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住房、消费和股市：我们的钱去哪里了？

社保上涨 、买房放宽、内需不足、消费降级、以旧换新、炒股被套、延迟退休……这些词几乎出现在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聊天中。身处下行的经济周期，钱包的变化不仅影响个体，也悄然塑造着社会的氛围。 

过去四十年，历经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两大历史节点，极大塑造了中国人对于经济生活的认知——越来越好，理所当然。而当人口、外贸和城镇化的红利消失，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动力难以为继，年轻人也不再被视为拉动消费的引擎。和“钱”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变得具体而紧迫。 

年初，青年志编辑部和「翻转电台」主播李厚辰一起策划了「我们的钱」 系列。年终，借着回顾系列的12篇文章，我们也重温了2024年跌宕起伏的经济连续剧。由于系列文章涉及许多维度，这次我们重点从社保、住房、消费和股市四个方向，逐一复盘。 

显然，许多问题并非骤然产生，而是在过去的经济狂飙中早早埋下的伏笔。 

李厚辰 ，「翻转电台」主播，「我们的钱」系列作者 

阳少，青年志编辑

社保的紧迫程度

阳少：社保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今年的舆论场似乎有了更高的“能见度”。无论是年初深圳、上海等城市社保缴纳基数的上涨，还是夏天引爆舆论的“延迟退休”，外加不断有媒体报道的“年轻人断交社保”。2024年，对于个人和社会分别来说，社保问题来到了怎样的紧迫程度？

李厚辰：首先，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性挑战。例如，法国马克龙政府通过国会强行推动“延迟退休”的改革，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在美国，私营医保体系的弊端长期未能解决，也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隐患，比如最近那个医保巨头CEO被暗杀的事件；而韩国最近的医疗体系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造成了许多医护人员的罢工。

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财政困境。不管想与不想，现代国家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超大的福利国家，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占据了现代国家数一数二的财政开支。而在疫情之后，各国因财政扩张和量化宽松政策普遍面临高通胀。为了应对通胀，各国又纷纷加息，结果进入了紧缩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疗和养老体系的问题也随之暴露。

而对于年轻人来讲，现在离退休拿养老金非常早，离大规模生病也非常早，更多就是在交社保。在Ta还没有感受到社会安全网如何兜住自己的时候，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每个月要缴纳的社保越来越多，这就带来很强的“被剥夺感”。日本年轻人现在就感觉完全在为老年人活。加上日本还是一个高福利国家，每个人缴纳的企业年金压力是很大的，当然他们也有政策说，如果你现在低收入，就可以延迟缴纳等等。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这一定是一个全球性的严峻问题——拉长时间线看，如果没有超常规的经济增长，或者大幅度加税、进行财政补贴，任何国家的养老和医保账户都是不可持续的。

而对于我国来讲，因为人口数量和过去激进城市化的规模，不可持续性的猛烈程度会更强。我也在文章里写了，“延迟退休”的政策给的比预期要“急”。因为从人口结构来看，未来7、8年，养老金的缺口是在极速扩张的。此外，“个人养老金”制度最近也在全国铺开，虽然目前它还没有被统筹的，但未来会怎样还是一个未知数。

老实说，社保缴纳基数的提升速度，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值”。比如说上海市的最低工资（2690元）和社保缴纳基数（7310元）之间，基本上是 3 倍的关系。如果个人觉得“不值”，那企业就会觉得“更不值”，因为在中国整个社保体系之中，企业承担的是个人的两倍多。在这个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招工，也间接影响了年轻人的就业。

此外，我国的社保基金结余是每个省份单独核算。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些财政状况比较差的省份，社保就完全靠转移支付了。这也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了压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明年为了维持转移支付，财政赤字预计会从3%提高到4%，这已经是历史高点了。这1%的提升只能增加1.3万亿元资金。而我国每年的转移支付金额都超过10万亿元，1.3万亿可能刚刚够填养老金的缺口，但实际上，转移支付需要资金的领域还有很多，远远不止养老金这一块。

阳少：你刚刚提到了年轻人在社保问题上的“被剥夺感”，这让我想到了你在《社保，为何越缴越多？》这篇文章里提的一个概念——养老金替代率。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养老金替代率不过40%。什么是养老金替代率？我们又能中看出哪些端倪？

李厚辰：养老金替代率，就是退休之后每个月拿到的养老金和退休之前收入的比值。假设我退休之前月收入是1万，退休之后拿 4000 一个月的养老金，那养老金替代率就是40%。

如果不算最新推出的个人养老金，我国既有的养老金体系分为城镇职工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养老金。而其中的城镇职工养老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城镇的职工养老金，跟你的收入有关；另一部分是企业年金。过去，整个公务员体系是有单独的养老金系统的，现在都并到城镇职工养老金。但一般来说，大国企和公务员缴纳企业年金是比较足额缴纳的，未来会成为Ta养老金中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但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来说，因为缴纳社保养老金已经够困难了，缴纳企业年金的概率非常小。因此未来生活中，如果只拿城镇职工养老金，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标准，替代率就是很低的。

至于农村人群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实在太低，一年不到两三百块，几乎不用考虑养老金替代率的事情了。

阳少：这其实就涉及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你今年也写了文章。我国在2016年从名义上告别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但城乡之间鸿沟依然很大。比如以养老金为例，二者的支出就完全不在一个体量上。

李厚辰：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这种差距。首先是养老，城乡居民养老的参保人数为 5.4 亿，而城镇职工养老的参保人数为 5.2 亿，两者人数相当，都是 5 亿多。然而，支出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居民养老的支出仅 4,600 亿，而职工养老的支出高达 6.3 万亿。按平均数计算，居民养老部分每人每年仅 854 元，而职工养老部分则达到 1.2 万元，差距极为悬殊。

医保方面，职工医保的参保人数只有 3.7 亿，远少于城乡居民医保的 9.6 亿。城乡居民医保支出约 1 万亿，而职工医保支出高达 2.8 万亿。从使用频率来看，城乡居民医保覆盖的 9.6 亿人，一年产生了 26 亿人次的医保使用；而职工医保的 3.7 亿人，却产生了 25.3 亿人次。当然这跟城市和乡村在医疗资源上的分配有关，城市人无论大病小病，可以经常跑医院，但农村医疗点的遍布很稀疏，居民去医院享受服务的次数也少。此外，在医保的平均支出上，城乡居民医保每次支出的平均金额约为 400 元，而城镇职工医保则达到 1100 元。

听上去，政策通过命名方式试图解决城乡二元化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从实际情况来看，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城镇户口的人，参加的仍然是城镇职工医保和养老保险。因此，城镇职工医保和养老更能代表城市人群，而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则更多地代表了农村人群。

这与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体制密切相关。二元体制由来已久，主要是因为国家无法为如此庞大的人口提供普遍的福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下，城乡之间的二元分配更加严重，尤其体现在食品的配给制度上。当时每个月的口粮、油和肉的数量，农村和城市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后，首先形成的是公务员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大概在2015、2016年左右开始逐渐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结构。虽然这种新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体制内外的差异，但城乡之间的二元差距依然高度显著。

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依然是城乡户籍二元结构，社保上的差距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在失业保险方面。对于农村户口的人来说，办理失业保险非常困难，因为政策上认为你家有土地，应该能够自给自足，为什么需要失业保险？而城镇户口的人则可以更容易地享受到相对更高的失业保险。

但城乡二元结构很难快速弥合，主要是因为过去的激进的城市化，各个城市的市政支出大幅增长，如果再提高城市化率，比如每个城市人口再增加10%，那新增人口所带来的福利支出将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在当前财政状况已经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福利支出变得非常困难。

电影《三峡好人》

楼市能被稳住吗？

阳少：你刚刚提到了城市化，那我们接下来就回顾一下今年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的崛起伴随着这一波的激进城市化，而随着城市化进程来到瓶颈，叠加过去的一些政策因素，过去几年，地产行业的寒意几乎弥漫到了每一个人身上。单就2024年来说，感觉政府已经做了很多举措来稳住房地产市场，比如一线城市取消或放宽限购，优化个人房贷利率等等。就你的观察，这些举措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呢？

李厚辰：目前，政策上基本已经用尽了所有可行的调控手段了。例如，某些城市的限购政策已经取消，首套房的首付降低，利率下降，审核标准放宽，甚至契税也进行了调低。在拿掉过去的政策限制后，几乎没有更多的政策可以进一步放松。

放开限购后，某些城市房地产市场是有回暖的，尤其是深圳和上海的二手房市场。然而，这种火热是否能够持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可能，当前的回暖只是前期积压需求的释放，后续能否保持热度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过去之所迟迟不放开一线城市的限购，是因为担心一线城市的虹吸效应，比如对于有条件的河北居民来说，北京楼市一旦放开，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去买河北的房子了，这会进一步抬高一线的房价，拉低非一线的房价。

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情况在新房和二手房、一线和非一线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二手房市场的回暖速度明显快于新房，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恢复较快，而其他城市则未见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新房市场的恢复则相对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新房库存仍然较高，消化这些库存需要较长时间。在11 月，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已经开始上涨一点点了，新房的价格也好想持平止跌了，这算是最近相对比较好的经济信号了。

阳少：为什么购房者现在更倾向于购入二手房？

李厚辰：首先，二手房的价格更具灵活性，购房者可以与房东进行谈判，价格相对容易调整。而更重要的是，购房者对新房的质量和安全性产生了担忧。由于烂尾楼问题的存在，很多人不敢购买期房，宁愿选择已建好的现房。而二手房作为现房，风险较小，购房后可以直接入住，避免了不确定性。

此外，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问题，导致很多新房的品控存在隐患。尤其是近几年，由于资金紧张，许多新房的工程质量出现问题。一些购房者就发现，竣工后的新房存在很多质量缺陷，例如管道、弱电井等地方都有问题。这使得二手房成为更加可靠的选择。

阳少：我们刚才讨论了购房市场，接下来，我想跟你聊聊租房市场。毕竟，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主要还是租房。今年很多城市都陆续推出了保租房政策，保租房并不像过去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公租房，你在文章中称之为“市场化运作的租赁房”，只不过房东不是个体、不是平台，而是政府。

李厚辰：因为现在新房市场饱和，各个城市都有大量的房地产库存，所以政府需要把库存楼买下来出租，这其实是一个盈利项目而非公共服务。在上海，许多保租房的租金与周边楼盘和租房市场相当，甚至有些保租房的租金还会稍高一些，具体取决于房屋的质量。因此，保租房成为了一个新的市场项目。如果政府加大保租房的供应量，比如占到租房市场的10%，就可能会对市场产生较大影响。另外，保租房的租赁保障措施如何，也值得关注。

许多国家对租金上涨都有严格的控制措施，但中国在这方面缺乏立法和保护，因此保租房的市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保租房收入来支撑其运营。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大城市之外，中国的租赁市场相对较小。例如像我的家乡是一个四线城市，根本不需要保租房，因为市场空间有限。

真正可能会受到保租房影响的还是一线城市。如果政府大规模提供保租房，未来它可能会对租房市场的价格造成一定冲击。尽管如此，一线城市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小，这也意味着政府可能不会通过提高保租房价格来缓解财政压力。需要留意的可能是一些有较大需求同时负债又非常严重的城市。

阳少：某种程度上，政府启用保租房项目，也是因为卖地能带来的收入越来越少。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土地财政”（关于土地财政，详见《房价上涨的二十年，被错置的人与土地》）的思路是否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李厚辰：绝对是要变化的。我们先来说短期。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库存过高，如果继续增加土地供应，房价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因此，稳住房价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减少土地供应。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指出，明年房地产的土地供应要适度减少。此前有政策规定，城市的去化周期，即卖完现有库存所需的时间，必须在8个月以内，才能继续卖地。然而，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去化周期已经达到三年，远远超过了8个月的标准。这意味着，许多城市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可能无法再卖地。因此，明年的土地供应将大幅减少。

土地供应减少意味着土地财政收入必然下降，这是短期内的现实问题。房地产库存过高是制约土地供应的关键因素，这个问题在2024年无法解决，因此2025年土地供应将进一步减少。

从中期来看，土地供应主要受人口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如果人口继续增长或城市化率大幅提升，才可能出现更高的土地需求。但从目前来看，这两个因素都已趋于饱和。人口增长放缓，城市化率已达到约60%，进一步提升难度较大。因此，土地需求在中期内很难大幅增加，从23年开始，我国可能要逐渐走出“土地财政”的周期，21年是最后一个高峰了。

土地财政结束后，地方财政收入的补充问题成为一个严峻挑战。根据今年三中全会的讨论，政府可能通过调整消费税结构以及地方税收来弥补这一缺口。具体来说，消费税将从中央独享变为中央与地方共享，地方可以分得一半。此外，地方税收中的教育附加费、城市建设费等将合并为城市建设税，并允许地方调节税率。但这一改革尚未落地，是否能够在明年两会之后实施仍是一个待解的问题。如果地方增加税收，企业的负担也将加重，这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的活力。

然而，即便城市建设税和消费税的部分收入可以分给地方，但与土地财政收入的规模相比，这些收入仍然相差甚远。除了依赖每年赤字率增加和转移支付来填补这一空缺之外，地方政府如何弥补这一巨大的财政缺口，仍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电影《路过未来》 

需求不足的本质是收入不足

阳少：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自己今年观察到的消费现象。今年明显“银发经济”被提及得很多，这当然跟老龄化的趋势有关，但反过来似乎也说明，年轻人不再像更早期那样被视作消费的动力引擎。社交媒体上，“长期主义单品”开始成为一种营销话术，比如你可以用一个相对高的价格来买一件能穿5-10年的衣服。总之，能感觉年轻人在“抠抠搜搜”地过日子。

李厚辰：我觉得“消费降级”是越来越凸显了。不仅体现在价格上的压缩，还表现在品牌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上。很多品牌，如塔斯汀汉堡、蜜雪冰城、酷迪咖啡、瑞幸咖啡等，凭借较低的价格，迅速挤占了传统消费业态的市场份额。

美团团购消费券的广泛使用也是一个例子。过去大家没有像今年这样如此高频地使用消费券。以至于我的一些上海餐馆老板朋友告诉我，如果餐厅不与美团合作，不支付所谓的“保护费”，可能会面临客流量下降等问题。美团的商业模式和生态系统，已经成为餐厅运营中的重要推动力。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新现象：平台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双十一”创造了历史新高，但11月的消费增幅大幅下降，尤其是在服装和化妆品领域。这意味着很多人在“双十一”的促销活动中透支了后续的消费空间，这也反映出消费者对价格更加敏感。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今年“双十一”的时间被拉长了，活动提前了十多天开始。

阳少：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政策就是“以旧换新”，你也就此专门写了文章。有意思的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消费颓势大都是服务业，而这个政策更多是对于制造业的拉动，这里面是否存在一种“此消彼长”？以及贯穿2024年的另一个消费现象就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到底指哪方面的需求不足？

李厚辰：在“以旧换新”之前，社会零售品的消费总额下跌得非常明显。政策之后确实有些回暖，也是两个补贴最大的领域。以电动汽车为例，目前市场上车企自身降价幅度已不小，加上国家每辆补贴1万元，降价效应非常明显。以一辆8万元的车型为例，如果降价1万元，再叠加国家补贴1万元，总价降至6万元，相当于价格降低了25%。类似地，白电产品的补贴力度也达到20%-25%，消费者购买时相当于享受了七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

我们国家对于消费拉动更多是定向刺激，而不是像一些国家那样直接发钱，当然上海也发了很多餐饮和文娱体育方面的消费券。300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加持“两新”（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绝大部分还是家电和新能源汽车的以旧换新，这里面还是有很强烈的产业政策导向。

至于“需求不足”，核心其实还是消费能力不足，也就是收入不足。刚刚我们讲了收入面临的问题，也包括房价缩水的问题，再加上社会保障的问题。你肯定更倾向于存钱去抵御未来的风险，而不是把它花掉。过去对于消费有着最大提升度的还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面临着财务紧张的困境，特别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压力成本增加，消费的下滑是一个完全可以想象的事情，所以定向的消费刺激政策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

另外，我国也不是刚刚进入城镇化的阶段了，汽车和家电的消费暴涨估计已经来到末端，如果以旧换新的补贴力度不继续加大，那么它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你太不可能刚买了一辆车，过半年又换一辆，汽车和家电这样的耐用消费品，起码都要有个三年的更换周期，那么到未来它的空间肯定是越来越小。

整体消费的拉动，说到底还是得靠工作收入和社保福利的提高才能完成。所以在最新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里，就首次提到了给中低收入群体“减负”的说法。减负可以有两个方向，一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也包括社保上涨的放缓），二是国家可能会提高一点城乡居民医保和城乡居民养老的额度。

阳少：“需求不足”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问题。以及，通过制造业来拉动消费需求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李厚辰：早在2015、16年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需求不足”和“消化产能”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在当时要搞“供给侧改革”和“棚改货币化”。因为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大大拉动了基建，水泥、钢材、玻璃、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外加2015年的股灾，股市直接从6000多点跌到2000多点，于是国家想出了“棚改货币化”，试图用房地产来进一波拉动经济，而这又进一步扩充了产能。

也就是说，在我们过去的经济分配体制之中，一直是国家在使用投资的方式，以国企体系为主去注入经济活力，这部分钱就没有往居民的口袋里流。甚至在“棚改货币化”以后，还让很多居民因为买房的原因背上了很长的负债和杠杆，进一步压缩了居民的财富和消费的空间。这也是国家和社会在分配上的结构性问题。

阳少：在你看来，未来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消费增长点吗？

李厚辰：有一个方向，但我估计年轻人可能不太愿意去做，就是养老和家政。这也是一个全球趋势。过去一年，美国的工作机会增长非常强劲，非农就业数据特别好，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养老和医护。日本也同样如此。面对老龄化社会，养老和医护就是一个社会能提供的最扎实的工作岗位。

未来十几年，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1300万左右）都会在高位运转。所以国家想要创造就业，一定需要结构性的机会。过去，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外加融入全球化所带来的外贸红利，人口的结构性红利和高速城镇化，才保证了每年能够创造出海量的工作岗位。随着这几波红利的消失，海量工作岗位的出现需要一个新的结构性空间，遍观全球经验，养老、医护乃至家政是有巨大结构性需求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它跟当下的大学教育是错配的，对年轻人来说可能需要心态上的巨大转变。

电影《桃姐》

股市只是经济的晴雨表，无法带动经济

阳少： 9月底，股市迎来了一波大涨，关于股市未来会继续暴涨的猜想，弥漫在整个十一假期，“00后贷款入市”也成为新闻。但十一假期后的第二天，上证指数重挫6.62%，连续跌破3400点与3300点关口，至今仍在3300点上下徘徊。你怎么看待A股在短暂疯涨后的后继乏力？ 

李厚辰： 我觉得看了10月11日的文章 然后从A股退出的人，应该感谢我（笑）。就像文章写的，最近指数看起来没有跌很多，可散户下跌的绝对比指数要多，因为超级大盘股有国家队拉着、撑着指数，但许多散户是没法去抄大盘股的，只能去小盘股，微盘股，但这种股票的波动是很大的。 

10月8日以后，整个股市其实是很不理想的，最近看起来也出现了资金的大规模外逃。所以股市只能是被看作经济的晴雨表，而非拉动经济的引擎。如果整个经济没有大的改变，你很难期待股市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阳少：十一假期期间出现了很多“股市带动经济论”，现在看来这也只一厢情愿。

李厚辰：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人人都想赚钱，希望经济向好。外加9月底的涨幅确实非常离谱，对于经济信号进行过度乐观的解读是人之常情。另外就是，从23年初开始，社会情绪就在期待报复性消费和报复性的经济增长，但迟迟没来。等于说憋了两年，终于憋到了所谓的“大招”。

这也从侧面看出，“经济好才是常态”的思维仍然植根于我们这几代人，大家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转是缺乏知识去理解的——反正每年都欣欣向荣，为什么要去了解它的内部结构呢？只有问题出现了，你可能才会去想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阳少：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反映了中国A股的“出厂设置”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李厚辰：A股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般国家要促进股市的流动性，一半是要促进自由交易，通过促进交易的频率来让股价保持稳定。因为股票就是靠无数的人炒作与交易，让股价到达一个合理的定价区间。但我们国家为了避免股票的大幅波动，有大量对于股票交易的限制，比如对于做空的限制，对融资融券的限制，对交易时间的限制，对做市商和券商的限制等等。

这么多的限制其实是给波动埋下了种子，因为你越来越难以让价格会到合理的区间，反而给了少部分机构和庄家炒作的机会，也会影响整体股价的估值。所以很多人说中国股市是价值洼地，中国股票的市盈率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股票相比是较低的。但是也不能用其他国家股市的市盈率来要求中国股市，在种种限制的情形下，我觉得这就是它的正常定价了。

因此，也很难想象股价可以被真正炒高。回看9月底那波上涨，从证监会放释放资金开始，很多外资跑步进入中国市场，但从10月8日开始，这些机构投资者就已经有了逃顶退场的迹象。机构净流出，散户净流入，这就是一个短期行情的信号。

作为散户，在信息如此不对称、资金如此之少的情况下，不是运气不好才当的韭菜，而是整个股市的技术性条件，让散户变成了“结构性韭菜”。

市场需要真正的活力与自由

阳少：我们刚刚从社保、地产、消费聊到股市，最后可以来对2024年的经济现象做一个作结，同时也是呈现一种理解的视角。我的观察是，经济生活的基调变化，明显早于2020-2022这三年，而这跟经济制度是分不开的。无论制造业还是房地产的确带来了经济红利，但红利的大头属于谁？谁又被落下了？这都是需要去问的问题。而且这里面既包括“裁判”和“运动员”的关系、也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遗留等等。也就是说在当下，大家可能期待的还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路的变化。

李厚辰：除了大规模刺激，整个市场想要看到的是改变。说实话，今年的大规模刺激不可谓不多，还有像提高赤字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扩大专项债规模这样的政策。所有的政策和工具都用上了，短期之类可能会带来一些流动性，但长期来看是否会让结构性问题加剧？比如消化产能，重复建设，还有投资回报率的不断降低，这些都是老问题了。

这次中央财经工作会也讲了，扩大内需，用一切办法扩大内需。但每个人也都是在花自己的钱去消费。扩大内需至少要三个东西：稳定的工作，增长的收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三个东西要做得到，大家才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消费。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分配没有比较大的改变，社会面的经济没有很大规模的成长，这一切都会变得很困难。而社会面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就要靠民营经济。今年各种民营经济促进法条逐一颁布，但类似像“远洋捕捞”这样的事情对于营商环境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民营经济怎么发展？靠检察院的关怀，靠各种促进法吗？只有真正给予市场活力和自由，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起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问题青年，36氪经授权发布。