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年轻视角：为何29岁以下的美国人对中国更具好感？

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攸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始终认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两国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这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虽然我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但这位20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曾经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讲到驱动国与国对立关系的“三驾马车”：雄心（greed）、荣誉（honor）和恐惧（fear），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恐惧。

过去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我的研究与其他美国学者和民调机构的结果一致：29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比其他年龄段高出20%。在当今世界的国际交往中，恐惧可能是引起中美两国之间战略误判的重要因素，导致双边关系恶化。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守成大国，美国的恐惧不会轻易消除。著名国际事务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最近指出，美国对中国实力的增长反应过度。中美紧张关系升级，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在各种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以及在5G技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和外太空领域的激烈竞争——这些都是恐惧加剧的表现。我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迅速崛起的中国必须尽快找到办法，防止彼此愈演愈烈的恐惧和敌意失控。

论使命，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应该力图推动跨国界的交流，促进对话而不是对抗，这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推崇文化多元，信奉世界多极，我们就应该更包容而不是偏执，更开明开放而不是保守封闭，更有全球视野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主张国际合作而不是对立竞争。今天的世界发展趋势不应该是一些政客所热衷的两极化，而应该是多极化。面对国际关系乱云飞渡，走向“新冷战”没有出路而且极其危险。世界各国应该共同努力回应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贫富悬殊、粮食安全、经济合作、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军备控制与和平发展等重大的全球议题。

房间里的大象

用西方俗语来讲，中国已经是“房间里最大的一头大象”。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这些影响在外界看来，有些是积极的，有些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如果中国自身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换位思考，就很难理解外部世界面对中国的强大而产生的不同反应。

我们知道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有些学者讨论“东升西降”，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从数据来看，确实发生了东升西降。比如美国今天与1960年代相比，GDP实际上下降了50%，而中国则从一个比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将东升西降放在整个亚洲跟传统意义上的北美或欧洲相比，就更明显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到2030年，世界最大的五个中产阶级国家有四个在亚洲，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唯一不在亚洲的就是美国。这也说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尤其是经济版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全球化是一个重要概念，而治理又是一个比较新的、更重要的概念，治理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各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着经济波动、环境恶化、就业压力、能源安全、教育公平、养老保障、种族关系等一系列治理挑战。在国际层面，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以及核不扩散等问题要求国际社会建立强有力的全球治理机制。

在当今世界，遗憾的是，当我们面对许多只能通过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解决问题时，全球分化的趋势却在加剧。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一些美国政客所说的民主和专制的对决，而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贫富悬殊、粮食安全等议题。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崛起，如何找到一个有效机制，防止AI走向失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更多合作，而非两极对立来解决。正如许多国家不愿简单选择阵营站队，不愿回到冷战甚至卷入毁灭性的热战，作为学者，我们也应致力于摆脱陈旧的冷战思维，寻找新的研究角度、方法和语境。我们需要做大量工作，推动跨国交流，促进文化与文明的对话，而不是对抗。

许多对抗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30多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对美国乃至西方社会最大的威胁。这一判断本身导致了理念上的误区，进而助长了冲突。我不同意这种文明冲突的理论，如果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儒家文明圈对立，美国要寻求的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美国真正有远见的战略家应该深思的问题。文明冲突的误区对美国外交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也反过来说明学术理论和大学智库的重要性。许多学术问题的价值远超学术争论本身，它切实影响着我们人类社会的进程。

继续走中产扩大之路

在后疫情时代，各国产业链、供应链联系脆弱，贫富悬殊扩大，种族矛盾加剧，地缘政治冲突蔓延，金融危机风险不断，这些与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中产坍缩和空心化等困境往往互为因果。近三四十年来，西方中产在持续萎缩。美国中产占比已从“二战”后的70%下降到2021年的50%。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面临相似趋势。据美联储2023年的统计报告，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拥有的财富份额已超过全体中产阶级（收入分布第20-80分位的人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24年初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承认，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工资中位数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欧洲央行在2024年2月的报告中指出，欧洲收入最高的前5%人群长期占据社会总财富的40%以上。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正在走入中产主导的世界。50多年前，全球中产阶层不足1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4；21世纪以来，中产规模开始向20亿迈进，接近总人口的1/3。发展中地区特别是中国在其中贡献巨大。据世界银行学者的测算，2009-2020年间，全球97.6%的新增中产出现在亚太、中南美洲、中东-北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在此期间，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调整了脱贫政策以扩大中产规模。

瑞士信贷研究所的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的中产人数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中产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年后，瑞士信贷研究所报告说，按照人均收入1万到10万美元的范围，中国占全球中产人数的35%，中国中产占全国人口的34%。相比之下，美国只占全球中产人数的7%，美国中产占美国人口的31%——大大低于美国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援引的50%。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4亿多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可谓异军突起，规模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中产和全国人口中的占比都在30%左右。近几年，尽管受疫情冲击，全球和中国中产的数量都出现过短暂波动，未来受产业转型、金融风险、人口结构等影响，中国中产的数量仍然还会有波动的可能，但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或其他不可预测性事件，全球中产的发展趋势和分布就不会剧烈改变。

以共同富裕作为发展战略的中国，持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可以发挥稳定器作用，为世界和平发展筑牢基础；还可以扮演推进器角色，通过进一步扩大消费和进口，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活力。共同富裕不是要限制民营企业，而是要通过激励市场经济的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外贸）来促进中产的增长。目前就消费而言，中国中产群体的潜力还未真正释放。要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的关键不在于富人群体，而完全依赖中产社会的形成。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内经济复苏的关键。

可以说，关于中国中产最重要的辩论是围绕着其对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展开的。中国学者在论述强大的中产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相互关联时，经常引用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东方的孟子这两位古代哲学家的话。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坚称，中间阶层是平衡和稳定的力量。社会中若是没有这样一个阶层，发生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孟子也提出了类似的原则：“有恒产者有恒心。”

在此基础上，广东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陈义平提出，中产阶层有三个功能性作用：塑造市场经济的领导作用、创造社会规范的开拓作用、调和政治紧张与冲突的缓冲作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军称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为“静态稳定”，椭圆形的结构为“动态稳定”。前者看似稳定，但遇到重大危机可能会突然崩溃；后者虽然磕磕绊绊不断，却不太可能瞬间坍塌。按照唐军的乐观估计，中国迅速扩张的中产会帮助建立椭圆形结构。

中国在全球治理尤其是新能源、电商、创新驱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等领域，可以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体现中国强调新质生产力和包容性增长的深远意义。善加引导中产对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投资、低碳生活、可持续发展等的关注，有助于撬动这一群体的“经济引力中心”作用。今日之青年，大概率就是明日之中产，是一起把蛋糕做大的国际参与伙伴。无论是国内政策层面还是对外关系层面，未来中产的包容性增长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都至关重要。

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交流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机构和个人是推动各种跨文化事业的代理人或行为者；第二，符号与思想被用来促进信仰与规范的跨国交流和相互理解；第三，具有便利跨国流动的方法和工具。这三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文化的跨国力量。

按照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的说法，文化国际主义“包括把不同国家与人民连在一起的各种活动，如思想和人员交流、学术合作，或推动国家间谅解”。入江昭认为，国际关系既是国家间的关系，也是文化间的关系。因此，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包含三类探讨：“国家层面的互动、文化间的交流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入江昭来说，国际关系分析的主角不应仅限于国家和政府，也应包括思想的散播和跨国流动这些长期遭到忽视的现象。他说，在21世纪，“文化国际主义力量可能成为界定世界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里，一国的文化资源经常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得到开发的。换言之，文化传播是任何文化发展的前提。文化跨国主义经常被视为人类社会摆脱野蛮、愚昧和混乱，变得文明、科学和聪明的唯一途径。分析了中国的漫长历史后，可以看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活跃，国力就越强。唐代的文化兴盛常被中国的文化融合论者引以为证，那正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的时候。学者们说，今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国际教育交流和全球参与的又一个活跃期。一个例子是，2019年中国的国际高中超过了600所。

2020年1月26日，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不幸身亡。世界各地的球迷，包括太平洋彼岸千百万刚刚醒来就得知这一噩耗的人们为之震惊心碎。中国球迷的悲痛，以及他们对这位传奇篮球巨星由衷的热爱和崇拜特别值得注意。1月27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对科比的名字和直升机坠毁事件的搜寻超过10亿次，比搜寻量第二多的新冠病毒多了一倍以上。

中国球迷对科比的崇拜，以及他不幸去世后各地的哀悼提醒我们，美中关系不只是国与国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科比在个人层面上与中国人的互动突出了体育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双边关系恶化之时依然如此。进一步说，科比和中国人的关系和他对中国人的影响再次确认了：两个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开展文化与教育交流，可以促进相互理解和善意、传播全球规则，因而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在“脱钩”成为华盛顿对华政策讨论的主流之时，这一启示既及时又重要。

这一线相互理解的希望应激励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寻找办法，摆脱今天双边关系中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如果我们推崇多元文化，相信世界多级，我们就应该更包容而不是偏执，更开明开放而不是保守关闭，更有全球视野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马德森（Richard Madsen）在世纪之交时发表了一篇见解深刻的文章《美国想象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文章指出，美国关于中国的讨论“一直不仅是关于中国的，也是关于我们自己的”。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需要找到办法重塑它们的长期接触和交往。美国和中国应努力为两国的共同未来作出设想，对两国的自身力量培育信心，给两国的信念注入谦卑与人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李成，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