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世界里的战争、国家和社会（序言）
前言与致谢
诸多挚友与同仁或直接或间接地为本书的完成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通过深度研讨、提出建议、提供资料查询援助、审阅手稿片段等多种方式，使我对于拜占庭世界历史以及战争如何渗透于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活中的模式具备更为全面的认知。换句话说，如果在此强调个别人士而忽略众人，实属不公平之举；因此，此处并未列举他们的姓名。我希望那些具备耐心且充满兴趣（或兼而有之）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认识到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并从我的文字中获得收益。
我要衷心感谢本校系的教职员工和研究生学生，他们在各方面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考虑到他们对本书主题的兴趣有限，他们的耐心、无价的支持和专业知识显得尤为可贵，并超越了他们的自身预期。
关于音译的注释
在本研究中，所有技术性术语与标题，如[strategos]、[tourmarches]、[thema]等，均源自希腊文或拉丁文的直接翻译。在这些翻译中，或许存在着一些微小的差异：例如，本文中采用[drouggarios]而非[droungarios]，尽管该词并不属于拉丁语或希腊语。然而，为避免本文过于复杂，希腊人通常会省略元音字母。因此，本文未采用[tourmarches]或[strategos]等术语，以免导致人物与地点名称稍有问题。对于那些广为人知且标准化的英语对应词，如君士坦丁或君士坦丁堡将予以保留；否则，在文献来源中部分地采用希腊语形式则是更为恰当的选择。因此，尽管该规则在巴尔干地区不适用（因其常见于拉丁语和希腊语形式），但我仍将使用[Kaisareia]来替代[Caesarea]；针对行政名称的地区或行省称呼，采纳希腊语表达；而对于一般地区，则使用拉丁语或英语称谓。例如，拜占庭的[kleisourachia]或[thema]将被称作[Kappadokia]；不过，整个区域仍以[Cappadocia]指代。
“拜占庭帝国”一词，指的是从“罗马晚期”结束（从六世纪开始）到十五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其地理范围包括地中海的东部、中部和巴尔干地区）。在此期间，一种独特的东罗马政治形态出现了，其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承认了“希腊东部”和“拉丁西部”之间的文化分歧。时间上的定义包含了这一演变，直到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法提赫”穆罕默德二世之手。尽管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仍有明显的结构连续性因素证明了这种广泛的时间分类是合理的。所以，“拜占庭”应被理解为一个便于使用的标签，作为“中世纪东罗马”的简称。拜占庭人称自己为罗马人（Romaioi），这个词包含了他们作为正教基督徒和神选之人的身份——自基督降临以来，他们在神的眼中继承了犹太人的地位，并自诩为神所保护和引导的世界帝国的继任者。从中世纪的角度看，现代历史学家对拜占庭的历史阶段划分缺乏实际价值；即使从现代的专业历史学家视角来观察，罗马晚期（直至六世纪末）与拜占庭（自七世纪初开始）之间的差异掩盖了两者之间那显著的连续性，其中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1】
对拜占庭历史文化的兴趣可追溯至十五至十六世纪，当时奥斯曼帝国扩张日盛，中西欧政治宗教领袖为了应对其攻势，需要深入了解吞并地区的历史。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西欧兴起了所谓“现代”的拜占庭研究方向。相较于过去学者，这些研究更加严谨，并深受来源批判及分析方法影响。这些研究根植于古典晚期古代史、语言学等领域，并由人们对欧洲历史和近东历史再度产生好奇心驱使，尤其关注东方教会与希腊民族的命运。【2】
迄今为止，尽管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这一领域在多个方面仍然面临着限制。这些限制的部分原因，可以归于原始资料的复杂性和稀缺性所带来的挑战。尽管关于战斗和战役的叙述颇为丰富，但这些资料的解读和分析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外，这种局限源于查尔斯·欧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的著作——中世界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等早期作品中的浪漫化描绘。在这些作品中，拜占庭人被描绘成面对无法逾越的战略环境的高贵受害者，同时不知疲倦地保护着他们被围困的帝国（被视为基督教和古典文化的堡垒），抵御来自野蛮人或非信徒组成的浪潮。从特定程度上说，这可能有点夸大了历史学家所阐述观点和论述。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在其开创性的著作——政治史领域中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中认为，帝国的长寿主要归因于地缘政治因素，而非单纯的军事原因。尽管德尔布吕克在论述拜占庭战争与军事组织时仅用了12页的篇幅，关于拜占庭四面楚歌的堡垒形象，仍深刻地影响着部分的流行历史叙事。事实上，此类叙事灵感源于拜占庭人自身的观点。
当代关于拜占庭社会、军事力量和战争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很少，尤其是用英语进行的研究。虽然我们已经提及欧曼和德尔布吕克的著作（后者以1923年在柏林出版的第二版为基础，并有现代英语译本），【3】但这些著作主要涵盖军事组织和战术方面。在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的法语著作——中世纪欧洲与中东的军事艺术（L’Art militaire et les armées au moyen age en Europe et dans le Proche Orient）中包含了一个章节，专门探讨拜占庭的军队（巴黎，1946年）。尽管其中的一些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价值，但整体来说已经显得陈旧过时。在研究拜占庭和中世纪历史的学术领域，许多的作者都会涉及拜占庭时期的军队。但其中的许多描述并不准确，往往基于对拜占庭社会和国家组织的过于简化的认识，即使没有刻意浪漫化，也呈现出一种过度理想化的描绘。【4】相较而言，现代作品更为可靠且基于最新研究，但也仅是捎顺带地（en passant）对军队进行讨论，并未深入探讨社会与国家等方面。【5】
专门研究军事的作品并不多见：在过去二十年里，学术界对拜占庭军事管理、武器与技术、战略考量以及军队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所涵盖的主题及其相互关联，在本卷参考书目中有详尽列举和介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调查东罗马帝国军事发展历程（特别是从六世纪晚期开始），或者在更广泛背景下全面调查军队、社会和战争之间的相互作用。【6】
最近出版了两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专著：马克·巴图西斯（Mark Bartusis）在1992年对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中期的拜占庭军队历史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然而，这一主题在上述文献中或多或少被完全忽视。同时，沃伦·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涵盖从三世纪到十一世纪时期的书籍，探讨了罗马晚期和拜占庭军事组织各个方面，尤其是战术结构、薪酬以及人员编制等技术问题。【7】尽管原本这两本书应填补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在可获取材料方面的空白，但特里高德的研究仅关注技术问题，未将军队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纳入考虑范围；巴图西斯的研究建立在众多假设之上，旨在推断出起始点之前的发展趋势，几乎未涉及对事件本身发生过程的讨论。
目前，只有一位学者试图以专著的形式，将军队与拜占庭国家和社会的日常政治联系起来。沃尔特·凯吉（Walter E.Kaegi）在1981年发表了关于拜占庭军事动乱的研究，他探究了拜占庭时期军事干预政治的历史，审视了从五世纪至九世纪各个时期军队的叛乱与兵变，并将这些事件与士兵的服役条件以及帝国内部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联系起来。此外，他还探讨了东罗马帝国与邻国之间错综复杂且相互影响的关系网。尽管面临一些批评，这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显著提升了对拜占庭军队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的研究的知名度。【8】
因此，关于战争和军事需求对拜占庭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仍然有许多尚待发掘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帝国广大普通臣民经历的相关领域。【9】这本简洁而深入的专著旨在将一系列复杂问题置于历史背景中阐述，不追求找到所有答案或说服每位读者接受我们提出的答案。然而，我们希望在本书结尾能够清晰地阐明这些问题，并概括拜占庭社会及其军事组织之间关系以及战争对两者产生的影响。
士兵不仅仅是个人，他们还与整个社会有着紧密联系。与此同时，军队作为国家权威力量的象征，在与“公民社会”和其他政府机构之间建立联系时也面临着复杂而微妙的挑战。当纯粹的军事角色（尽管这在每种特定文化中都可能有不同定义）成为社会舆论、忠诚和传统所关注的焦点时，军队就必须应对复杂而紧张的局势。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军队在国家和社会中扮演角色时涉及哪些结构性问题来寻找解答。例如，在政治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其又处于怎样一种权力格局中？此外，我们还需考虑国家如何招募、支付、装备并供给士兵，并思考他们所属群体或阶级。实际上，在展开讨论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正在谈论对象目前所处情形。即便是使用通俗易懂且符合学术标准语言环境下，“士兵”这个词汇也随环境变化而带有多重含义。
这些议题都与规范作用和行为问题密切相关：在东罗马或拜占庭社会中，各种地位和职能的士兵在观念、应对方式以及战争和平时期的反应方面有什么不同？战斗地点又如何影响士兵们？对于远离受影响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是否持有不同观点？此外，不同类型的士兵在国家和民间社会中享有何种法律地位？这将如何影响人们对士兵和战争的认识？政治意识形态如何融入士兵计划中？早期基督教暴力观念对拜占庭后期态度产生了多大影响？士兵们如何运用该意识体系，谁从中受益？军官、战士、后勤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社会出身变迁是否导致了认知上的差异？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回答这些问题也相当困难。由于没有关于拜占庭世界的文献和其他证据，解决这些问题更加难了。考虑到那个地区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或者几乎不识字，所以我们必须从大量与主题无关的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和见解。
在战争技术领域，我会深入研究各种问题，比如围攻技巧、管理战略和战术等。同时也不会忽视任何一支军队都会面临的难题，像是坐骑、驮畜和物资运输这些后勤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第一组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各种形式的剩余财富榨取直接影响着生产人口、国家行政机构和帝国政治结构，在物质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都有所体现。
在现存的编年史和史学文献中，广泛记载了涉及战争与战役的相关信息及详细描述。这些信息的来源包括亲历者、与亲历者有过交流的人群，以及接触过亲历者并将其所述情况传播开来的人。此外，关于军事管理和组织的诸多证据亦为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拜占庭国家的行政结构得以通过铅印文献得以丰富展现：自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几乎所有官员（即便是一些地位较低的官员）皆使用铅质印章，在官方文件或书信上加盖姓名、头衔及级别。九至十世纪期间，还制定了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优先级名单，以确保皇家接待仪式中座位的安排次序，并对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详尽阐述。同时，在阿拉伯地理学家对拜占庭帝国进行描绘时，我们获取了有关军队的重要信息。这些论述包含了陆地与海上的战争、军事与海军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贯穿了自六世纪至十一世纪的不同年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类证据都可能受到了可靠性、信息来源以及相关问题的影响，尤其是与之前提到的那组资料（特指阿拉伯地理学家）相关联。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进行适当的处理。而在后一种传统中，还包括了六世纪中后期更为重要两部的著作：一篇关于战略的匿名论著以及莫里斯皇帝（582-602）的著作——将军策略（Strategikon），虽然这很可能是由他的将军所撰写；一篇来自九世纪末和十世纪的著作——战术准则（Tactica），其归属于利奥六世（886-912）；在十世纪中期，出现了一篇名为战术总集汇编（Sylloge taktikon）的论著；在950年代（或960年代），福卡斯家族的尼基弗罗斯二世（963-969）及其亲密伙伴编写了一部有关“前哨袭扰”或游击战术的专著；一本关于战役组织方面的匿名专著，可以追溯至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969-976）或巴西尔二世（976-1025）的统治时期；此外，还有尼基弗罗斯二世的著作——军事行为准则（Praecepta milita）以及巴西尔二世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将军尼基弗罗斯·乌拉诺斯（Nikephros Ouranos）的《战术准则》。毫无疑问，诸多文献深入探讨了围攻武器以及投射设备的诸多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世纪中期，拜占庭的英杰们撰写了一部内容丰富、全面且专注于海上作战技巧的专业著作。尽管这些文献中所提供的技术信息存在争议，但其中仍包含有关于军事远征的指南。
这些文献（还有其他没提到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的作者经常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那里借鉴（比如埃涅阿斯、阿里安、波利比乌斯等），这些古代作家编写的资料对于他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始文献中，技术细节往往容易被误解或混淆，这可能导致人们对拜占庭著作可靠性产生质疑。【10】尽管存在例外，但自十一世纪以后，该特定类型的文献已不复存在。然而，蒙费拉特侯爵狄奥多罗斯·帕莱奥洛戈斯（他是安德罗尼科斯二世与蒙费拉特约兰特·伊里妮之次子）所著之书堪称这一典范：原文以希腊文撰写，后在1320年代被译成拉丁语与法语，并命名为——对领主进行战争和统治事务的教导与指令（Enseignemens et ordenances pour un seigneur qui a des guerres et grans gouvernemens a faire）。但该著作主要关注西方传统，但对东方战争的具体观点提供的内容相对较少。
此外，书面资料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包括神学著作、教会要员或僧侣的信件以及各类记录。这些文献在战争、战斗、士兵的角色和地位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些资料可能并不完全代表拜占庭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普遍观点。幸运的是，圣徒传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描绘了圣徒的生活），为研究者提供了平衡的视角。因此，在探索拜占庭历史时，这些珍贵的资料显得尤为重要，其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特别是在六至十世纪间，圣徒言行录以及相关著作成为了极其重要且具有原创性的资料来源，反映了当时的流行观点和非官方态度。相比之下，历史书籍和编年志则呈现出一种封闭性特点，历史学家通常通过圣徒的生平事迹和奇迹来揭示拜占庭社会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献存在潜在的风险，因为它们倾向于以理想化的方式描绘主角或重要人物，并传递特定的价值观，作者或编辑经常将强烈的解释性元素融入其中。作为广泛适用于个人和团体阅读的文学类型，圣歌在教堂或修道院中被广泛传唱，供大众聆听。因此，在利用这些文献时，我们应谨慎对待，并将其视为探寻历史问题时具有极高价值的参考工具。【11】
当然，考古学证据在我们理解拜占庭的防御工事和防御技术等方面至关重要。【12】然而，与在西方军事技术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相比，拜占庭武器和防御军事装备在历史和演变方面的追踪作用显得微不足道。尽管从西部、巴尔干以及东部边境地区找到了足够多晚期罗马时代的材料，能为本书所涉及时期开始时的情形提供一些认识，但这与四世纪和五世纪之前的罗马军队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13】
导致这一不幸现象的原因众多，特别是在六世纪之后。关键因素之一是挖掘现场出土的文物常被误认为属于其他文化，或在发掘过程中意外受损。此外，战场遗址和拜占庭式战士墓地的稀缺性也是问题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小亚细亚或巴尔干半岛南部几乎找不到明确归类为六世纪之后“拜占庭式”的军事文物，包括剑、刀片、箭头、盾牌、搭扣、盔甲或头盔等。因此，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可靠性较低的文学描述来重建拜占庭的武器技术。然而，这些描述往往存在缺陷和问题，而且插图通常具有风格化和原型化的特点，例如手稿、壁画、马赛克和浮雕等媒介。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个人武器和盔甲主题的专著，但该书仅对考古文献进行了基础性的参考。【14】
正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拜占庭军事装备和探讨拜占庭社会与战争关系时，学者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获取相关资料来源。然而，由于拜占庭人对待战争和作战态度存在差异，使得后一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教会和帝国认可的“官方”观点与士兵、普通农民、商人或市民等群体持有实质性差异。此外，更重要的是拜占庭人对战争态度所依据的理由比通常认为的更加复杂，并且人们往往对这种复杂态度存在误解。因此，在研究拜占庭军事装备和探讨拜占庭社会与战争关系时，我们需要使用更严谨、稳重、理性和官方的语言风格来准确表达相关观点和论证。最近，一位评论家在评论十字军东征之时就曾写道：“对于拜占庭帝国的希腊正教，战争总是被视为非基督教的……拜占庭人更喜欢在战争中使用雇佣军，而不是让希腊基督徒自己作战。”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将在下文的第一章中得到明显展示。【15】
拜占庭人自诩不凡，秉持着事物应有序列的观念。皇帝与社会文化精英在他们的著作中深入阐述了一种政治道德观念，这一观念紧密地融合了拜占庭世界观的两个核心方面。他们坚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审视自身，并通过展示其正确性来证实他们的政治主张，即他们是罗马帝国的正宗传承者。在拜占庭人的理念中，他们自视为罗马帝国正宗的继承者，这一观念在八世纪后期得到了西欧的绝大多数民族的认同。这同野蛮人或非信仰者的混乱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一种普遍的共识逐渐形成，即拜占庭人似乎并不热衷于战争，并尽力避免战争的发生；他们甚至可能向被视为敌人的势力支付“贡品”。统治者们会更倾向于运用工艺品、情报、策略和贿赂等手段，而非采取军事对抗或任何形式的战斗，始终保持谨慎行动的态度，即使在参与战争时也是如此。
尽管上述观点似乎是合理的，但拜占庭态度的形成不仅源于基督教信仰和对战争、暴力的厌恶，还与历史上拜占庭士兵、军官和政府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嗜血、好斗和无情等因素有关。宗教信仰和动机是这种和平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原因之一，但真正决定其在拜占庭视角中扮演核心地位的是帝国所处的战略局势。这一局势吸引了外部观察者（如十世纪教宗使节克雷莫纳的柳德普兰）关注评价，并非由于其他原因（比如嫉妒）。【16】拜占庭战争观念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关系性质错综复杂，因此需要更准确地把握理论表达，以深入探究战争在拜占庭思想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范围，包括从普通士兵到将军甚至皇帝本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性质，我们需要对拜占庭战争观念与实际需求进行深入探究，并分析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经过数个世纪的演变，从四至五世纪到七至八世纪，基督教-罗马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规模庞大的行政机器。在这个时期，皇帝被视为神圣的代表并处于最高地位，其周边围绕着宫廷成员和各种仆人，而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帝国政府与行政的核心。直到七世纪中期，禁卫总务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被委派负责民事和财政的管理职能，其所负责的禁卫总长辖区（praefectura praetorio）成为国家最为庞大的行政单位；“禁卫总长辖区”进一步划分为数个内政管区（dioecesae），这一举措主要出于财政方面的多种考量；这些“内政管区”再细分为数量不等的行省辖区（provinciae），即负责财务和司法的领土单位。而这些“行省辖区”又会进一步划分为自治的邦国城市（civitates/poleis），每个城市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独立的领土疆域（territorium）或陆域腹地（根据地理、人口和其他因素，这些领土或腹地可能广泛也可能有限）。【17】
在罗马世界的经济体系中，教会及其神学体系占据核心地位。自四世纪末以来，基督教不仅成为罗马国家的官方宗教，而且可能已经成为帝国内大多数人的信仰。教会是主要土地所有者之一，并在帝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其对罗马世界的道德和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指导了帝国的宗教政策。由于皇帝被视为神所选拔的合法君主（尽管这个定义有时存在争议），他们必须捍卫基督正教并维护罗马家园世界（oikoumene）的利益。因此，在牵涉到神学分歧时，皇帝们常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异端行为实际上被视为对国家的背叛，而反对正统皇帝可能被视为异端。帝国在罗马晚期建立了一个复杂而精确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根植于一系列相互交织的社会结构和地区社群之上。需要强调的是，在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中部和南部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国家、教会以及复杂的行政结构发挥了统一力量的作用，但其基本结构都由相同社会生产关系组成：帝国在整个地中海中部、东部和巴尔干半岛以类似方式进行着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宗教差异、地区经济状况、帝国政治以及国家因行政机构（尤其是军队）需求而对纳税人造成的负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
这是一个变化多端、时而不稳定的社会：在七世纪至十一世纪期间，我们可以观察到逐渐崭露头角的政治精英群体。他们与国家和军队紧密联系，并逐渐成为真正的贵族阶层。随着历史发展，农民生产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多样化，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以君士坦丁堡的“权力精英”为代表的拜占庭帝国，在依赖社会精英阶层等方面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因此，拜占庭帝国中人际关系呈现出极大动态性，并受到军队、国家军事管理结构、士兵和战争等因素影响。
战争在社会和政治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对组织施加约束、影响社会经济、引发辩论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带来痛苦，但在许多历史背景下，仍是技术创新和社会政治变革的强力催化剂。【18】尽管曾有人支持战争是人类进化所必需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认为暴力和侵略本身就是人类生物遗传中的固有元素。【19】另一方面，这无疑彰显了战争及其相关因素在任何文化历史中的重要性，而拜占庭帝国也不例外。实际上，与大多数国家相似，拜占庭国家的历史同样是关于其自卫和组织战争能力成功之路的记录，因为军事机构在社会关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并牵涉到中央政府如何获取和重新分配可用资源（无论是农产品还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农业和贸易税收）。在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这些方面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时的狄奥克列颠皇帝（284-305）和君士坦丁一世（312-337）对行政和军事进行了重组，导致军事化的等级和头衔开始授予国家机构和财政机构的民事官员，并使军事词汇渗透到政府的日常实践和用语中。【20】在七世纪之前，这一现象并不明显。然而，其从那时起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时，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大幅缩减，迫使他们为了生存而奋斗，并在与一系列外部敌人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军事组织和发动战争的能力，与国家权力范围及性质密切相关。政府垄断强制力对于中央政权控制所需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军队及其成员在国家运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深入了解这些角色，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特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方式的重要信息。同时，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和社会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结构对于决定士兵和军队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国家如何维护他们具有至关重要作用。在本文中，“国家”的定义是指拥有行使政治权力、行政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政治实体，在统一领土上能长期稳定存在。【21】国家将创建一套独立于一般社会实践之外的组织构造（例如财政和军事），以塑造其所特有的话语体系和角色。由此，国家设立了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包括民事、司法以及军事等行政层级或群体。这些机构的生存与运转，只有通过持续掌控和分配剩余财富，并推动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持久维系才能实现。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关系对国家的自身存续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维护军队的角度出发，国家需要确保资源适当分配或再分配，以限制中央权力范围并提高外交政策效率。然而，在行使权力和权威方面，国家可能处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对中央集权模式下的统治者及其行政机构实施监督；另一方面是将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内分散化处理，并通过独立精英阶层（通常以贵族阶层或巨头集团形式出现）来管理和控制。这一问题导致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困境，并带来风险，即帝国可能失去对生存所需资源有效掌控。在东罗马帝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特征表现尤为显著。
在罗马晚期至拜占庭帝国时期，尽管国家始终名义上控制着财政资源，但在七至十五世纪间出现了权力从一极到另一极的转移。在七至八世纪，国家似乎能够有效地掌握其财政基础和整个帝国的资源；然而，随着新的社会政治精英在九至十一世纪崛起并变得更加活跃和自我意识，政治实体必须认识到现实社会中权力要素的存在，并将这些要素视为构成替代焦点以及对资源需求的经济与政治权威。因此，在结构性角度上解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到了十世纪初期，几乎所有的统治阶层成员都是由精英组成的，并往往作为地主家族的代表。然而，这个难题在一个巨头家族夺取国家权力后得以暂时化解——家族首领阿莱克西奥斯一世通过分配关键职位、建立婚姻联盟等手段稳定局势，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使其有利于长期的内外战略，并强调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与控制。然而，这种王朝政治（包括帝国与西方贵族结成类似政治联盟）最终走向了崩溃。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帕莱奥洛戈斯王朝成功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永久的家族统治，标志着纯粹的世袭和王朝继承取得胜利。皇帝将权力和资源永久地分配给其他贵族成员，导致帝国的政治权力逐渐分裂和分散。尽管帝国的行政机构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但高效的官僚机构已被一种阴暗势力所取代，政府支付开销日益无力；由于维持军事力量费用昂贵，帝国难以捍卫领土或内部政策，私人势力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拜占庭帝国的权力最终被掩盖了，不仅因为邻国对其有强大影响，还因为境内存在巨大势力。这在十四世纪充满冲突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在这一情形之下，帝国难以为继，甚至只能依靠君士坦丁堡几乎坚不可摧的城墙熬过十五世纪的前五十年。
在东罗马世界中，军事组织和战争态度为其历史初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解释了罗马残余国家在中世纪晚期存留下来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拜占庭的军事组织和战争的物理、社会、经济背景；士兵与军队在社会中的角色；行政和后勤结构对其支持和作用；国家在军事和非军事方面相互影响；以及拜占庭世界的战争技术等领域。尽管无法详细介绍帝国敌人军队组织情况（需要单独探讨），但仍需意识到武器和战术总是直接受到敌人影响。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本书并未涉及其他学者已讨论过的帝国敌人或盟友（如阿拉伯人或法兰克人）的军事结构和战争问题。尽管未来需要更广泛地探讨辩论学对于拜占庭社会和国家形态的影响，【22】然而，我仍希望从一个稍有差异的视角，对拜占庭帝国及其全社会历史的深度解析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