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管理创新的主要载体,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产业园区的建设已经顺着“建园”到“建城”、“引资”到“引智”、“房东”到“股东”的方向发展。纵观当前城市产业园区发展趋势,借鉴他山之石的宝贵经验,一条符合城市自身特点的产业园区发展新路径逐渐成型。
随着产业园区的演化和发展,园区承载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大量城市要素和生产活动在区内并存聚集,从而推动了产业园区的城市化进程,园区经济与城区经济逐渐走向融合。
作为城市体系里重要的产业承载空间,以及产城融合的主战场,产业园区需要不断融入城市发展战略当中,利用“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将产业园区深度嵌入城市之中,打造“无界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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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振宇看来,当前不少城市都在积极发展“未来产业”,相应的园区建设在产城融合方面就更应该注重生活环境的打造。
因为未来产业的从业者大部分都是年轻高技能型人才,这类人才对居住环境、生活环境有着较高的品质要求,所以未来产业园区与过去传统园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思路也不一样。
以一个完整城市形态来发展制造业,是新加坡以工业园模式探索制造业发展,所取得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裕廊工业园的工业化过程,也是新加坡城市化过程的缩影。秉持着总体观和人文观,工业区重视用地合理利用,综合考虑人居生活的各种需求,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发展成为配套体系齐全的工业基地和环境宜居的新型工业城镇。
当前,不少国家的工业园区仍是厂区形态,制造是园区一切设计的中心,难言人居环境。而新加坡正是通过工业园规划再定义制造,让人回归制造中心。在“花园城市”的总体定位下,新加坡裕廊工业园还被冠以“花园工业镇”的称呼。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纽约和波特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创新街区的崛起:美国创新地理的新趋势》研究报告发现:
过去美国创新集聚区坐落在通过公路连接的城市郊区,往往只能开车到达。近年科技人才需求发生了转变:他们从之前相对单一工作、居住两点一线基本需求,转变为今天对于工作、消费、社交、文化、居住、旅游乃至历史文脉和自然生态等,多元交互的都市化生活方式追求。
今年,谷歌正式启用了位于纽约哈德逊广场的全球业务组织总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城市研究机构Urban Land Institute旗下《Urban Land》杂志分析了谷歌选择在纽约设立总部的原因——纽约城市功能高度混合,方便的交通配上高密度的居住、零售、娱乐和商业,这里本身就是一个高品质社区。
或许有人会说,谷歌选择纽约,是出于纽约作为全球城市的能级考量。而波特兰是美国第26大都会区,在国内相当于“二线城市”,却也成功吸引英特尔在此设立工程技术部、销售部以及6个芯片制造工厂。
人间烟火,是英特尔选择波特兰的重要原因。波特兰多次被英国《Monocle》杂志评为全球最佳宜居城市,还拥有全球最大书店,也是全球拥有最佳咖啡馆最多的城市,全球拥有啤酒厂最多的城市,全美餐厅密度最高的城市,全美人均公园最多的城市……
换句话说,不仅未来产业人才在意宜居城市,心仪人间烟火,其实城市本身就可能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场所。
作为一个集信息技术、智能化、绿色环保、人性化于一体的新型产业园区,数字化园区的建设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它将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智能化的生产和管理环境,同时也将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
数字化智慧化园区是传统园区的升级,升级的本质是解决传统园区的痛点问题。不仅仅是通过数字化解决日常的人流、车流、企业诉求、服务进度、空间使用状态等物业管理难题,还能透过数字化对园区的企业进行赋能,从而助力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Jean Chia撰写的一则分析文章中提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就已推进创新区的早期规划,并在乌节路西侧打造了新加坡科技园。由此开始一路向西到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的“科技走廊”。90年代新加坡打造的另一个重要的科技区——纬壹科技城也位于这一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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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连点成片、连片成网,这些片区共同构成了一个以科技为名的市镇。这个市镇功能完整、要素齐全,并且自成体系,反过来也能更好地为科技创新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与变革。
Jean Chia提到,在新加坡各类创新市镇单元中,各类零售、餐饮业态混合,广场和步行通道错杂,为交流提供便利,从而在经济要素、实体要素之外,让创新区对于网络要素的强需求得到满足。根据硅谷的经验,正是由于不同行业,以及同一行业的不同横、纵向领域之间的跨越式交流,推动了创新的迸发。
一个更加广阔的城市背景,还能提供传统产业园所难以提供的各类创新场景,这又恰是眼下创新产业必需的环节。
新加坡全新打造的“裕廊创新区”就计划布局一条11公里长的空中走廊,不仅以无车、步行友好为特色,还将开辟自动驾驶专用车道,为车、路、云一体化提供试验载体。
而在纽约,早于1995年提出“硅巷”的概念,目的就是想吸引硅谷的科技人才和资本。此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纽约意识到以金融产业为支柱对于城市发展的不稳定性,政府进一步提出打造世界领先的“科技之都”。
在此背景下,硅巷迎来“扩容”,以熨斗大厦为中心向着南北蔓延,后来突破了曼哈顿岛,进一步扩散到布鲁克林的皇后区。除了摩天大楼里“见缝插针”,政府还因地制宜对原有城市空间进行改造升级。布鲁克林的硅巷就是由码头仓库和废弃厂房改造而来。
纽约规划部门在《愿景2020:滨水区十年综合规划》中提出:滨水空间不应只有休闲和运输,还要成为海基新能源利用等的前沿探索地。基于布鲁克林码头水陆兼备的场地条件,纽约引导诸如无人驾驶、水下机器人等智能制造企业将研发测试地放在这里。
布鲁克林的重生,是纽约转型升级的缩影。如今硅巷聚集了超过9000家科技公司,形成了全美仅次于硅谷的科技产业集群。
叶振宇在访谈也中提到,场景对新兴产业发展非常重要,当新技术概念化、工程化之后,需要通过与应用场景的结合来打磨成型,应用场景对于新技术能起到熟化的作用,因此城市产业园区政策需要着力于为新业态提供更好的应用场景。
当前,产业园区开发已逐渐从孤立的房产开发走向综合的产业开发,从片面的硬环境建设走向全方位的产业培育。
在叶振宇看来,当前我国不少地方的产业园区资源调配权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产业园区管委会通常是政府派出机构,这意味着很多事权掌握在属地政府手中,包括工商登记、土地审批、建规审批等各个方面。
在社会服务方面,某些园区涉及到地方居民的管理,社会事务也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提供。
此外,现在产业园区管委会职能较多,但人手匹配不足,大量使用借调、临聘人员,导致管委会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流动性大,不稳定,也影响了产业园区的长期发展。
未来产业园区管理的方向应该是政府管规划、提供相应配套公共服务,具体的运营管理由园区专业企业管理,包括招商引资、产业培育、平台建设,走向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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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这方面就作出了示范。
2016年,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在作预算报告时宣布,新加坡将打造“裕廊创新区”,并将其称为“未来的产业园”。
今年,占地620公顷的创新区已分阶段建成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区也是新加坡工业园的“延续”——其位于裕廊工业园的一侧,所在地“裕廊西”曾是知名“睡城”。
仲量联行报告显示,到去年底,“裕廊创新区”已吸引超过100家制造业价值链关键企业和机构,其中不乏博世、西门子、现代、牧野等知名企业的分支机构或研发机构。
一如裕廊工业园,创新区诞生便自带浓厚的政府规划色彩,其背后正是作为新加坡工业园规划和运营官方机构的裕廊集团。
上世纪60年代,成立初期的新加坡面临严重的高失业率问题,为了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纺织业等轻工业,新加坡着手开发建设裕廊工业园,并在1968年催生出“裕廊镇管理局”,专门负责管理裕廊与全国工业区。
进入21世纪后,裕廊镇管理局先是“变身”为裕廊集团,而后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下属的盛邦国际进一步整合成立盛裕集团,全面负责裕廊工业园的日常运营与发展规划工作。
未来产业园区的发展要在规划、创新、管理上全面升级,才能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既是挑战,更是机会,对所有打算在产业园区建设上有所作为的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时代的呐喊已经发出,游戏规则也正在改变。产业园区需要顺应发展趋势练就全新本领,才能站上时代的舞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作者:王捷,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