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湾区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引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国际科创中心

原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9期专刊：“开放科学 勇立潮头——科技创新引领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总论"。

郑永年1 何冬妮2

1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2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基于科技创新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路径选择。从实际看，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一些世界级湾区已经或正在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枢纽，引领和推动着国家整体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方向和进程。

我们认为，世界级湾区是以创新力为核心支撑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甚至控制力的湾区，其核心的能力和影响主要体现在：

① 作为“从0到1”的原始创新策源地，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具有强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能力，对全球科学发现和原始创新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②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区域，拥有世界一流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并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能力，对全球产供链和基于价值链的生产网络具有重要影响；

③ 作为科创要素高效流动的枢纽，拥有世界一流的城市群，具有对全球高端科创要素的强大吸引力和黏力，对全球创新资源流动与人才流动具有重要影响；

④ 作为开放创新生态的“热带雨林”，拥有世界一流的科创环境，在面对外部突变时有强大的适应和自主调节能力，对提升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影响。

一、科技革命孕育世界级湾区

从历史看，近代以来几乎每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孕育了世界级湾区。第一次工业革命释放的生产力促进了铁路大发展，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人类的交通动力及运力系统，推动伦敦港成为19世纪全球最具影响的国际枢纽港。

纽约湾区的兴起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电力的广泛使用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密切了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港口条件优越的纽约一跃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在国际航运中心的基础上，纽约湾区又逐步发展成为美欧经济网络中的贸易中枢和信息中枢。有意思的是，被视为“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典范的纽约湾区早就展现出计划性元素。纽约湾区规划的传统由来已久，纽约—新泽西港务局1921年就制定了第一个港区综合发展计划。1921年罗素·塞奇基金会资助建立了纽约区域规划委员会，后发展成纽约区域规划协会，该协会作为非政府、非盈利性机构迄今已经提出了4次关于纽约湾区的规划方案。在这些规划的助推下，纽约湾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空间、社区发展等不断改善。二战后，纽约湾区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国际创新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不仅有华尔街交易所和一度最为密集的金融机构作为美国和全球科技发展的推手，而且集聚了全球上市公司领导者，以及大量移民创办的企业。

东京湾区的发展同样搭乘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对航海航运业带来的东风。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后将之更名为东京，随后东京湾区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不断加快工业和人口集聚，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的工业中心。二战后，日本把握住第二次产业国际大转移的机遇，成为美国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同时，日本政府把湾区作为战后恢复发展的重要抓手。日本政府1951年出台《港湾法》，将东京湾区的东京港、横滨港和川崎港划为对全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战略港湾。日本港湾局1967年出台《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意图通过整合六大港口来推进东京湾区一体化进程。在这些规划和系列政策的推动下，东京湾区凭借港口群优势和工业基础成为日本经济领头羊，在全球产业链上游的关键原料、零部件，以及精密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东京湾区已经成为全球高附加值工业最为密集、人口密度最高和经济密度最高的湾区。

旧金山湾区的兴起繁荣则与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密不可分，并且旧金山湾区正成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是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但当时美国的技术水平并非全球顶尖。美国全球科技领导者的地位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二战后，随着《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及系列战略规划的出台，美国对前沿技术采取了主动创新的策略，通过建设“三大开放系统”即开放的科教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及开放的金融系统，打造拉动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支撑“三架马车”，成为全球前沿技术和现代产业领导者。旧金山湾区是美国打造三大开放系统的先驱。通过打造以三大开放系统为重点的开放创新生态，旧金山湾区积累了大量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等科研优势，成为面向全球的科教与人才高地，为硅谷技术创新提供原始创新能力源泉，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工业园，以及后来的硅谷是产学研一体化的典范；旧金山湾区是典型的移民湾区，硅谷和旧金山市移民人口的比重均超过1/3，国际金融危机前在硅谷从事计算机和数学工作的移民人口占比达到64.9%左右；旧金山湾区还吸引全美近一半的风险投资，硅谷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和规模长期居于全球榜首。

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大湾区的科创与产业发展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及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发展的领头羊。大湾区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外向性的特点，依托密集的港口群、机场群及通达全球的交通通信等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货物、服务、人员、资本、信息往来流动的枢纽，深度嵌入世界贸易网络、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体联系互动的主要载体。从全球看，在经济体量、工业化水平、对外贸易、基础设施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也已经踏上跻身世界级湾区之路。如果大湾区能够把握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趋势与机遇，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那么其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影响力将会显著提升。

二、粤港澳大湾区处于引领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第一梯队

粤港澳大湾区历史积累的科创基础和条件位居全国前列，与京津冀、长三角等科创高地一同处于引领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第一梯队。

科创主体发展动力较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校数量众多，专利申请量全国领先。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册高校约为140所，有270多所新型研发机构，其中港澳高校参与共建的有9所，三地高校共促科研创新成果孵化和转化。据深圳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统计，深圳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专利合作条约（PCT）公开量分别排名世界高校第6位和第10位。

企业研发主体地位突出。2022年，广东省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中，企业、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87.1%、4.7%和5.4%。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广东省在列的79家民企平均研发强度为6%，珠三角九市在列民企平均研发强度为6.11%，高于全球研发投入1000强中欧盟企业（4.78%）、日本企业（4.48%）的平均研发强度。有2类企业主体创新活动最为活跃。一类是以华为、腾讯、大疆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5.7万家。另一类是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专精特新企业。2023年，广东省新增入选国家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达658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中，深圳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形成了“6个90%”的创新特点。

应用技术转化有一定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22）》显示，2017—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公开总量位列四大湾区首位，发明专利的质量在四大湾区中居第3位。《大湾区创新发展专利指数报告（2023年）》显示，2017—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海外发明专利占全国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的1/4以上，数字创意产业、生物产业和相关服务业的海外专利优势明显 。

深港穗科技创新集群式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PCT年鉴——国际专利体系摘要》显示，深港穗科技集群连续多年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2位。

三、粤港澳大湾区引领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面临的挑战

原始创新能力仍然受限。在美国对华高科技采取极限打压和竞争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创中心面临的外部挑战巨大。美国已经将13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类制裁清单，华为、中兴、大疆等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头部企业被列入清单。粤港澳大湾区“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仍十分有限，在绝大多数前沿技术领域仍处于跟随者的位置，顶尖科研人才仍然短缺。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的科技成果多为应用型技术，在基础科研领域短板未见明显改善。

有强大研发能力与转换能力的创新主体不足。世界一流的头部企业仍然较少，大企业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的作用仍然有限。普华永道2021全球市值百强企业榜单显示，旧金山湾区拥有14家高科技企业，市值达75440亿美元，粤港澳大湾区上榜的有2家（腾讯、中国移动），市值为8870亿美元，两者间相差甚远。《2024年中全球独角兽榜》中的企业近一半来自美国（703家），中国仅有美国数量的不到一半（340家）。旧金山拥有190家独角兽企业，纽约拥有133家独角兽企业，粤港澳大湾区拥有70家独角兽企业，数量仅为纽约湾区的一半多一点。

区域劳动分工不合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不足。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产业布局，均存在“内卷式”的过度竞争和资源错配的问题。一方面，9+2城市研发能力极不均衡。例如，深圳在2022年、2021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超过2万件，而广东肇庆年申请量仅为2位数。另一方面，主要城市间产业发展定位雷同，招商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竞争，削弱了区域整体协同创新能力和政策效力。

风投创投活力减弱，科创金融支撑不足。自新冠疫情以来，受疫情影响叠加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导致全球金融环境变化的因素，粤港澳大湾区创投风投资金来源渠道变少、活力下降、募集额度低、资金期限与项目周期不匹配等矛盾突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在其金融发展方面的能力尚未转化为对粤港澳大湾区科创高地建设的支撑力。

科创规则标准碎片化削弱科技协同创新效能。仍然存在诸多阻碍科创资源流动的制度性和行政性障碍，科研人员、资金、设备材料、信息等创新要素流通渠道不畅。例如，粤港澳三地人才评价、使用、管理等制度和标准存在较大差异，且税负标准不同，叠加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制度差异，阻碍了科研人才流动；三地科研管理制度及知识产权体系存在差异，科技政策缺乏协同机制。

四、粤港澳大湾区引领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对策建议

4.1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率先打造三大世界级平台。

① 打造世界级科教人才平台。加大三地教育资源共享流通，实现科创理念的认同融合。政府在加大对基础科研投入的同时，推动基础科研领域评价体系改革，推动重大项目遴选与学术荣誉脱钩。以高技术人才为重点，在重点开放平台率先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外国人才签证政策，以及工作许可、工作类签证、工作居留许可、人才永久居留许可等配套政策，率先打通阻碍国际人才流动及居停留的堵点痛点。探索实行全球科技人才卡，设置专门的科技创新创业类签证，制定快速评估程序，采取更加市场化的评估标准，完善配套政策。

② 打造世界级研发制造平台。推进政府资助的科技成果开源开放，允许和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和转化开源成果。坚持完善市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利用税收及科技产业政策等手段引导的产学研政一体化协同创新体系。鼓励具有市场转化能力的市场主体向前参与到原始创新中，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工程立项、决策、预算、利益分配机制。推进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③ 打造世界级金融平台。香港多年来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积累了具有支撑科技创新的风投创投金融资源及专业人才储备。可发挥香港融通全球资本市场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加强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等服务制造业方面的作用，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引领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能力。

培育壮大科技企业，打造更加包容的开放型创新生态体系。鼓励科技企业探索开发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开展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支持有能力的民企牵头申报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支持“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提升参与制定国际技术标准的能力和竞争力。打造更加包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开放型创新生态体系。科技创新政策对各类创新主体一视同仁、公开透明。鼓励各类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创新，加大对企业实质性联合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在相同的科研规范约束下，各类创新主体依据创新能力平等参与。推动共性关键技术的科研数据、科研仪器设施等向民营企业开放。推动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高校实验室与民营企业间的人员流动、信息分享。

形成合理的区域科创布局和劳动分工。以科创、产业、空间等规划协调为重点，以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为支撑，推动形成合理的科创布局与产业布局。粤港澳三地9+2城市间应加大统筹力度，推进由市场机制主导的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梯度转移进程，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爬。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创工程，运用科创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前沿应用技术攻坚的科创资源统筹力度，破除地方行政障碍。

发展科技金融，打造大湾区版“超级淡马锡”。以大湾区超级淡马锡为载体整合三地的政府引导基金，进而带动大湾区城市产业基金的整合优化，避免重复建设及恶性竞争。成立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基金管理机构，适当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管理及运营模式，提升基金效能。设立粤港澳三地财政共同出资的专项科创基金，如针对基础科学研究交流的自然科学联合研发基金、针对新兴产业投资孵化的新兴产业联合引导基金、针对科研人员跨境交流培养的科研人员联合培养基金等，引导大湾区科创资源优化整合。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规则标准的对接融合。打破科创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壁垒，促进科创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自由流动。例如，从促进科研人员通关便利化、学历学术资格互认、劳动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相互衔接等方面发力，加快消除科研人员在三地间流动的制度障碍。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等方面研究。

何冬妮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曾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转型、区域经济合作、科技与产业政策。

文章源自：

郑永年, 何冬妮. 世界湾区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引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国际科创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9): 1508-1523.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4081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