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竞选活动的范式转变
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也改变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竞选模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被用于了解选民独特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制造政治偏见，引导选民给特定的政治家/政党投票，压制竞选对手，在竞选活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深度伪造和社交机器人被大量用于在竞选期间操纵选民意见。
一、社交媒体对选举的影响
大数据有助于政党解读选民的想法和行为模式，而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被认为是大数据的主要来源。Google Map、YouTube、X、Meta、Instagram、WhatsApp等应用中大量的用户数据被收集。调查显示，印度在2019年总统大选期间有9亿选民，其中约5亿选民是拥有Meta和WhatsApp账户的手机用户，其中30%用户可被社交媒体影响。
如今，政党和政治家更加依赖于新技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分析选民的心理和行为。在选举季，大数据价值连城，因为可以基于大数据开展针对性、定制化的竞选活动。民主国家的政党也在利用大数据来了解选区概况、选区内的家庭。政党和竞选顾问更想知道谁是首次投票的选民，谁是流动选民，他们的行为如何，选民的家庭构成和经济条件如何。特别是在印度，政党和政治营销顾问更想了解社会中的种姓、宗教构成以及选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些数据有助于设计竞选策略、选择候选人和形成支持政党的言论。政党和政治顾问正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进行更复杂的政治传播，更具针对性地锁定选民。
二、大数据揭示选民偏好
大数据被用于了解选民的选择和顾虑，预测选举结果和设计竞选活动，其在竞选活动中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收集大数据最主要的手段是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为了获取更多支持者，各政党开发了自己的应用程序，用于连接选民，同时收集大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选民的观点、行为和心理特征，鼓励选民更多地参与竞选活动。竞选期间，政党要求有选举权的志愿者和支持者下载他们的应用程序，用户需要提供电话号码，允许应用程序访问用户的号码簿、照片、视频、信息、GPS和蓝牙数据。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发布了iPhone竞选应用程序。这款应用程序能够从位于不同位置的用户手机中访问联系人列表，获得这些信息后，竞选团鼓励用户代表政党给联系人打电话拉票并标记其态度。
所有微小的数据信息，如用户联系人列表、发送的短信和接收的GPS定位历史记录等都会被收集起来，这是因为用户允许应用程序访问手机中的个人信息是使用该程序的先决条件。在美国，智能手机成功取代了挨家挨户的宣传活动。2008年奥巴马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被认为是数据驱动的竞选。奥巴马的拉票应用程序为志愿者提供了目标名单，有100万人向竞选团队提供了自己及其朋友的Meta数据，奥巴马的电子邮件联系人列表中有2000万美国人。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一家英国政治咨询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未经Meta用户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问答应用程序获取了数千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和数据被用来构建“心理战工具”，为特德· 克鲁兹和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建立了详细的选民档案，并在大选前夕，针对持怀疑态度的选民投放了挑衅性的政治内容和广告，为特朗普助选。
三、应用程序在竞选活动中的使用
应用程序在选举中为强大的数字竞选战略奠定了基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竞选应用程序越来越成熟。“Hillary 2016”就是一款希拉里针对美国总统竞选而发布的iOS 应用，用户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来获得虚拟和实物奖励。
2020年，Phunware软件公司为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开发了应用程序“Trump 2020”，该应用是一款游戏化工具、新闻聚合器和虚拟活动平台，提供捐款、社交媒体对话、调查等功能，最大限度地收集数据，进行目标广告宣传。《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认为“数据收集或许是‘Trump 2020’应用所做的最强大的事情”。在“Trump 2020”应用中注册需要提供用户的全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和邮政编码，该应用程序还提出了大量权限请求，要求获取位置数据、手机身份信息和控制手机的蓝牙功能。这一竞选策略帮助大约4000万至5000万公民投票支持特朗普连任。
2020美国总统大选时期，约瑟夫·拜登的竞选团队推出了“Team Joe”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是一个组织工具，允许用户给支持拜登的朋友发短信，并获取竞选活动的最新消息，主要目的是让社区和选民用他们的网络分享经验和他们对候选人的支持。这种关系型组织利用志愿者的影响力和社会联系，使竞选团队有机会接触到潜在的志同道合的人。应用程序会让用户知道竞选团队希望与哪些用户的朋友和家人交谈。然后，用户可以直接给他们发短信，代表竞选团队分享竞选的最新消息、提出问题并收集民众对2020年竞选的想法。
在应用商店中，“Trump 2020”应用被归类为新闻应用，2020年10月初的下载量已超过260万次，是“Team Joe”的15倍还多。拜登应用程序被归类为社交网络应用程序，适合4岁及以上用户使用。特朗普和拜登的做法不同，特朗普的应用程序针对所有支持者，比拜登的应用程序拥有更长的许可请求列表，而拜登的应用程序则只为一个目的而设计，即“关系组织”，志愿者和组织者有策略地联系亲朋好友为拜登投票。这种大量半自动化的“关系型组织”如果发生变化，规模就会自动改变，形成一种新的宣传形式。
Narendra Modi是印度总理莫迪的个人官方应用，用来向支持者传播新闻和竞选活动信息。用户在使用此应用前，必须提交电子邮件、电话号码、职业等个人信息进行注册。2015年3月，Narendra Modi的下载量已达1000万次，默认的使用权限是允许访问用户手机上包括用户联系人、相册、位置等几乎所有信息和数据，这些信息和数据被用于竞选活动。
四、深度伪造与选举活动
深度伪造视频可以展示一个人从未说过或做过的事情。通过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算法可以篡改实际视频和音频，误导观众。深度伪造降低了非专业人员制作视频的门槛，正作为制作虚构内容的廉价技术工具和应用蓬勃发展。
制作深度伪造视频的方法之一是编码、解码和换脸。首先，人工智能编码器运行两个人的多张面部照片。然后，编码器学习人脸的相似性并压缩图像。由于人脸不同，一个人工智能解码器选择第一个人的脸，另一个解码器选择第二个人的脸。然后，将编码图像输入“错误的”解码器，进行人脸互换。这一过程需要在每一帧上进行，才有可能制作出令人信服的视频。
近年来，深度伪造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目标涉及知名人士，如奥巴马辱骂美国总统特朗普，马克·扎克伯格吹嘘非法访问数据，但其实这些都是经过深度伪造制作合成的视频。
印度德里选举前一天，印度人民党（BJP）德里分部主席马诺杰· 蒂瓦里（Manoj Tiwari）通过5800个WhatsApp群组，用英语和哈里扬维语向1500万选民发表讲话，呼吁市民投票支持印度人民党的两段视频在网上疯传。据数字媒体公司Vice报道，这些视频都是深度伪造的。原始视频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视频被模拟并叠加了英语和哈里扬维语的音频，为了让人觉得蒂瓦里确实在讲话，还对口型进行了调整。
五、社交机器人
目前，社交机器人拥有可信的在线资料和先进的转换技能，看起来就像网络中的真实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已经随处可见。
社交机器人行为通常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识别。
（1）机器人聚集，社交机器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并随机行动，因此更容易识别；
（2）内容水平，与人类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方式相比，社交机器人往往会更有规律地使用表情符号、感叹号或其他内容；
（3）活跃度，与人类社交媒体行为相比，社交媒体机器人的活跃度更高。
机器人通过扩大宣传和塑造流行叙事，战略性地放大特定信息，操纵公众并影响政治进程。机器人按照程序运行，可以全天候不间断地发布、点赞和分享信息，被大量用于政治目的，以影响公共话语、军事冲突和选举议程。社交机器人只需几秒钟就能传播特定信息。一项研究称，X有6%的机器人发布了31%的不良信息。
研究发现，社交机器人在煽动“英国脱欧”两极分化发挥着战略作用，在X上与离开脱钩相关的话题标签主导了对话，不到1%的账户生成的内容占据所有信息的三分之一。
在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有近40万个X账户（约占美国X用户总量的15%）是社交机器人账户，为大约20%的在线对话创造了流量。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封锁期间，讨论重新开放的X账户有近一半是社交机器人。
六、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竞选活动中的应用前景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未来取决于全世界的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近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竞选活动中，人们注意到了技术和互联网升级进步带来的影响。
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学习，数以千计的应用软件可在网上免费获取，通过在线软件可以编辑、合并，甚至伪造音频、视频和图像。只要有互联网连接，这些视频和音频能在几秒钟内传播到全球各地。在线竞选活动正影响着选民的选择，不久之后，相关技术的低门槛和低成本等特性恐将使、竞选活动完全转移到网上。
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国家和地区竞选活动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多。定制软件应用程序、深度伪造视频和社交机器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选民的详细信息很快就不再是个人隐私，选举管理公司将通过定制的应用程序获取选民的所有详细信息。一言以蔽之，未来的竞选活动将由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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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元战略智库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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