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570位专家的预测：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由于未来尚未定型，我们无法断言谁对未来工作有正确的预测，各种情景理论上都有可能实现。未来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塑造它。因此，像“人工智能会摧毁大量工作吗？”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误导性的——人工智能是否会导致大量失业，将取决于未来几年人类的决策。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工作的未来将如何？”而在于“我们希望未来怎样？”

谁对工作未来的预测更准确？

“技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登月、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更不用说室内管道和洗衣机了，”一位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说。“我们为何要停止进步？我们应该加快步伐，而不是停滞不前和过度监管。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为我们承担那些繁重的工作。”

“我们不要过于急进，”一位怀疑论者反驳道。“虽然报纸上关于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的预言已经流传了半个世纪，但这样的场景并未成为现实，现在也不太可能发生。不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无疑将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和效率，这不仅会推动经济增长，还会为人们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悲观者反驳说：“别这么快下结论，这次的情况确实不同。我们不能忘记，以往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也对当时工人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没有理由认为大企业不会利用自动化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因为机器人和算法组成的劳动力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无需休息、不会抱怨、也不会生病。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放缓，而非无休止的增长。”

那么，谁是对的：乐观主义者、怀疑论者还是悲观者？你个人更倾向于哪种观点？

梳理关于未来工作的观念

我们最近的研究聚焦于这两个问题。为了解答它们，我们首先搜集了过去五年内485篇比利时报纸文章，这些文章中，全球专家对未来的工作趋势进行了预测。通过分析这些报纸内容，我们发现三个特定的群体在媒体上关于未来工作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科技企业家（例如埃隆·马斯克）、经济学教授（例如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奥特尔）、以及畅销书作家和顶尖记者（例如大卫·弗雷恩及其著作《对工作说不》）。

我们观察到，同一群体的专家在对于未来工作的看法上有着高度的共识，而不同群体之间的共识则相对较低。（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工会代表和人力资源经理在这些文章中几乎未被提及。）

随后，我们从科技、经济和写作/新闻报道领域，通过个人网络以及比利时企业高管和记者的邮件群组，筛选出了570位专家。我们的团队根据媒体上的不同预测，撰写了关于工作未来的详细情景，并请他们评估这些预测发生的可能性。所有参与调查的专家普遍认为，媒体上他们所属群体所推崇的情景更有可能实现。

接着，我们要求他们对每项预测分别预测其发生的时间以及确定性程度。正如所料，乐观者大多预计积极的变革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悲观者则认为负面结果即将到来；而怀疑论者则倾向于认为许多预测要么根本不会发生，要么只会在遥远的未来出现。假设这些专家群体各自掌握了部分真相，我们对他们的预测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将其整合到一个时间轴上，从而得出了一个相当引人深思的“共识”视角，展示了未来工作可能的面貌：

最终，我们让这三组专家完成了一项性格测试，测试包括他们童年时期的经历以及他们目前的价值观和信仰。结果显示，科技企业家倾向于激进的乐观主义，经济学家崇尚理性至上，而作家和记者通常持有一种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并且相信社会中的许多决策实际上是由幕后的权力者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发现，这些不同背景的专家不仅性格类型迥异，他们的性格特征也反映在对未来工作的不同信念上。

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科技企业家代表着乐观派，经济学家代表着怀疑派，而作家和记者则代表着悲观派。

使情况更加复杂化的是，我们的报纸分析显示，这三组专家都深信自己对未来工作的预测是正确的，而其他人的预测不仅错误，甚至荒谬。例如，经济学家通常将畅销书作者视为“悲观主义者”，将科技企业家视为“过度乐观者”。他们尤其反感“经济放缓增长”的观念，认为这等同于制度化的贫困。而作家和记者则不理解其他专家为何看不到经济增长的极限，尤其是在考虑到气候变化和全球不平等的情况下。科技企业家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理解先进技术的群体，尤其是对政治家而言；在他们眼中，这些人就像是“过时的恐龙”。

为何对未来工作的看法存在分歧

通常来说，每个专家群体的成员都难以理解其他群体为何对未来工作持有如此不同的看法。毕竟，他们的预测建立在客观数据、统计数字、历史趋势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些依据怎么可能受到质疑呢？答案在于，这些专家各自在特定领域接受训练，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规则和对世界运作方式的假设。此外，他们还被教导在各自学科中什么类型的证据是被认可的——比如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差异就非常明显。这些专家往往只与同领域或相关领域的人士进行交流，参与专业研讨会，并阅读那些能够巩固他们所接受的“学科范式”的报告。这种现象导致了学科内部的一致性和学科之间的多样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专家群体之间难以相互理解。

在向他人介绍这项研究的结果时，我们通常会开玩笑地说：“我们无法预知工作的未来，但我们能预知你的预测。”在我们关于这项研究的主旨演讲中，当听众意识到他们自己学科的论调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引用时，他们往往会发笑。有时，一些高管会评论说“他们是典型的经济学家”或者“他们是经济增长放缓的支持者”。虽然这看似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但我们发现这实际上促使他们以更开放的心态相互倾听和交流。我们认为这极为重要，因为人类在未来工作领域可能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可能出现的超智能AI，或者拥有精细感觉运动技能的机器人——将需要跨学科团队的合作。正如我们的研究所展示的，不同学科的专家通常对未来的风险和机遇有着不同的看法——而我们从研究中得知，拥抱不确定性和竞争性情景实际上是长期战略规划的关键。

未来由我们塑造

我们的研究在当前“后真相”时代可能引发争议——我们是在否认生活中存在客观事实，认为一切都是主观的，专业知识是虚幻的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研究实际上表明，由于未来尚未定型，我们无法断言谁对未来工作有正确的预测。相反，未来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塑造它。我们认为，乐观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所推崇的各种情景理论上都有可能实现。因此，像“人工智能会摧毁大量工作吗？”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误导性的——人工智能是否会导致大量失业，将取决于未来几年人类的决策。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工作的未来将如何？”而在于“我们希望未来怎样？”这种观点将工作未来的讨论转变为一个涉及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和想象力的领域，而不仅仅是一系列可以客观预测的趋势。这也表明，关于工作未来的讨论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分化。对某人来说是乌托邦，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反乌托邦。

那么，你可以从今天开始采取哪些行动呢？

首先，从现在起，每当你听到或读到关于工作未来的讨论时，不仅要关注预测的内容和时间，还要关注是谁在做出这些预测以及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有什么利益关系？他们期望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这对他们有何好处？

其次，你理想中的未来乌托邦是什么样的，而你担忧的反乌托邦又是怎样的？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或者避免哪些行为——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以实现我们期望的未来场景，并降低不理想场景的风险？我们如何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可逆转的局面，比如在考虑气候变化或超级智能AI时？

第三，在你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范围内，你能控制哪些方面？你还缺乏哪些形式的权力和影响力？你能否与那些拥有与你互补影响力资源的人合作，并且他们与你有着共同的乌托邦愿景？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希望邀请每一位公民、政策制定者、经理和CEO加入到关于工作未来的公共讨论中，确保这一讨论在社会和民主的对话中进行。未来将由我们共同塑造。

Nicky Dries、Joost Luyckx 、Philip Rogiers | 文

Nicky Dries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和挪威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全职教授。她的研究致力于重新激发对未来工作的政治性讨论，并促进民主辩论，她采用的多种方法旨在激发人们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包括媒体分析、机器人艺术与设计、虚拟现实技术和科幻电影。Joost Luyckx 是IESEG管理学院商业与社会系的副教授，同时在鲁汶大学担任研究员。他的研究专注于跨国公司在全球公共讨论中的合法性问题，探索理想的未来工作、替代性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减轻社会运动中的激进主义。Philip Rogiers 是拉蒙尤以大学艾赛德商学院的组织行为学和组织理论助理教授。他的研究专注于工作角色的转变与解构，并探索能够支持更加人性化未来工作的创新组织模式。

YOYO | 译  周强 | 编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哈佛商业评论”（ID：hbrchinese），作者：HBR-China，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