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 | 在提问中走向人机对话
万象 | 在提问中走向人机对话
▋万象
难道人就不可以与机器一起思考吗？如果有更为先进的方式可以促进人的工作、学习效率，为什么要拒斥呢？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人让渡了部分思考的权力，却训练了更为重要的能力，即提问。
原文：在提问中走向人机对话
作者 |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 汪一辰
图片 |网络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引发了当下人们的混杂情绪：兴奋、躁动与焦虑。伴随着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在未来社会中人在机器前面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引发人的异化？在“拟人”或“类人”的机器面人，人的主体性何以彰显？面对这一“未来性焦虑”，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思考。
“类人”焦虑后的独白思维
ChatGPT的话语形式是人机之间问答的互动。如果说“机器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上的完善，这还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那么“人的提问”则关乎每个人基于自身的需要对ChatGPT的使用，这才是直接关系人的存在的主体性的问题。
从人和机器的关系史上看，“人的提问—机器的回答”并不是一种新形式，我们日常运用的智能搜索中，就已经蕴含了此一话语形式。只不过，通常的智能搜索时常给出的答案过于宽泛，或者经常是答非所问、无法回答，更不要说可以与人进行面对面的聊天，甚至进行道歉，人与机器的分野还是比较明显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ChatGPT这儿会迅速引发一种公共性的焦虑？无论是“可回答性”的提升、回答的瞬时性，甚至无法回答的道歉，都可以对此问题进行解释，但这也仅是从外在机制上的解释。此问题深层心理机制是，我们明明是在和机器打交道，但是却给人一种在与人交谈的幻像。冰冷的机器似乎有了情感，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认知上的错觉，造成对启蒙运动以来人关于自身坚不可摧的主体性的松动。思考似乎不再仅仅是人的专利了。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人的提问—机器的回答”这一话语形式中，上述那种焦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稀释。因为上述的焦虑，是一种独白性思维在作祟，只不过是从彻底“人的独白”走向了彻底“机器的独白”。思考是且仅是人的专利构成焦虑的起点，而通向焦虑的终点则是“思考”完全成为机器的专利。在这里，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式存在。因此，在ChatGPT引发的焦虑中，我们首先需要反思这种非此即彼的独白型思维。难道人就不可以与机器一起思考吗？如果有更为先进的方式可以促进人的工作、学习效率，为什么要拒斥呢？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人让渡了部分思考的权力，却训练了更为重要的能力，即提问。
“善于提问”
对提问能力的强调，是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一种预测。重视“人的提问”是前提，也是推进“机器的回答”的动力。从这个角度上说，ChatGPT不仅在引发一场学习能力上的更新，它同时在推进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善于提问”，它或许是人作为主体在人工智能面前彰显存在尊严的重要方式。
“善于提问”，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这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能够有效地用语言组织起自己的问题意识，从而明确地向机器表述清楚自己的意图，让机器能够理解我们发出的指令或需求。若是我们在完成某项任务之前能够清晰地描述出重点与难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显示出主体对此任务的深度透视。因此，“有效地用语言组织起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一提问的要求实则是主体思维清晰化的训练。其次，“善于提问”在更高层次上，意味着人可以提出新问题、原创性问题。如果说机器的参与让人背诵、记忆的优势相形见绌，那么人依旧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难住机器”，让它在以往的“知识库”“语料库”中搜寻不到回答，哪怕是搜寻到了相关的内容，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回答。这种问题导向的思考方式，是推进知识创新的重要环节。第三，“善于提问”还意味着反思。或许机器的思维可以线性地“向前走”，但是“向后看”的反思性思维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为重要。这一反思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乔纳森·卡勒归纳的“理论”的意义，即对日常习以为常的事情进行质疑，以批判性思考的方式审视日常生活。
“善于提问”，不正是回到Philosophy的原初意义上吗？Philosophy——“爱智慧”——其中蕴含的启示在于智慧或许是不可得的，但是人有“爱”它的权利与自由。“爱”即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保持着永恒的惊讶，由此构成“发问—突破—回答—成长”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柏拉图说，“哲学起源于惊奇”；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先哲们的箴言让我们在人机对话时代更加能够领悟其中三味。
提问的有效限度
如果说人与机器一起学习、一同思考是未来时代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在这种人机对话的格局中，“善于提问”成为彰显主体存在的重要方式。那么，这里是否可以套用笛卡尔的名言，称之为“我问故我在”？
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人的提问—机器的回答”的话语形式其实蕴含着一个大前提，即人紧紧掌握住对话的主动权。然而，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这一主动权很有可能会被技术日渐侵蚀，或者是名存实亡。如果在未来社会，当机器熟悉特定主体的言说风格与思想偏好，进而使得特定主体与机器形成较为稳定的信任情感或亲密关系后，由此可能会发生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人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虚假性，这一看似主动提问的背后，不过是机器根据算法设置的“语言圈套”。第二，机器的回答越来越投其所好，届时主体得到的看似是经过理性判断后的回复，但实则是基于情感或意识形态的偏见。第三，“人的提问—机器的回答”的话语形式完全被抛弃，技术基于某种需要或目的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主动投送信息。
尤瓦尔·赫拉利近日在《经济学人》发文称，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担心被困在幻觉的世界中，因此对人工智能引发的担忧，是在柏拉图“洞穴寓言”的延长线上，这一思想史的观点可谓入木三分。这或许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思考，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中，然而，在一个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人文学者怀着反思的立场而“冷眼观之”依旧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不妨让我们继续在发问中走向未知的AI时代。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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