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文章是视频介绍的深度拓展。所以，在难度上会比视频要大得多，涉及的知识面也会更广。如果觉得较难理解，可以尝试用视频作为一个“切口”来提供阅读的“入口”。

关于生产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引文来开始：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致约 ·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整个历史的实在（进程），是以生产为其决定因素的。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生产成为了人进入社会，以便能实现（实在化）自身的唯一途径：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

这里所谓的“人口的增长”是对人形成交往—关系的，自然因素的社会化引入；在这个引入中，个人被显现的过程是以生产→交往来实现的。

尽管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第一次生产”的时候，不得已需要一个“自然增长”的先有性。但随后交往与生产的辩证论述，在认知上就是为了强调这个自然的先有性，只是作为“参数”被引入了社会进程之中。

用恩格斯的视域就是，一旦人类的自然增长成为一种可以显现“人类增长”的社会实在，那么这种自然增长的唯一动力，就必然只能是——生产[1]。

所以，一切生产的决定性，都是以实现生产人类自身为其根本宗旨的：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
——同上

马克思所谓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在社会实在之中，就是那个产生一切交往（活动）的生产。

从事具体生产的主体——或者说能够生产的主体，必须是“人们”，也就是必须是生产活动本身的现象，才能构成为一个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实在的——人——即我们日常所谓的“社会人”。

很好，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分析，必然从生产入手的原因。

说到底，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社会的根本演进——也就是历史——之所以能实在，从头到尾都是生产的结果。

到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引入认知溯源和历史溯源的问题。

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分析生产的逻辑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又强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性”。

这种阐述方式是与自然增长和生产的关系构建是“同构”的。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通过对“关系—交往”的发现，而确定了生产的存在，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认知溯源。

随后，发现“生产”的节点，在一种历史哲学理念的催动下，开始为这个发现生产的节点，构建一个线性的“演化”线索——历史溯源。

我们在概述（1）中已经探讨过生产力是如何从人力中被“剥离出来的”，在这个剥离中，人力才从一种抽象，落实为一种社会实在。

所以，生产力作为一种动力标注，虽然在先有性上“决定”了生产关系，但这个决定纯粹是优先性的、被动的的要素论，真正在“社会演化—历史进程”层面决定“生产运动”的只能是——生产关系：

1.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切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的表面上的“技术”关系。
2.据前所述，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因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从根本上——不是一般地不加区别地，而是在特定的形式下——决定了一切发生于物质生产本身当中的表面上的“技术”关系。
……
此前我们曾把生产方式定义[为]“一种改造大自然的方式”。我们发现，这种“改造”就是在生产关系的制约下运用生产力。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阿尔都塞对什么是“生产方式”的解释里，所谓的“在生产关系的制约下运用生产力”，说的就是生产关系是对生产力的“实现”。

在这里存在和实在的，观念论的认知模式发挥了根本的作用；生产力在认知的范式上，显然扮演的就是谢林的存在者的角色，对它（非存在性[2]）的把握除了通过作为实在的生产关系的掌握，在一种“唯物主义实在论”的视域下，便没有了其他任何实践的路线。

所以，一切所谓面向统治阶级的斗争，从来都不可能仅仅是“占有全部的生产力”，而是“以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占有全部的生产力：

因此，首先作出的这点澄清迫使我们把作为政治性阶级斗争目标的国家政权（对国家政权的保持或夺取）与国家机器区分开来。
我们都知道，国家机器是可以历经事变而幸存的，就像19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830年、1848年）、政变（12月2日和1968年6月）、制度的崩溃（1870年帝国的垮台、1940年第三共和的垮台）、小资产阶级的上台（1890—1896年的法国）等等所证明的那样，它们都没有触动或改变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在经历了影响国家政权归属的政治事件之后，仍然可以不变地存在下去。
甚至经历了像1917年那样的社会革命之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大部分国家机器仍然不变地保存了下来。列宁一再重申了这个事实，并且直到去世，他仍然对这一点忧心忡忡。
——同上

我们可以把“占有国家政权”理解为通过占有已有的生产关系，达到占有生产力的目的。

可这个过程用阿尔都塞的话是“国家机器是可以经历事变而存在的”，如果社会革命仅仅是占有国家政权—生产力，那么作为一种国家机器（而不是国家政权）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被替代。

于是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从来都不可能是通过“暴力的胜利”而得到胜利的，当马克思主义运动要“砸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最大的困惑反而是——到底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还记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它们构成了我们今后要称作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东西。“镇压性”是指最终会在明确而严格的意义上（直接或非直接地，合法或“非法”地）使用肉体的暴力（说“最终”，是因为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极为多样化的、甚至非常隐蔽的非肉体的镇压形式）。
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插图]）呢？为了给出关于它们的一个初步观念，现将它们暂时罗列如下：
1.学校机器
2.家庭机器
3.宗教机器
4.政治机器
6.工会机器
6.传播机器
7.出版—发行机器
8.文化机器
这是暂时的清单，因为一方面它还不全面……
——同上

阿尔都塞的这段罗列，标明了两个问题：

1，国家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最起码在诞生之初就是资本主义的。

2，社会组织的国家机器化，在国家的资本主义演化史中，都是资本主义化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再度回来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 的。’.....”
……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列宁《国家与革命》

消灭国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一直是反抗资本主义的“标准模式”。

但在概述（1）中，我们已经清楚的说明了，在现代化的演化中，已经越来越难以实施的原因。

阿尔都塞的罗列，把这个问题又更具体的暴露了出来：如果国家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体系已经囊括了几乎社会的所有层面，那么所谓替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该如何实施？

阿尔都塞的回答是，将生产关系的体系实在化为国家人格的一种活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AIE），并通过对AIE的“夺取”，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仅仅摧毁镇压性机器还不够，还必须摧毁并更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须刻不容缓地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要不然，危及的是革命自身的未来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在这个论述中，也许你的第一个感触并不是“夺取”，摧毁并更换更清楚的陈述似乎是一种“消灭”，但随后阿尔都塞对这个“摧毁并更换”过程的补充，才是关键：

要建立新的AIE，不存在先天的、事先完全准备好的计划和路线；这是一件每时每刻都要做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一项包含巨大风险的漫长实验，必须投入全部智慧、想象和政治忠诚；这是一场不容丝毫懈怠的漫长斗争，是一场不能只靠有限的行政手段，而要靠深入细节的智慧，靠教育、说服和耐心的解释才能完成的斗争；
——同上

摧毁并更换其实是一个“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而这个目标的所有实践，从头到尾都只是一种“夺取”，而这个夺取，在所有的政治斗争的实践历史中，甚至连“占有”都显得力不从心：

甚至在社会主义（形式上的官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表面下，不会是旧的意识形态得以维持原状、进行自我再生产并导致那种极端危险的后果——即旧的意识形态完全钻入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或政治关系的种种缝隙中——呢？
如此一来，苏维埃会怎么样？工会会怎么样？无产阶级学校系统会怎么样？
当列宁如此经常地暗示，并且是以悲剧性的郑重警告的词语，暗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残余”的危险，暗示“传统”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沉重负担时，他确实早就已经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小生产”的残余和复活而得到了再生产。
——同上

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历史中，之所以曾经高度的泛化和纲领化，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它可能的认知溯源。

阿尔都塞的类似陈述，其实暗示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有些让人绝望的危机，那就是即便在刚刚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政权的“夺取”而不是消灭阶段，甚至这个夺取阶段仅仅还在“占有国家政权”的初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关系”而不是“权力”的政治属性，就已经具备了装配对其产生挑战的一切——权力夺取。

占有全部的生产力，以及夺取统治这些生产力的强权，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几乎毫无伤害；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家不过是资本主义规划统治关系的“占位符”。从生产力的角度，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本不在乎生产什么，而只在乎生产本身。

一切的财富都必须被投入再生产，而不是任何所谓的“积累财富”。对前资本主义财富的一切货币化政策（积累资金）的实践，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资本家，而是为了满足——生产：

经济活动的目的(与作为农业自然经济的边缘形式和零散形式的前现代市场不同)并不是交换双方所需的物资。而在积极推进形式上平等的交换关系的背后是“美妙机器”在非理性地以自身为目的，即不停地积累资金(经济价值，“抽象劳动”的份额)。
——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

从这点出发，我们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对银行利率的调整，最关键的政策就是尽其所能的避免一切生产和（促使再生产的）消费之外的积累。

一切寄希望于“财富积累”的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的伦理构建上都是“恶”的，不能投入再生产（而不是生产什么）的“富人”，就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进行清洗的对象。

所以，当阿尔都塞试图通过“夺取”国家机器意识形态（AIE）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摧毁与更替，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服务于任何具体的生产关系。

在现代化的进步史观无情的催促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唯一关心的就是生产是否最大化—增长的还在继续？

于是，形而上学的资本主义，落实到实际的政治原则之上，它只可能有一个宗旨：

无尽的生产

我们必须明白，无尽的生产落实到社会实践之中，只能通过生产的无尽的增长[3]，才能够实在。

这也是一切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

经济停滞，就意味着“无尽生产”（而不是生产）的停滞，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过剩”是为它的宗旨服务的，所以解决危机的手段，从来不是“消除过剩”，而是重新制造足够满足增长的——需求。

这里我们要特别小心，资本主义的生产增长是“无对象”的。

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根本不会受制于增长的“物质界限”，在这点上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就显示出了独特的价值[4]。

一方面，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清楚的看到了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破坏性控制。

在这个控制中，帝国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它破坏了贸易、商品输出，自由竞争，带来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垄断。

这个垄断对列宁来说如此重要，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垄断一定会带来资本与生产的全面脱节。

用他的话就是“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生产……为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在这里列宁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陈述与阿尔都塞的视域产生了认知上的“重叠”。

显然，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和生产的关系建立在“生产内容（对象）”之上，而实际上资本主义和生产的绑定，仅仅建立在生产的实现——也就是无限的生产之上。

于是进入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尽管重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产”，但对最大化生产（而不是生产什么）的服从，使资本主义生产在旧帝国的生产关系的破坏之上，诞生了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消费主义社会[5][6]。

所以，当阿尔都塞和列宁认为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某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就能消灭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资本主义的本质很可能根本不建立在任何具体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之上；就像我们在概述（1）中一再强调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同构一般，资本主义再一次将自己置入了一种定义的递归之上：

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

现在我们手上有两个论述的视域：

1，生产决定历史的进程

2，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

如果我们用这两个视域来考察资本主义内部的运作机制，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论：

1，作为历史进程的一环，资本主义必然是生产的。

2，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服务于内部关系结构的需求。

3，但因为资本主义内部关系结构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

4，最终，资本主义满足自身的所有生产，就是——生产→生产关系。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N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所有的物的生产，都只是对这种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流通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以及国民经济的每一种对象化形式)“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种客观性只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自我客体化；这种规律性只有在造成这一规律性并重又受这一规律性制约的那个历史环境内才有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在这里阐述的马克思的所谓“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一种以物为媒介”的构造上，就只能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非常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并且为这种关系在社会内部的实在做出了一个条件化的定义——阶级意识：

因此，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的。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从直接既定的、历史的现实中推论出来，而在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就是这一直接的历史现实本身。
——同上

阶级意识在这里与工业生产做出了某种辩证捆绑。

当资本对自身的工业生产只能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扩大化，那么一切“生产物”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效用，就只能是“是否扩大了资本主义内部关系的存在”。

阶级意识之所以只有在资本主义时期，才是“直接的历史现实”，正是因为一切阶级形态的生产，都明确的服务与生产关系的深化。

只有这种生产关系得到深化的生产，才能够满足资本主义的本质。

这也是为什么工业化生产，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构建“生态关系”的思路：

对“自然”的事物，首先是用“用在(上手)”的形式，确切地说，使其成为人类生态系(这与一般的动植物生态系不同，是由生产活动这样积极的因素来规定编制构造，将工业视为编制的轴心)的内在契机的形式，因此，以由于人的活动而“被改变”的“被历史化的自然”的形式，来进行观察。
——广松涉《物象化论构图》

所谓“用在”也就是上手的方式，其实就是社会实践的技术表达，这一陈述借用了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线索。

用在物象化[7]自身的进程，从来不是产生一个“机械的物”，所有的产出都是对自然的历史化[8]；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这种历史化就是人类的演化史，那么在资本主义之前，这种历史化都是被动的，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对自然的历史化的占有，才成为了一种自觉。

于是，现代工业化的所有使命，就是最大限度（自觉）的占有对自然的历史化进程。

所以，物象化—物化的所有历史使命并不是一种教条的、静态的“客体—物”的生产，而是对自然存在的“要素”通过工业化（历史化）过程，来达到其社会—关系的实在性。

一切实在性，一切工业生产物的实在性，只有作为一种“关系的物化[9]”，才能够实现作为生产物的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内部会不停的出现“分化”的原因。

从16世纪开始，阶级意识或者说最初的生产关系，之所以生产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为了深化这两个最根本的阶级属性的效用。

就像我们在概述（1）中所论证的，阶级作为一个从等级组织中被生产出来的“关系的物化”，它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关系中，才能成为“关系的实在[10]”，也就是——意识形态：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实践能独自生产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存在“自发的”意识形态，虽然为了表达上的方便，为了方便证明某个有限的观点，我们可能要用到“自发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在我们所讨论的情况中，这些次级意识形态是由一些复杂原因的汇合而得以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我们所说的实践，还出现了其他外部意识形态和其他外部实践的后果，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后果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在这里，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业化生产意识形态的手段。

而这种生产之所以也是工业化的根本追求，就是因为一切意识形态的生产，都是生产——也就是关系物化——的第一步。

而一切关系被物化——确定化的社会实践，必须是作为现实化关系的，关系物的——不可调和。

在资本主义中，这种不可调和的关系物，被称作商品。

一切商品进入社会流通的目的从来不是满足“使用”，而是激发更多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化——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化分工：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商品的生产就发生在马克思所谓的“第二个事实”之中。

尽管已经有些啰嗦，我还是需要强调马克思这些陈述中的，认知溯源而不是历史溯源的属性。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不过是阶级史观的史前史；这样的一个所谓生产，从来都是前置公理性的，不存在任何非设定的效用[11]。

所以商品生产就是一种跳出“物质生活”本身的——对新需求的生产。

商品在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唯一效用就是“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

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中，对商品的消费——而不是对物的使用——一定会带来再生产（增殖）的原因。

那么剩下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生产出什么样的商品，才能是对“另外一些人（非物质生活）的增殖”？

答案早已经在我们推演中呼之欲出了，那就是：

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一切非物质生活的，人→类的增殖生产——也就是——生产关系的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一切商品，都必须是意识形态的物化，为了满足最大限度的生产→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不停的通过意识形态的生产，将自己推入到旧有生产关系的，不可调和的危机之中，逼迫旧有生产关系在新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分化）中，增殖出另外一些人（阶级形态）的——新的生产关系。

这就是罗廷格在维尔诺的《诸众的语法中》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永恒革命性[12]。

一切所谓的旧有生产关系的危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关系的根本追求，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因此从来不会拒绝任何生产关系的进步式更替，只要生产关系仍然是一种社会实在的决定要素，那么资本主义的最核心的精神，几乎就无法被替代……。

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一切的不可调和都是资本主义分化—增殖生产关系的——根本需求。

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生产之中，最根本的，能够通过现代—工业的商品化来达到最大限度传播的生产，同时也是工业化能够得到最大限度扩张的生产就只能是——意识形态的生产。

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商品理念[13]，从头到尾就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物化”来达到对人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存在）的增殖，一个个体的人在商品的意识形态的催化下，不停地增殖着自己的社会关系。

但意识形态的生产要求的更多，它不仅要求人的社会关系的增殖，它根本需要的是这些社会关系的生产化。

于是意识形态生产通过阶级结构开始生产斗争，以便保证这些社会关系从物化的角度，达到明确的“分化”，直至工业化的介入，可以再次清晰的生产出不同的，可以满足新的社会关系（需求）的——商品。

这——就是意识形态生产的——全部了。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下的生产和意识形态的探讨推向了一个可能对一些朋友来说，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视域。

但对我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概述”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复述”；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尝试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知）到底揭开了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剖和马克思主义对这种解剖的解释，在我看来并不需要统一。

这就是“认知溯源”和“历史溯源”的区别。

认知溯源关心的是一个认知的线索，而历史溯源则是用这个线索尝试对整个世界做出“构建”。

所以在概述之中，我们的命题是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却又尝试用这样认知，分析而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构建。

基于这样的宗旨，我们恐怕很难不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毁灭路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思路反而是：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推进其永恒生产的根本手段。

同时，又因为这种永恒生产说到底就是对生产关系的生产，所以一切阶级斗争的“商品化”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

所以，资本主义最初对世界两极化，并不是为了帮助（根本还没有存在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是为了生产出资本主义最原初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演化史中，最初的资本家的“萌芽”大多数是出现在商人阶层而不是地主（甚至手工业者）阶层的理由：

私有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出发点不是生产，而是贸易，然而贸易也开始让生产隶属于它。手工业生产者与商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力量均势逐渐向有利于后者的方向倾斜。这种发展趋势使得经商的“企业家”们只差一步就将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了。
——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

打碎前现代的“生活组织”，并将这种非商品化（非生产关系化）的社会，全面构造成一个生产关系的社会，需要的第一步就是两极分化：

当市民社会的影响力势不可挡时，它在自身内部就包含着人口的增多和工业的进步。人们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为准备和提供满足需要之手段的方式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与限制，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附性和贫困化也愈益增长。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一阶级就失去了对更广泛的自由，特别是市民社会在精神上的益处的感受力和享受了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诞生的——两极化。

这个两极化是资本主义一切生产的根本范式。

但我们要小心两极化只是“生产范式”而不是“生产目的”

被分配给两极的“社会组织”不管在社会组织的形态上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须服从于两极的生产目的，也就是生产→生产关系。

于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化，在资本主义的一切生产逻辑中，就成了一个“原则”。

一切生产关系的占有、支配和运作都是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这个占有到底是最初的商人、还是随后的企业主、金融家或者未来可能代表所有生产意志的“AI” [14]对于资本主义都无关紧要。

资本主义需要资产阶级担负的唯一的社会角色就是通过推进不断深化的“物化”，来进行对前现代世界的——现代化改造。

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推进中，人是必须被消灭的“前现代抽象物”，它只有被关系化为“人类”，才能够成为现代化生产关系中的商品——劳动。

为了能够最大化人的人类属性——劳动，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诉求就是全面的——非人化：

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绝对的非人的贫困，而不是单纯缺乏的人的贫困。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了获得人类属性的劳动，要求一切难以装配的“人”必须机械化为易于装配的“生物”。

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贫困，不是生物（生存）的贫困，而是生命（生活）的彻底的非人化。

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认知溯源上，为什么是一个生存丰饶的自杀社会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基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构的，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绝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深层原因。

到此，我不准备再继续阶级这个话题，其原因就在于对于这个话题真正有价值的深入，已经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完成了。

阶级视域的全面非人化的对象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在16世纪现代化没有过度切入的领域——生命性。

经典的现代性思维在生命这个命题上，都是社会—生物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直到生命政治的出现，以阿伦特、福柯、阿甘本等为线索，生命在现代社会的对象化（管理）才进入到了严肃的政治哲学的视域。

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我们才可以对阶级关系做一个比喻：

如果说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非人的“被阉割之物”才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那么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的“特权化”，也只剩下了一个被阉割的人。

资本主义对生命的管理就是“全面的非人化”，统治者也必须是“非人的—人格化”，资产阶级必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格”，而那些被资产阶级“组织”的人类（金融家、企业家、科技寡头）都是作为一种“人格要素”，才具备了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人）的特权”。

这方面的论述，我们会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再做跟进，毕竟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已经不是这篇文章可以涵盖的了。

在这里我们更想要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一个普遍化的机制。

这个机制通过工业化的，意识形态的生产，才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纷繁复杂的阶级形态。

尽管从范式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两个阶级，也只存在一种阶级斗争；但这种斗争的商品化（物化）过程中，却通过制造大量的阶级形态，来推动生产关系的——无尽生产。

不管是女权主义，还是多元主义，每一次社会关系的动荡都会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高速的“两极化”，在这种两极化运动中，女权与反女权，多元与反多元都必然会被拟像为“阶级矛盾”。

随后，意识形态的生产便会蜂拥而至，两极化带来了清晰的“分化”，意识形态的商品会将这种分化彻底客体化。

自此——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关系的流程，便完成了。

好了，到此为止，我已经不可能再深化“生产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探讨路径了。

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这些概念对资本主义的深层指征，指向了一切社会实在论都无法关注的主题——具体的生命。

生命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之中，不管是哪一个思想流派，都扮演的是阿甘本的《神圣人[15]》的角色，其根本原因就是生命的现象是一种对一切关系的扬弃……。

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都无法离开“关系”，于是作为关系的意识形态就成了讨论一切生命（意识）的极值了。

当然，一个视域的界限，并不代表着一个思想流派的全部价值。

不过这那就不再是这篇概述所关心的了……

那就让我们在随后的再次冒险中再相见罢，而这里就最后祝大家阅读愉快了！

参考

1.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概述（1）：社会实在论》中，已经说明了为什么社会从存在的可实现——也就是实在——的角度，必然是第一性的原因，这个原因促使一切所谓的自然都不能在实在上被称为第一性，而只能成为一个被动的要素上的“先有性”： https://zhuanlan.zhihu.com/p/719623957

2. ^谢林的“存在者的非存在性”的论述，在这个书评里有所涉猎： https://zhuanlan.zhihu.com/p/706457952

3. ^无尽的增长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积累”最根本的扬弃，资本主义从原则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积累理念，所有所谓的积累，都不过是为了投入生产的——过度——一种为了生产被容忍的恶。

4. ^很遗憾，不知道为什么我找不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pdf，做的所有摘录也因此不可能引用了，无奈的这段描述只能通过无引用论述来进行了。

5. ^鲍德里亚的观点和列宁观点的交集，在这个想法里有粗略的涉猎 https://www.zhihu.com/pin/1802078710687473664

6. ^而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深入的接受了一切“交换”也就是生产关系，为什么从来都是象征性的；这个象征性的认知溯源，解释了消费社会作为一种高级生产之所以能够诞生的可能的原因，相关的介绍在这里： https://zhuanlan.zhihu.com/p/695803987

7. ^广松涉将物化强调为物象化，其实就是为了强调“物化”的实在效用，也就是说一切对象化都需要物化来实现。

8. ^对自然的历史化问题，我们在概述（1）中已经以社会实在论的命题做过深入讨论，这里就不再解释。

9. ^物的价值在这里其实是“关系的表征”，也就是说所有生产的实在，都是符号生产。关于符号生产的论述，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里对符号生产做出了诠释，虽然和我们在这里的切入点不尽相同，但作为理解符号生产的视域却是极好的文献。

10. ^马克思主义内部其实鲜有孤立讨论意识的视域，大多数情况下，意识的讨论最终都付诸于意识形态的阐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理论，几乎都是斗争理论的产物。

11. ^认知溯源对历史溯源的“人造性设定”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切历史溯源都需要的“主体的介入”。这方面的讨论在阐述霍布斯的国家人格的时候，已经广泛的涉猎过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709445438

12. ^相关引文在概述（1）中有深入讨论

13. ^马克思主义把这种商品理念称之为“拜物教”，但显然，这里面存在一个不必要的误导，那就是以为资本主义伦理观是对“物”的贪婪，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伦理是对无限进步和无线增殖的贪婪。

14. ^注意：即便是反人类/非人类主义，想要对人类中心产生批判，其所谓的“非人”——不管这个非人是硅基生命还是AI——都必须是生产的，哪怕这个生产是尼克兰德式的湮灭都是如此，这些讨论我们会在国家主义随后的控制论的主题下再做展开。

15. ^对这个概念的初步介绍，在这个书评里：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1118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