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是如何融入世界和改革的？

作为南海西岸的重要国家，越南的海岸线长达2360千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扼守南海黄金水道。红河流域的雒越先民（越南先民）最早与中国华南各民族实同属一个文明中心，越南的诞生可追溯到塑造国史的炎帝和古蜀情结。历史上越南的身份定位一直都在围绕一个中心上下左右漂移，她脱离中国后，自称大越，1838年改称大南，而对中国王朝自称安南，就连延续至今的国名越南也是1803年清朝嘉庆帝赐予的国号。

中越之间很早就开辟了西南陆海通道，素有云南道、广西道和广东海路之分。宋代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独立后，大越王朝以安南身份开启了入华朝贡之路，向北方称臣纳贡，寻求政治庇护，直至最后一个封建朝代阮朝。朝贡贸易与民间丝绸之路贸易给王朝提供了丰富的财税来源。

特有的地缘环境塑造了越南人内敛、包容而精明的多重性格。越南对汉文化的态度既有敬畏感， 又融入了本土化的因子。他们重人情，敬天法祖， 信鬼神，喜欢烟火气，而南、北、中三个区域各有不同的文化气质，相比较而言，北方人有着典型的大陆性特质，正经、严肃而保守，而南方人有着较为鲜明的海洋性格，敢闯敢干，豪放不羁，这或许也有民族迁徙和融合的缘由，中部人的性格特点正好处于两者之间，有着脱胎于坐落山海之间的豁达与坚韧。云屯、会安与西贡（今胡志明市）分别代表了北部、中部和南部的港口城市性格。

也正是因为这种地缘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的出海浪潮在越南历史上早已上演过。而现在，在新科技赋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淬炼下，越南伫立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再次寻觅着融入世界的方向。

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

南海是中西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主导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印度人， 越南人却从来不是主角。

在宋代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中，“占城，东海路通广州，西接云南，南至真腊，北抵交趾，通邕州。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其地东西七百里， 南北三千里。国都号新州”。占城是位于今越南中部地区的古国。15世纪初，占城一度成为联结明朝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停靠站。

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民间贸易也不遑多让。随着越南历代王朝大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着中转站的作用，华侨移民赴越经商更趋日甚，明后期中南半岛的中国人主要聚居在东京（今河内）、庯宪、会安、嘉定等城市及湄公河三角洲出海口周边地区。1672-169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越南建立了商馆，日本、西班牙、暹罗（今泰国）和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商人群体也来此开展贸易，丝绸和瓷器作为大宗商品广受欢迎，越南由此成为大航海时代与世界海洋贸易体系相对接的区域性或国际性海洋贸易中心。丝路朝贡邦交关系维系了越南政治合法性和相对稳固的经济基础，西方取经和北方求法的生存之道，长久维系了越南在东西贸易中发挥平衡作用的桥梁与纽带。

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不仅开拓了跨洋长途航线与贸易线路，还建立起了内亚贸易网络，旨在从亚洲内部的贸易活动中直接获取利润，同时保证欧洲市场的商品供应。16世纪，葡萄牙人建立起果阿—马六甲（及香料群岛）—澳门—长崎的贸易航线。16世纪末荷兰人（及1602年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功进入东方市场之后，迅速建立了大规模的内亚贸易体系，将众多生产中心、转运港口和产品消费市场联系在一起，大越的北河是其中一个有机环节。

正如越南学者黄英俊所言：“大越在近代早期阶段并未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尽管大越的社会经济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但并未出现任何突破性的转变。”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利用向东方输入鸦片扭转了丝路贸易的入超局面，强势入侵。1858年， 法国远征军炮轰岘港，逼迫越南签订城下之盟，结束了中越宗藩关系，越南一步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20世纪初的越南成为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并开启了三次融入世界的征程。然而，第一次失败了， 第二次成功了，第三次正在进行。

在创伤中走向世界

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和潘周桢引领的东游运动是越南第一次融入世界，开启了仁人志士通过向日本学习寻求救国道路的征程。然而，借助西方“自由、

平等、博爱”思想走上工业化的日本并无真心实意帮助弱小民族实现真正符合本国国情的维新变法。

20世纪20年代，胡志明奔赴西方寻找救国的方法。胡志明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领导越南人民取得八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挣脱了被殖民的命运。但好景不长，先有法国远征军再次反扑，后在大国博弈中国家一分为二，在冷战阴云密布的岁月中，越南民主共和国坚定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最终实现了统一。第二次融入是越南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现代越南抛弃了重农主义，拥抱重商主义。1986年，越南痛定思痛，掀起全面革新开放的序幕，1991年成功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经过2008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2023年底升级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1995年越美建交， 分别于2013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23年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加入东盟开始，越南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如亚欧会议（1996）、亚太经合组织 （1998）和世界贸易组织 （2006）。

革新开放的头十年征程中，越南对外关系成功实现两大目标：解除了被孤立封锁包围的局面，初步打开国门并融入世界。这在于越南抓住了世界和地区形势逆转的时机，制定了正确而适合本国国情的对策。试想，如果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越南没有更新思维和看法而制定全面革新路线，改善对华关系，那么苏联解体后，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对外关系领域，越南将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因为原有的靠山和盟友不复存在了，而新的关系还未确立，还未摆脱战略困境，西方的封锁禁运绳索将会系得更紧。

但事实上这些并未发生。这并非幸运，而是越南抓住了时机，精准预判发展形势，及时正确地调整了对外政策，实施了多元化、全方位的外交方针。越南三次融入世界的实践，伴随着国家命运的起伏，也是在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展开的。越南顺势而为，制定了相应的国际战略来应对挑战。

截至目前，越南已签署了16项自由贸易协定（FTA），其中3项是高标准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30年前，越南只与近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而现在越南已经与2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2017年，越南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同年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除了2021年11月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外，2022年6月，越南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东亚产业链重组中占据一席之地， 为的是在经济外交层面遍地开花。

改革进行中

曾有一段时间，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越南比作中国，认为越南要重走中国现代化的老路。学术圈内外均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越南摸着中国这块石头过河。

从越南的自身立场说，越南主体民族京族所构建的越南民族共同体，在现代国家行为体的塑造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是自己出身的复杂性和文化发生的混融性初相。13世纪成书的《大越史记》和《大越史记全书》等早期国史的建构叙事中，一再强调“我越”身份地位。越南民族从百越一支的雒越人身份剥离出来，这当然摆脱不了中国同源民族的相互依附和互证，导致对自我的认同感向来较低，从一个还未发育成熟的青春期孩子，野蛮生长，击并占婆和水真腊故地，形成现代越南版图，塑造了越南民族这一社会共同体符号。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这是寻求民族和国家成长的不竭动力。

但是，古代越南王朝更替，举凡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等国之大事，越南又不得不向文化母胎中国寻求内生性成长的动力，因此延续了保持与中国文明趋向与拒斥的双重文化特质。在越南向内进行社会改革、文化建设和向外融入全球的进程中，不难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以及民族复兴的某些史影。

越南革新开放进程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一帆风顺，其内部存在着城乡双螺旋发展结构性矛盾的不治症结。越南对农业文明为主的传统文化的依恋情结较深，抛开儒家、佛教和道教等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不谈，这固然有利有弊。在治国理政方面，缺乏全面型的政治领导核心，因此前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2024年7月19日逝世后，越南政坛再次实现从四柱（又称四驾马车，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到三足鼎（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顶层政治架构的短暂转变。

这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越南领导体制的评价可窥知一二：“越南的老一代领导人，他们大多是从战争中得到磨炼而被提拔上来的。他们身居高位，却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虽然这些人最终同意革新开放， 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已经证明， 他们的国家在原地踏步，不得不改革。无法跳出固有的思维，他们同样没有决心去改变现状，打破旧的制度，为国家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越南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能够对彻底的改变、对越南的改革拍板定音。”但是原有政治四角平衡格局的张力仍在， 越南政坛又重现回归四柱领导体制的执拗。

近些年来，以阮富仲为代表的越共高层和党的理论家们大都采取跟随中国和学习互鉴的方式进行摸索实践，还不太成体系，但已初具规模。阮富仲在任党首13年，为越南留下了三个重要“遗产”：“熔炉”反腐运动成就、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以及“竹子外交”成果。越南式现代化的提法仍未出台，但只要红旗飘扬，越南工业化、现代化蓝图就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会不断推向深入。

革新开放以来，越共高层以发展为主线，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治。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后，“ 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议得到越南官方采纳，并于2001年正式列入宪法修订法案。2021年，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十大关系：一是改革、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之间的关系；三是遵循市场规律与保障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关系；四是发展生产力与逐步建设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五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六是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实现社会公平进步、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七是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之间的关系；八是独立、自主与融入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九是党领导、国家管理和人民当家做主之间的关系；十是实行民主与加强法制和保障社会纲纪之间的关系。

越共十三大确定，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是越南到2045年成为高收入、繁荣昌盛的发达国家的两种最重要的转型。越共十三大后，越南加强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推动越南社会经济向数字化全面转型。越南已将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作为建设数字化国家的三大支柱。2021年9月， 越南成立了国家数字化转型委员会，统筹推进数字经济等领域发展。越南还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与《2021-2030年国家总体规划及至2050年愿景》相结合，实施国家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目标是2030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约为30%。在2024年数字化转型中，越南政府选择数字经济发展的四个主要支柱包括信息技术和传媒、经济数字化、数字管理和数字数据，要推动全领域、全交易非现金支付。

越南制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成为工业走向现代化、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成为工业发达、中等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2045年，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

不得不承认， 越南虽然雄心勃勃地制定了《2021-2030年时期国家总体规划与2050年远景目标展望》，提出构建和发展连接南北和东西两轴，串联海港、航空港、国际口岸、交通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和增长极的经济走廊，但大运量的铁路系统仍然是致命短板。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电力不足掣肘着越南经济快速发展的紧迫需求。

越南要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需要加大教育与科技投入，提高越南人口素质以及科技研发水平。目前，越南教育支出占GDP的5.7%，在全球126个国家中排名第29位。同时，作为人口密集的国家， 越南必须在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发展上保持较快的增长。但越南财政预算不足，房地产融资接连爆出金融欺诈大案，牵连众多高官。

中企的机会

中资企业在越南投资存量比较大，制造业领域合作是最佳突破点。龙江工业园和深越合作区等产业转移的先行示范区，成为中资企业海外布局的成功案例，因此布局越南沿海经济引擎城市，大力建设海外制造业基地恰逢其时。

在目前重点经济区的基础上，越南会挑选一批条件最好的地区形成国家经济发展引擎，包括河内—海防—广宁经济三角区、胡志明市—平阳—同奈—巴地—头顿经济四角区、承天—顺化—岘港— 广南—广义沿海经济区和芹苴—安江—坚江经济三角区（包含富国岛），以及每个经济区的相应增长极， 即河内、胡志明市、岘港和芹苴。越南计划在2025年底将顺化升格为中央直辖市，成为引领中部经济的第二个国家级中心城市。

越南现代工业基础薄弱，没有重化工业，产业链配套不足，也就无法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极度依赖外资，与具备全产业链体系的地区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深度的经济嵌合关系。由于市场分工和资源配置不同，附着劳动价值和资源比较优势的商品流动和交易产生了利润，这才是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产生的根本动力。眼下的全球化变局为船小好调头的越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如果历史越南与现代越南实现身份整合，必将迸发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在东亚产业链重组中获取一席之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冯超，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