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产业结构转型的症结和出路
“基本问题没解决，越调越糟糕。”
8年前的首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谈及产业结构问题时说得挺尖锐的。如今再看这个问题，似乎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产业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只不过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有时显得轻微一些,有时显得严重一些。
我曾将2011年定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元年。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是2011年呢?因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从2009年开始,政府拿出了4万亿元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出台了振兴十大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以及4万亿元的投资在短期内取得了效果,避免了中国经济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也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增加了很多传统产业的产能。在两年后的2011年,这种后果比较严重地显示出来。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如钢铁、煤炭、造船、玻璃、光伏等,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不仅影响了这些传统产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都有不利影响。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终于意识到,再不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就很难健康发展了。
2011年之后,政府每一年都会强调“稳增长”和“调结构”。但最近几年,中国的GDP持续下降,“稳增长”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将此归罪于全球经济都不景气。但事实是,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了三十多年,到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时代。工业化后期是服务经济时代,主要通过服务消费者与生产者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放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简单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这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结构。
那么，当下产业结构转型的症结到底为哪般？我们的出路又在何处呢？
中等收入陷阱及日本的经验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传统产业在衰落,新兴产业在成长。现阶段,中国的支柱产业主要还是纺织、钢铁、煤炭、造船等传统产业,它们为中国贡献了80%以上的GDP。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设想中,新兴产业的发展被寄予了厚望,政府这两年也一直在不断地推动,虽然它的成长速度很快,但其所占的GDP比重还非常小,不足以支撑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另外,中国现在所发展的新兴产业都是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要跟它们竞争,难度可想而知。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遇到的一种比较困难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陷入结构性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传统产业大幅衰弱,新兴产业又发展不起来的结构性状况。
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劳动力成本、资源价格等不断上升,原来的传统产业竞争力弱化,产业转移情况严重,而新兴产业发展则遭遇技术壁垒和发达国家的阻碍,于是经济发展就会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从我国目前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的状态来看,中国已然步入结构性陷阱之中。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能否真正实现所谓的强国梦,就看能否走出这个陷阱了。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普遍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但真正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较少,大部分是失败的,比如在“金砖四国”里,其他三个国家都没有成功。再比如,很多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早就超过中国,达到1万美元左右,但这么多年来,始终成为不了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其一直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之内。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较为成功的案例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其中,日本最具典型性,它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日本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投入很大,这对科技、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日本的教育不仅普及率高,而且教育水平也很不错。到现在,日本已经出现了二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第二，日本政府在产业发展与升级方面的决策把握得很好,也制定了一些产业政策,抓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第三，我必须要指出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首要功臣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三菱、东芝、索尼、丰田等这些大公司。
作为科技与产业创新的舵手型企业,它们领导了相关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我曾专门研究过日本的汽车产业,日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汽车工业的,但为什么丰田等公司能很快崛起,生产的汽车甚至比美国本土品牌的汽车还要好,比德国的也不差呢?这与丰田公司的努力创新和积极竞争有关,而日本政府主要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市场机制和制度环境,给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反观中国,中央政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真正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下去。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像华为公司这样的企业,那么中国经济就很强大了。
我们缺乏率领整个产业往前走的舵手型大企业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似乎一直把它看成宏观调控的问题,因而特别关心。产业发展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政府总要出面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好像这是它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实际上,若没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和企业的配合,政府调控的效果则极为有限。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有控制力的大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创新重构产业链,而其宏观结果就是促使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今天的每一家企业都身处一个产业价值链或合作网络中,只不过有些是领导者,有些是追随者。每个产业价值链或合作网络的领导者几乎都是大企业,由于它主导生产和服务的产品高端而复杂,因此需要许多其他中小企业合作完成。
只要研究一下经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如苹果公司,我们就会发现,它从来不会考虑政府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它关心的永远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如何遥遥领先,打败竞争对手,收获最大利润。因为有这样的出发点,大企业肯定就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与升级,以创新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而大企业推出一种新产品之后,会迫使为其生产零部件的其他中小企业再创新,否则它们就会惨遭淘汰,被别的企业所取代。
因此,在一个企业相互合作的网络中,由于企业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大企业的创新势必会拉动小企业的创新,推动整个产业发展。从表面看,这仅仅是大企业自身的逐利行为,但若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一些大企业,客观上会促使各行业的技术不断提高,则整个社会宏观的产业结构也会得到不断优化。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给政府一个清晰的定位:它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使社会产生一些能够率领整个产业不断往前走的舵手型大企业(也可以称为“世界级科创大企业”)。
在中国,我真正佩服的舵手型企业是华为公司,它所做的事情跟苹果和微软这些大公司很像。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认为华为已步入世界级科创舵手型企业的行列。我们做过一些实证研究,就手机这个产业链而言,正是因为苹果、华为这些大公司的不断创新,才使得整个手机产业不断地优化。而且,“墙内开花墙外香”,它们的创新成果还被应用到其他领域,慢慢地促使其他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大企业应该站出来担当更多的责任,而不是把创新职责推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大企业资源丰富,人才多,更有实力去做创新和研发工作。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市场,拥有很多像华为这样的世界级创新型大企业,则我们的产业结构自然能够调整好,根本不需要政府出台什么产业政策，而吊诡的是,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下,有些企业可以不顾市场需求而不断地扩产能，虽然短期内增加了GDP，但长期来看会使产业结构越来越糟糕，而这样的企业也终将破产。
高房价阻碍了以消费促进产业升级之路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应该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才是健康的。但我们也不能说中国过去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以前处于工业化初期,各种硬件条件和软件环境都很差,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包括整治社会环境,不仅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给未来经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总会饱和的,比如交通、码头、机场、高速公路这类基础设施,我们总不能无限制地建下去。所以,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一定要转变。当我们不能再大规模地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时,靠什么来带动经济增长呢?只能靠有效的消费需求,通过消费与服务拉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已经搞得很不错了,因为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这必然会导致为基础设施建设供应原料的那些传统产业逐渐衰落。钢材和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硬件设施得到不断提升之后,对钢材、水泥的需求肯定都是逐步减少的。
传统产业是有生命周期的,成熟之后开始衰落,近乎自然规律。那么，我们怎么解决钢材、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呢?通过进一步投资,把这部分产能消耗完吗?当然不能这样,因为社会上不再会有这么大的需求了,再投资就是浪费资源。所以,这些产业的过剩产能必须去掉,其中一部分企业破产是正常的,全世界都是这样。
现在大家主张通过刺激消费来促进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这在理论上肯定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这在当下的中国可行吗?
我们必须考虑到,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如果这三个要素都朝一致的方向发展,最终的消费者需求增加就会导致相应产业的发展、供给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但根据我们看到的数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在下降的。2024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低于GDP同期增长率的。另外，我们还发现，在中国消费者新增收入中，新增储蓄率是下降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大城市普遍房价过高。过高的房价带动租金也不断地上升,结果是住房支出比重在消费者整个支出比重中逐步增加,产生挤出效应。通俗一点地说,就是消费者在用可支配收入付了房租和按揭贷款之后必须节衣缩食,于是自然减少对其他方面的消费,减少了消费升级的可能。
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靠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而靠刺激消费与消费升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也被高房价堵住了。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恐怕难以保持高速增长。
很多人担心高房价会引发泡沫经济问题，但我还要提醒的是,由于高房价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与消费升级有着重大危害，它还会导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停滞不前，甚至错失良机。
新型工业化需要现行制造业转型升级
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是由现代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为驱动的制造业，从现在的制造业到先进制造业，既需要制造业的转型，还需要发展服务经济,例如生产性服务业。因为相对于制造业发展,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发展迟缓,甚至落后于制造业发展的状态,这是我国产业体系存在问题,也是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目标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目标是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然而，这一转型升级不应仅限于引进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些新兴产业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方式，而应着眼于引领未来新一轮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判断新的发展方向，率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进行布局和投入，探索并推动研究，确保我们在新工业技术革命的过程中不被远远甩开。
“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是“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互联网的多重角色：今天的互联网不仅是信息平台、交易平台和生产控制平台，还兼具娱乐和社交功能，例如Meta、X和TikTok。未来，互联网将在我们的生活和生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通过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设备能够在接收指令后，自行分析、决策并进行操作。
（2）智能化制造设备：智能化意味着嵌入了智慧型计算机的制造设备能够快速感知、自我反应、计算、判断、分析并做出决策和操作。
（3）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正因为如此，个性化产品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成为可能，并且部分已成为现实。例如，大规模定制西装已经实现，成千上万的个性化数据可以输入计算机，实现激光剪裁。再如，不少车企都开设了定制店，只要消费者提出需求，总能满足。
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应向新的生产方式靠拢，这才是正道。虽然短期内，扩大投资、发展新兴制造产业、提升产品技术和品牌价值也很重要，但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应更多地建立在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制造业的融合，以及新工业生产方式、新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生产制造模式的基础上。
“新型工业化”阶段的先进制造业发展
我国战略性先进制造业的选择应建立在新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即知识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而不应被产业的新名称所迷惑。先进制造业需要低端的制造环节，但不能将价值链低端环节视为先进制造业。判断标准应是该产业是否处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是否主要依赖知识与智力资本，是否能够创造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的三个特征包括：
(1)技术含量较高，以高新技术为核心；
(2)创造的附加值较高；
(3)从未来要求看，符合低能耗、低污染的低碳经济要求。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曾依赖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改革开放后进入国际分工，拥有外生性的比较优势，依赖出口，产品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然而，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制造业的资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人民币也持续升值，使得低端制造业的优势逐渐消减，利润逐步下降。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需要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使人力资本和技术成为新的比较优势基础，进入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并对制造业的空间进行重组。如果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就需要在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的基础上选择新的主导产业，重构价值体系，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自主创业的空间和梯度上进行转移和重组。特别是中国地域广阔，地区劳动力水平差异巨大，制造业空间的重组和转移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国沿海地区尤其应着眼发展拥有先进技术的制造产业。
政府对制造业转型的作用
政府在新型工业化和制造业转型中应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做法值得借鉴。虽然美国很早提出了“再工业化”，但产业选择实际上并不明确，因为政府希望市场发挥功能，而不是替代市场做出决定。政府层面的职责是：
(1)提供制度环境；
(2)提供保护私人财产和促进有效竞争的法律体系，并确保法律得到执行，增大违法成本；
(3)支持基础研究，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4)专注于做好政府应做的事情，而不是包揽一切。
我国的市场还不成熟，这是可以确定的。如果市场出现失灵的状态，政府应出面干预。但关键问题在于“干预什么，怎么干预，干预的范围和层面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度设计问题需要更多考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与制造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质上是制度改革与市场机制建设的结果。今天，制造业的转型与发展要成为数智时代的先进制造业，我们应认真思考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背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改善制度环境与政策环境。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提倡发展服务经济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重点不是数据上的提升，而是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率是否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能否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对策
(1) 创新制度建设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
关键在于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当前，很多个人发明创造的单位都会声称这是职务发明，要求占大头，而发明者只能获得小头，创新动力不足。只有创新者分享到创新带来的红利，才能激励进一步创新，形成正向反馈。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更准确的界定和更严格的执法。例如，国外的商业模式可以申请专利，而国内定义较狭隘。文章创作应受到知识产权保护，但目前作者们的著作被随意下载，这打击了创新动力。
(2) 深化教育制度改革，有效利用人才资源：
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美国的普通教育和大学教育很强，但职业教育不如德国。德国制造业精良，得益于庞大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队伍。职业教育做不好，我国制造业升级肯定难以实现。教育是关键，同时也要做好产学研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资源。早在2011年，美国就推出“高端制造合作伙伴”（AMP）计划，主要致力于四方面的工作：建设国内关键产业的制造能力，缩短先进材料从开发到推广的时间，投资新一代机器人，开发创新型节能制造工艺。
(3) 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特别是支持新制造模式创新：我国的实体经济应发展未来在价值链上有控制力、占据高附加值的新型制造业。我们应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依托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进行创新变革，使我国未来的制造业成为产业价值链的领导者，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为此，今天我们就应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制度改革与政策设计，支持企业争取价值链的控制权。例如，企业在品牌建设初期取得一些成果后，可以考虑帮助其超越国外品牌。政府优惠政策应引导企业大胆创新，围绕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展开新制造模式的创新，并建立新的评估机制，由资深专家和行业人士参与评价，甄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
(4) 完善我国的创新服务体系：
我国一直提倡自主创新，并拥有政府支持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如生物医药行业中的检测检验机构、孵化器和公用实验装备等。然而，这些公共创新服务目前存在效率不高、不方便、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尤其在信息文献共享方面。各单位虽有数据库但不连通，检索不便，信息数据搜寻成本高，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降低了知识积累与创新效率。因此，面对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需要将公共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成一个有机体系，便于用户使用，降低成本。在速度经济时代，速度决定创新竞争的成败，也决定我们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产业新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芮明杰，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