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对俄作战失败后，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趁机解散议会，停止实行宪法，以作战失败的名义将宰相米德哈特放逐国外。从此，他深居君士坦丁堡的伊尔迪兹宫，依靠秘密警察维持了30多年的独裁统治......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经济和财政

第十次俄土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在财政上对欧洲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柏林会议上，相关国家第一次尝试解决奥斯曼帝国的债务违约问题。列强提出在伊斯坦布尔组建一个国际财政委员会，试图寻求满足债权人要求的方法。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这意味着欧洲人将在国内事务上践踏奥斯曼帝国的主权。而对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这一羞辱也是对土耳其人尊严的巨大打击，令他难以接受。但国库急需资金，他意识到必须安抚欧洲的债主，以恢复奥斯曼帝国在国外的声望。

阿卜杜勒·哈米德

1881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与欧洲债权人协商一致后，颁布了《穆哈兰姆敕令》（Decree of Muharrem），宣布成立公共债务委员会（Council of the Public Debt）。该委员会包括来自奥斯曼帝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主要职责是确保以后债务能够得到偿还。

苏丹的敕令用词十分微妙，既可以赢得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善意，同时又不会有辱于他的君权。委员会做出的安排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很有利。债务总额被削减了一半，只剩下略多于1亿英镑；利率也不超过4%，有时甚至只有1%。

而作为交换，奥斯曼帝国把政府年度收入的一大部分都交给了委员会，用来支付利息，赎回债券。抵押给委员会的收入包括盐和烟草的专营收入、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交纳的岁贡、塞浦路斯政府的财政盈余，以及一系列间接税和什一税收入。偿付了利息和本金之后的剩余部分会被交还给奥斯曼帝国的国库。

这个债务委员会给奥斯曼帝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是，这个委员会的组建，表明了一贯尊重制度的土耳其人遵守规则、推崇理智的精神。在此之后的40年里，奥斯曼帝国政府忠实地履行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哈兰姆敕令》中宣布承担的义务；如果没有颁布这一敕令，奥斯曼帝国可能早就陷入动荡之中了。

随着奥斯曼帝国债务问题的解决，帝国经济迅速繁荣发展，土耳其穆斯林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享受到了更多的服务。在取得了特许经营权之后，外国人开发了奥斯曼帝国被人忽视的农业和工业资源。

依靠公债，布尔萨的丝绸行业得到了复苏。法国人投资开发了黑海沿岸城市宗古尔达克（Zonguldak）的煤矿资源。烟草种植业的发展为从马其顿到黎凡特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数万穆斯林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债务委员会的推动下，当年由阿卜杜勒·阿齐兹引入奥斯曼帝国的铁路体系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变得愈加开放。原本连道路都没有的地方逐渐修建起了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将帝国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促进了当地工业和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

1888年，一辆从维也纳驶来的列车（东方快车的前身）在一阵小号声中抵达了伊斯坦布尔，标志着土耳其与西欧通过铁路连接到了一起。不过，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对这一突破东西方界线的剧变并不全然满意。就像他的个人生活一样，他在帝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也越发倾向于孤立主义。

外交

由于西方国家在上一场俄土战争中抛弃了他，他与欧洲列强渐行渐远。他尤其怨恨英国，认为英国人背叛了他，因为英国拒绝在战争中向他施以援手，让他的国家陷入破产的境地，几乎完全丧失了经济主权，还坚持要求他在地方上推行他不喜欢的改革，持续干涉帝国的内政。

所以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逐渐失去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1885年英国托利党重新掌权后，英国大使威廉·怀特爵士（Sir William White）曾这样对索尔斯伯里侯爵谈及此事：

威廉·怀特爵士

“奥斯曼帝国以前经常征询这些国家的意见。但现在，奥斯曼人要么把他们的建议当作耳旁风，要么态度非常恶劣，甚至对他们的意见充满鄙夷。他们提出的照会和申请都只能得到闪烁其词的答复，有时甚至得不到任何答复。”

阿卜杜勒·哈米德逐渐抛弃了他在西欧的传统盟友，而转向了宿敌俄罗斯。俄国人十分圆滑地竭力巴结，让奥斯曼帝国对俄国越发产生好感，而远离了其他西方国家。更重要的是，苏丹还开始向日渐强大的德国寻求支持。

阿卜杜勒·哈米德

此时的德国还在俾斯麦的治下，而且与俄罗斯、奥地利结成了“三皇同盟”。德国人还通过派遣军官训练，发展奥斯曼军队，很快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并逐步取得曾经英法的位置。

三皇同盟

在法国1881年夺取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名义上的藩属国突尼斯，英国1882年占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名义上的藩属国埃及后，苏丹寻求新即位的刚刚统一后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支持，作为报酬，他允许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1899年）。

巴格达铁路

奥斯曼帝国在丢掉突尼斯和埃及后，帝国同样失去了对非洲的控制，而随着它陆续失去欧洲和非洲，“西亚病夫”的称号则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给坐实了。过着孤家寡人式的与世隔绝生活的苏丹，一直身陷于自己比外国人更聪明的迷梦之中，拒不接受任何睿智、可靠的建议。

哈米德二世既不真诚，外交手腕又十分拙劣，结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机会。至此苏丹只希望可以在亚洲复兴他的伊斯兰帝国，至少也要让这个帝国存活下去。因此他把他的重心向东移向了伊斯兰世界。

亚洲不仅是奥斯曼民族和奥斯曼帝国的摇篮，更是伊斯兰教和它大部分子民的故乡。对这些人民来说，他们的苏丹不仅是土地和生命的守护者，更是他们的信仰的捍卫者......

宗教

从北非到中亚再到印度，西欧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这激起了伊斯兰世界对它们的普遍反感，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策转向正体现了这种态度。

阿卜杜勒·哈米德

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穆斯林将奥斯曼帝国选为集结点，他们推崇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他将成为一位挣脱西方束缚的统治者。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话说，在他们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帝国“无疑是现存的最强大、最高效、最开明的伊斯兰国家”。

阿诺德·汤因比

但奥斯曼坦志麦特改革者未能解决政教二元体系的内在矛盾，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干脆用自己的专制统治破除了这种矛盾。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统治工具，他摆出一副“立宪专制”的样子，推行那些他想要推行的改革。

像坦志麦特改革时期一样，改革主要在中央层面进行，并且有利于越发官僚化的精英阶层。在大部分臣民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重新确立了强有力的传统伊斯兰体制，不受外国的干涉和影响。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的东西。

除此之外，忠诚拥护他的不仅有他的大臣和政府机构人员，还有政府机构之外的乌理玛。另一部分忠诚于他的人是一个日益扩大的宗教人士阶层。另外，学者和来自非正统教派及托钵僧团体的神秘主义者也忠实于他，这些团体在他的帝国版图内也十分受欢迎。

在首都离群索居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把西方看作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对其不屑一顾。在他审查之下的媒体，对他在政治观点、制度和行为上的谬误完全听之任之。知识分子脑袋里灌输的全都是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有多么优越。

阿卜杜勒·哈米德

尽管青年奥斯曼人也把他们的改革和现代化方案与伊斯兰制度相联系，但他们承认这些方案来自西方。阿卜杜勒·哈米德绝不承认这种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阿拉伯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

苏丹认为西方文明不仅学习了伊斯兰文明的政治体系，还学习了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技术（代数、化学和物理）、近代发明（指南针和火药）以及文学和史学。一言以蔽之，西方受人推崇的一切，都学习自阿拉伯文明。

这种想法当时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很有吸引力，后来演变成了昙花一现的泛伊斯兰主义（Pan Islamism）。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伊斯兰政策，也体现在他的大维齐尔人选上。以往，大维齐尔的人选通常都是土耳其人，或是直接为苏丹效命的臣子。

苏丹优先使用帝国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而不是土耳其穆斯林。来自遥远的阿拉伯地区的谢赫们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甚至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居所。基督教国家咄咄逼人地侵犯他的帝国，给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穆斯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为了争取穆斯林对他的忠诚，他不仅要在国内处理这些问题，还要在国外关注遥远国度里的穆斯林社群的利益。在收缩回伊斯兰世界之后，曾经的欧洲病夫现在想要做亚洲硬汉。他对伊斯兰世界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企图使自己成为广大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借以提高与西方对抗的资本。

但这样做只会加剧他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冲突，因为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基督徒少数民族。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这个民族感到越发不信任，而且认为他们是他所有计划的障碍。这个民族就是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的反抗

亚美尼亚位于东西方之间，是相互征伐的帝国锋芒交会之处。早在13世纪，亚美尼亚就丧失了独立。如今这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大部分居住在土耳其、俄罗斯和波斯。由于亚美尼亚人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无处寻求祖国的保护。

亚美尼亚位置

在奥斯曼帝国居住着大约25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至少有150万人在东部的六个州拥有土地。但是，在任何一个州里，亚美尼亚人都不占多数。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亚美尼亚人作为宗教上的少数群体与穆斯林生活在一起。

亚美尼亚人

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都十分执着的雅利安民族，亚美尼亚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自视为欧洲人，并且在美国新教传教士的帮助下，在东方就可以接受西方式教育，而不用为此长途跋涉到天主教欧洲去。

西方的教育激发出了他们的民族感情。于是，在柏林会议上，亚美尼亚人派出了一支代表团，要求奥斯曼帝国像对待于1861年就获得了自治权的黎巴嫩一样，委任一名基督徒总督来管理东方各州的亚美尼亚人。

柏林会议

尽管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但欧洲各国还是认可了亚美尼亚人有关在他们所在各州进行改良、并且保护他们不受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威胁的主张。根据《柏林条约》，奥斯曼帝国有义务推进这些目标，还需要定期向列强汇报进展，列强则会监督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

但阿卜杜勒·哈米德坚决不同意履行这些承诺。他做出的唯一让步就是给每一个有亚美尼亚人的州派了一名基督徒次级长官。而这些人无非是苏丹的木偶而已，他们对他唯命是从，一旦自作主张就会马上被撤职。因此，他们被人们十分讽刺地称作“埃韦特阿凡提”（Evet Effendi），即“遵命先生”之意，因为他们对主子的命令总是乖乖听从。

阿卜杜勒·哈米德

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则根本无意按《柏林条约》的规定去推行改革，他尤其不想改善亚美尼亚人的境遇，反而怀着十足的恶意去对待他们，让他们充满恐惧。每当有官员因为虐待亚美尼亚人而在外国大使的压力下遭到解职，苏丹就一定会对此人加官晋爵、放到更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去。

就这样，亚美尼亚人的生活境遇持续恶化，一边面对劫掠成性的库尔德部落邻居，另一边面对充满敌意的苏丹政府。对于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来说，是时候将他们自己以某种政治基础组织起来了！

库尔德部落

亚美尼亚人开始组建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小组和秘密社团，还受到了生活在俄国奉行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念亚美尼亚同胞的激励。不久他们的影响力就跨过了国界，开始渗透进埃尔祖鲁姆和凡城这样的中心城市。

1881年，亚美尼亚人在埃尔祖鲁姆成立了一个名叫“祖国保卫者”的组织。该组织的革命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目标是保护亚美尼亚人不受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侵害。

1885年，第一个亚美尼亚人的政党——亚美尼亚人党，在凡城成立。他们的主张经由热爱自由的人们传播到了海外，促成了“欧洲亚美尼亚人爱国社团”的成立。这个成立于伦敦的组织公开主张“通过革命为亚美尼亚人争取自治的权利”。但他们的态度过于温和，而且天真地指望依靠大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1887年，亚美尼亚人流亡者在日内瓦组建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更加激进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标是通过革命创建一个统一的亚美尼亚社会主义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

这个组织也逐渐演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第一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一份在海外出版的、名叫《红查克》（Hunchak，意为“钟”）的杂志是这个政党的喉舌，扩大了该党的影响力。

红查克

红查克变成了一场国际运动，其成员遍布欧洲各国的首都，甚至远在美国都有该组织的代表。不过，最活跃的还当属在高加索家乡活动的起义军团体。这些红查克有组织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发动袭击，公开挑战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权威。

他们不仅在有着“土属亚美尼亚的首都”之称的埃尔祖鲁姆活动，甚至还出没于西方遥远的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中心城市。1890年，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在第比利斯成立，这标志着他们活动的顶峰。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也被称作“达什纳克楚琼”（Dashnaktsutium），其成员因而也被叫作“达什纳克”。

一开始，他们团结了各种各样的极端团体。不过，由于达什纳克们在意识形态上更青睐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很快就与红查克分道扬镳了。不过，两个团体还是有着更重要的共同目标——靠武装斗争赢得亚美尼亚的自由。

他们甚至宣称：“亚美尼亚人再也不会向谁哀求了，他们现在要手握钢枪提出要求。”他们再也不打算等待永远也等不到的列强的帮助，决心把民族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卜杜勒·哈米德原本就对聪明的亚美尼亚人很不放心，现在他们又开始反抗，这让他大为警觉。苏丹在推行现代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流行的民族主义，对企图分离的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镇压。他想了一个狡猾的计策，决定利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库尔德人成了他的分化政策的重要工具。

阿卜杜勒·哈米德

1891年，他开始从库尔德部落中招募一支民兵武装，相当于准许了他们对亚美尼亚人的袭击。这些库尔德人被编成了骑兵团，人称“哈米迪耶”（Hamidiye），即“效忠于哈米德的人”。

到1892年年底，这些骑兵团的总规模达到了大约1.5万人，且人数还在继续逐年增长。这些来自东方的人生性粗犷。他们穿着花哨的制服，神气十足地在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聚居区走过，让当地居民大为紧张。

他们公开宣称自己的正式任务就是镇压亚美尼亚人，而且在镇压基督徒过程中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不负法律责任。这些说法在亚美尼亚引发了恐慌。与此同时，在1893年，亚美尼亚革命者也不再满足于发动袭击行动，而是设法在安纳托利亚中西部地区煽动穆斯林叛乱。

他们在城镇的围墙上张贴煽动性的标语，呼吁全体穆斯林起来反抗苏丹的压迫。这个计划太过天真，结果只是导致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各个地区被捕入狱，亚美尼亚人有组织的抵抗行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这些行动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终导致了1894年在苏丹命令下发生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参考资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