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关于历史人物杜文秀问题的两则重要评价

近期，在网络甚至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中又出现一些文章对包括杜文秀在内的我国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问题进行诬蔑歪曲（例如作者署名为文轩的《清代咸同回变性质之辩》）。关于杜文秀讨论，我国史学界已进行了5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参加讨论的都是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已有明确结论。但一些人仍置史学界数十年讨论成果于不顾，不举史料，老调重弹，令人不解。本平台今日特别转载《人民日报》于上世纪刊载的《云南一些历史工作者对杜文秀提出新的评价》和《杜文秀“卖国”说辟谬》两篇重要文章，以正视听。

刊发于《人民日报》1961.10.14

最近，云南省历史学界运用调查研究的成果，对一百年前云南回变的著名领袖杜文秀（回族）提出了评价。

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１８５３—１８７４年），云南省曾经爆发过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的规模和声势之大是云南历史上空前的。其中又以１８５６年杜文秀领导的由回、汉、白、彝、傣、纳西、景颇等族人民组成的起义军力量最大。他们曾经建立了以大理为中心的政权，控制了滇西的广大地区，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反抗清朝统治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杜文秀逝世到今天的八十九年间，我国历史学界曾经对他有过三种不同的评价。即：全部否定，全部肯定，以及部分肯定、部分否定。为了给杜文秀这个历史人物以正确的评价，１９５８年９月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单位的科学工作者和师生组成了调查组，深入到当年杜文秀领导起义的中心大理及附近的十余个县，从各方面搜集有关杜文秀的资料，并向当年参加过这支起义军的回、汉、白、彝等族人民的子孙中进行访问。调查组在这个地区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访问了几十个回、汉、白、彝等民族的老人，搜集了大量的家谱、传说以及祖辈留藏下来的史料，并查阅了各地的府志、县志等历史文献。在历时近一年的时间里，调查组共获得各种资料三十多万字，为研究杜文秀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目前，我国历史学界对杜文秀领导起义的前半段（１８６８年前）是一致肯定的，争论主要是在起义的后半段，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杜文秀与英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在杜文秀与英帝国主义的关系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１８６８年，杜文秀与英国建立了联系。英帝国主义极力怂恿杜文秀建立“伊斯兰教帝国”，进行了分裂祖国的活动。他们给杜文秀大批军火，并帮助起义军建立兵工厂。杜文秀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自称“撒里曼苏丹”，改年号，造宫室，建立了一个所谓“独立国”。因此，自从杜文秀勾结英帝国主义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再是起义军的代表，而是祖国的和起义军的“叛卖者”。云南省的一些历史学者根据调查到的资料否定了这种说法。

第一，１８６８年，英帝国主义是曾经派遣特务到大理一带活动的，但是杜文秀并没有和英国侵略者相勾结。据大理、保山等地的一些回族老人说，在杜文秀将要失败时，有一个英国人叫白林丁的从缅甸进来，向杜文秀驻腾越的大司阃（杜文秀封的一种官职）说：“英国人愿意负担一切军需，但是取得胜利以后，所获的利益应该由大理和英国人各得一半。”大司阃送他来到大理，把他介绍给杜文秀，但是，杜文秀听到他的条件，不愿见他。后来，杜文秀派人送他回腾越，他就转回缅甸去了。在杜文秀的参军刘通衡１８７０年９月《上杜公书》中，也查到了关于这段关系的记载：英法两国“欲交我大元帅而传命犹未通”。

第二，调查组在当年杜文秀活动过的地方所获得的材料都证明杜文秀一直称“大元帅”，并从一些材料中看到了他盖的方形帅印。同时，调查组曾经在苍山的斜阳峰麓，见到不少杜文秀时代的墓碑都以甲子纪年，而没有发现过什么自改的年号。调查组又用当地的历史文献来核对，也未见到杜文秀另有过年号。并且，杜文秀仅在１８５６年攻占大理后修建过帅府。从大理县志及各族人民的调查中，都找不到杜文秀建宫室的材料。

第三，调查组从大理沿着当年起义军活动的路线，直到杜文秀失败的腾冲县，访问了许多回族和汉族老人，都还没有发现过英国侵略者直接给杜文秀军火以及帮助杜文秀建立兵工厂的事实。据汉族老人杨范修说，“杜文秀起义军前期仅用刀、叉、矛等兵器，中期有了火线枪，最后有了膛枪，枪主要是从缅甸进口的”。甚至在法国侵略者罗舍所著《云南回民的叛乱》和英人龙姆贺尔所著《伊斯兰教在中国》中也都说：杜文秀还购得大量的火枪——大部分是燧枪，其中有英、德、法制的；它们都是久已为欧洲所废而不用了的武器，由英国人卖给缅甸人，再由缅甸人卖给杜文秀。

最后，关于杜文秀遣使到英国和土耳其求援的问题，调查组从回族和汉族老人中所了解到的材料都说明，杜文秀曾经派过人到英国，但是他未得到外国的任何帮助。在使者返回缅甸时，大理已告失守，杜文秀起义军已失败了。在杜文秀快失败时，有人劝他突围到缅甸向英国求援，否则就投降清廷。但是，杜文秀既没有逃走，也不投降，而是服毒自杀。回族老人马泽生（他的祖父是杜文秀的侍卫）说：如果杜文秀要依靠英援，他应向西往保山、腾冲一带撤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死守大理，慷慨就义。

杜文秀“卖国”说辟谬

刊发于《人民日报》1980.04.25

杜文秀是清代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关于他有“卖国”的谬说，起于所谓“大理回教国”的传单和所谓“大理使臣”这两件事。前者是外国殖民主义者捏造的，后者则为刘道衡这个卖国败类自己干的骗局。这是今年第四期《学术月刊》发表的罗尔纲的《杜文秀“卖国”说辟谬》一文考证所作的结论。

文章说，我撰《太平天国史》，写《杜文秀传》，深为这样一位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的杰出人物横遭“卖国”污辱而不平。

文章对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所搜集到的大量外文资料作了充分肯定，但也对某些看法和判断提出了商榷。

文章列举了杜文秀的政策措施、大理回民的口碑以及杜文秀施政的重要文件——《进位改制禀》的手批等资料，证明所谓“大理回教国”的传单纯系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捏造。

文章不同意田汝康的论断：“散发这份传单的目的是为了煽动其他地区回民共同反抗清朝的统治，其内容代表了极少数阿訇的看法和趋向。”文章说，如果确实如此，则这张传单应该散发在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和回民聚居的地区，而不应该散发在西藏和四川的藏族地区。文章认为，它出现在上述地区，正说明这是外国殖民主义者所干的。

文章对刘道衡《上杜公书》和杜文秀的批语，以及刘道衡《上杜公书》的日期、刘道衡过缅甸的日期，大理被围的日期等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认为所谓“大理使臣”的行径完全与杜文秀无关。

文章考出四项事实证明这一可耻行径完全是所谓“大理使臣”刘道衡自己搞的骗局。第一，从刘道衡带去的所谓杜文秀向英皇称臣表文的年月和他过缅甸的年月来看，说明这份称臣表文是刘道衡在缅甸假造的。第二，这份表文的笔迹和刘道衡写给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两封亲笔信的笔迹很相似。第三，作为“献土称臣”表示的所谓“大理所管之地”的地图，其实是《大理苍山十九峰风景画》。第四，作为贡献土地人民山川城池的象征的四箱大理石，体积“庞大笨重”，连火车轮船运载都有困难，不可想象当时化装出逃的刘道衡能够从大理运出这四箱大理石。文章说，根据上述四项事实，足证刘道衡搞的“使英”是个骗局。

文章最后说，多年来竟把捏造当作真事，把骗局看作可信，遂使杜文秀横遭诬蔑，几成定论，以至于今。

“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杀。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至大事之图成，惟天命之是听。无知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杀协镇者封以协镇，杀都邮者授以都邮。高明退身，庸愚堕计。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鸿沟之血未干，乌合之师突至；妄思螳臂以当车，奚啻鸡卵之击石。”

杜文秀无疑是回变首领中少有的包容开放、宽宏大度的多民族统治者。其人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与信仰，部属中有大量汉、白、彝、傣、满、哈尼等民族，联合汉夷共同抗清，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尤为重视贸易。其人既指导修清真寺，又捐款重修佛寺，又用蓄发易服来宣传反抗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