中复活。不理解平台的知识生产过程，就几乎无法理解互联网时代的文本，更加无法理解文本背后的时代之声。平台时代，何谓新知？

潮流的背后，仍是创新与创造

*《光明日报》记者陈雪、通讯员邓白露访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

01

Q：电子书、有声书，短视频、直播……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新媒介、新事物、新现象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潮流是否有周期性和规律性？

胡泳：很多事物都有它的流行周期，比如固定电话当年也是新的流行事物，很多人会为家里装上一部电话而自豪；到了“大哥大”时代，固话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到现在，手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发任何新品，都不会被当作什么新奇工具了。技术在变，时代的流行趋势也在变，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固化的眼光看待技术，而是要以动态的观点观照所有的这些现象。

那么，回到“电子书”这个问题上，电子书、有声书、短视频、直播这些东西在广义上都是技术，狭义来说就是媒介，媒介其实也是技术的一种。我们同样要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看待“书籍”这个媒介。书籍是流行很久的一种媒介，以往我们对书籍的认知包括印刷、墨香、翻页的沙沙声、固定的装帧等等，而随着技术与渠道的不断变化，书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对书的认知已不止于此，从纸张到电子屏，时代给书籍增加了新的特色。电子书是民主化的，而印刷书则是精英范的。印刷书是奢侈品，而电子书是实用品。电子书以消费者为中心，印刷书以生产者为中心。电子书的体验是动态的，印刷书的体验是稳定的。我们进入“读屏时代”，即便印刷书和电子书共享相同的内容，它们依然会反映截然相反的媒介格式。循着这种变化的眼光大胆设想一下，未来，是不是除了传统出版社外，游戏商也可以来开发书籍？图书的盈利模式与工作流程以及相关产业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从纸质书到电子书，“书”的媒介形式将会持续处于进化中。书籍不会死亡，也不会终结，但书籍总是需要重新定义，持续创新是没有终结的。它总是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服务新的读者群体，用流行的媒介去适应新的时代。

02

Q：那么，对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媒介形式变迁，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胡泳：我们对于所有的媒介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态度：一种媒介被创造出来后，是不太可能完全消失的，它会被重新利用和重新想象。

媒介研究存在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断裂史观”，另一种是“延续史观”。“断裂史观”强调新媒介与旧媒介存在巨大鸿沟，新媒介的出现会引发新的革命，会推翻有关旧媒介的一切，旧媒介将被彻底并入新媒介的轨道。这种“断裂史观”给我们的感觉是旧媒介很落后，新媒介总会取代旧媒介。而“延续史观”则倾向于看到历史的延续，指出新旧媒介互为交织的复杂性，强调媒介更迭中的回归、创新与共生。

就这些年的媒介变化来看，可以发现，媒介确实是遵循着“延续史观”的规律。我的著作《媒介：回归与创新》，书名本身就在体现“延续史观”，媒介有的地方是回归的，但有的地方的确是创新的。比如广播与电视的关系，电视流行于广播之后，但广播作为第一种电子媒介，早已把现在电视上我们熟知的各种样式创造出来了——从广播新闻到电视新闻，从广播对话节目到电视脱口秀，从广播剧到电视剧。但新媒介总有其创新之处，广播只有声音，电视则既有声又有光。所以，电视出现后，广播就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回归音乐、侧重移动性与伴随性，由此出现了音乐台和车载广播。

一种新技术到来后，原有技术并不一定会消失，而是会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重新定义自己，在新的媒介生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03

Q：2023年，ChatGPT的出现引发了巨大关注，尤其是在内容行业，您认为，这些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胡泳：基于AIGC技术的人工智能出现后，大家的确被它震惊到了。它一定会对内容生产和传播产生无可回避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夸大这种大语言模型对内容生产的冲击。冲击是存在的，但是冲击的是什么？在内容生态中，AIGC技术到底会解决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

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它会减少内容生产中的人力投入。它已经从单纯的理解语言走向了理解图片与视频，它可以把你给予的提示输出成多媒体，甚至几秒内就可生成几千条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把很多程式化的工作交给人工智能，这样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减少人力投入。

另一方面，我认为，人工智能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原创者，它的内容生成方式是通过对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挖掘，用统计学来推断出问题的答案。所以，严格来说，它生成的内容并不是原创，而是对已有文本的再加工。那么，当我们需要真正的原创内容时，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原创性。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也有待考究，“人工智能幻觉”就是指人工智能生产的答案是错误的，它会将它提供的答案伪装成很权威、很正确的样子，最近使用过ChatGPT的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它会编造文献、编造作者，甚至编造作者压根没写过的内容。

未来，ChatGPT一定会替代“伪专家”，但不能破除真专家。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是存在缺陷与漏洞的，它需要人们调动主观能动性与原创性去进行甄别。

04

Q：如今，人工智能不仅能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甚至还能写诗、作画，您认为，人工智能能不能替代文艺创作者？用户和创作者应该如何应对？

胡泳：人工智能出现后，内容创作者确实存在一种“被替代的恐慌”。我认为，在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内容创作、提升创作效率，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一种“写作助手”，替代一些自动化、模式化的工作。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将知识生产这项工作完全交给人工智能。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原创性与资料的真实性方面仍未超越人类，机器远达不到人的原创力。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级别较低的任务，让人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身到更擅长的事情，这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

所以，回到“延续史观”，人与机器应当是相互补充帮助的关系，而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人工智能所要做的不是模仿人类、成为人类，而是应当专注于增强人类的能力，这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就目前的技术而言，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人类进行文艺创作的。一方面，从内容上看，它缺乏原创性，它所生成的内容，都是基于已有的人类文本而进行的模式化、套路化的创作；其次，基于这种“文本的过时性”，它对一些新的议题是无能为力的；再次，它无力处理复杂的议题，比如宗教和政治的议题。另一方面，它还存在算法限制，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内置了一定的界限，而它的训练数据也无法摆脱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内容的客观性，所以人工智能背后仍需要人——有鉴别力的人。

今天，每一个写作者仍需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某一天，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过我的写作水平？其实，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就像一个“反向的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人类去检测机器在多大程度上像人类，而“反向的图灵测试”是说，也许是我们人类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来测试自己具备多少专属于人类的创造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的出现是让人的归人，让机器的归机器。技术应当引发人们去思考“何以为人”这一命题，也应当激发创作者思考自身创造力的问题。未来，在文艺创作上，人工智能将会追赶着创作者去不断创新、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